——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

　　凯雷已经将收购徐工股份的比例降到了50％，而花旗也修改了竞购广发银行的方案，两税合并更是日益成为了政策和立法的重点。近年来，针对外资在中国的角色以及效果问题，全国掀起了广泛的讨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跨国公司将自己的生产链延伸到了全球各地，目标只有一个——利润最大化。巧合的是，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受到东亚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出口加工业成为了优先发展的重点之一，而在资本等要素匮乏的情况下，外资显然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两者的结合曾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现有的财政制度和官员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普遍将招商引资作为考核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为了吸引外资，地方政府普遍使用了廉价土地和税收的方式，但由此也带来了生产要素的扭曲，造成了对内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恶化了国内的整体经济环境，而这对长远来看显然是不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这种吸引外资的方式，是既牺牲了公平，也危害了效率。

　　为此，本期我们专访了对此颇有研究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

　　中国还没有“绿地外资”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外资已经过多的进入了中国，反对外资再汹涌进入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强。作为较早提出要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反思的学者，您关注到了这一变化了吗？

　　黄亚生：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2003年，当时这个话题还没有现在这么热。我总觉得大家有一个理解上的偏差。在国内，人们总认为这是一个外资进入多还是少的问题。

　　可事实上，中国引进外资在1995年就已经很厉害了。在我写的那本书（《销售中国》）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数据。

　　实际上，我并不是要反对引进外资，限制外资在中国的发展。我是反对国内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压抑国内资本的发展。

　　《21世纪》：以这个角度，您是怎么看待凯雷收购徐工案中的问题？

　　黄亚生：凯雷的这个收购，跟此前外资在中国的所有收购事实上没有大的不同，惟一的区别就是凯雷是收购徐工机械本身。但这种收购行为在中国绝对不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过去只是不收购母公司，而是收购母公司的资产，是把母公司变成一个空架构。其实，从纯经济效益上来讲，这就是一种收购行为。但之前，我们更多的把这种收购看成是所谓的“绿地外资”收购。

　　《21世纪》：什么是“绿地外资”？

　　黄亚生：“绿地外资”严格意义上的解释就是两家企业，你做A，我做B，我们联合起来去做C，双方共同开发一个新的产品，你也不生产这个，我也不生产这个，我们双方合作生产一个新的产品，互担风险。

　　但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合资，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过去中国所谓的收购行为事实上全是挂在合资名下进行的，只不过凯雷这次更明显一点，不光是收购这个企业的资产，把整个企业公司的品牌都收购了。

　　事实上，品牌收购在1990年代是一直存在的，像孔雀电视，在1980年代、1990年代初的时候在中国还算新鲜，后来这个品牌都没有了，到哪儿去了呢？都到飞利浦那里去了，它给消灭掉了。

　　跨国公司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或者收购你的企业，或者收购你的资产，再加上收购你的品牌，一般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你这个品牌。

　　这恰恰不是“绿地外资”，不是双方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品牌或者是新的产品，所以它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凯雷的收购和1990年代大大小小的，什么飞利浦在中国投资等等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只不过现在好像觉得外资开始收购了。

　　安全的收益现在还是将来

　　《21世纪》：此次徐工被收购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徐工是民族品牌。

　　黄亚生：我现在问你，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孔雀是民族品牌？大家都不提这些了，因为它已经消失了，大家都记不住了。

　　而徐工的被收购绝对不是一个新发生的事情，这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实行的这种欢迎外资，压抑自己最民族企业带来的一个后果。

　　所谓最民族的企业就是民营的私有企业。只不过现在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做的盘子这么大，中国政府由于在民营化方面更加开放，所以允许外资企业收购整个公司了，惟一的区别就是这个。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认识，这种行为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这是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21世纪》：似乎很难理解徐工交出控制权。

　　黄亚生：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最近，美国的电器连锁商百思买控股了中国民营公司五星电器51％的股权。这在中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一个企业家在自己的企业成长得很好，在这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9%～10％的时候，愿意把自己超过51%的股权卖给外资企业，在其他国家我们是根本看不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任何一个企业家不管是从经济目的出发，还是从个人野心出发，都是不愿把控制权交出去的。

　　《21世纪》：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黄亚生：百思买在全世界是最大的电器连锁商，但是它成立的时间却并不很长，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很小的企业，你能想象在百思买成长很快的时候，美国经济发展很快的时候，创业者愿意把自己的股权出让给一个日本企业、一个德国企业吗？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个事情恰恰在中国发生了。

　　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宏观看来，一切指标非常好，微观上企业家却对自己的发展没有信心，要套现，所以这种现象一定要说到本质上，就是实际上企业家是没有信心的，他认为在此时此刻拿到的收益要比将来拿到的收益大。

　　《21世纪》：但是在1998年左右的几年间，大批集体和中小国有企业改制为了民营公司。这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私人资本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挤压。那您怎么看呢？

　　黄亚生：这种企业发展的模型是非常畸形的，事实上，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不愿意管理一个非正常运转的公司。反而，这个时候外资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了给自己的企业正名，往往是希望把自己的公司转成一个外资企业。

　　我个人认识的国外战略投资者到中国来投资也就是用这种语言跟中国的企业家讲的，变成我给你投资，不仅仅带来钱、也给你正了名、法律上的正名。

　　要是一个几千人的企业，管出口业务，要银行贷款，你老是做这种黑色、灰色的经济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资政策，而在于内资政策，我老是想讲这个观点，这不是说限制外资还是鼓励外资的问题，而是限制有效的内资企业还是鼓励它发展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全在于民营企业家对将来的收益能够获得保障是否有信心，如果他没有的话，像刚才讲的五星电器这些企业的行为是非常合理的。

　　鼓励？限制？

　　《21世纪》：你觉得中国在内资政策上，哪些观念或者是哪些大的方向上需要注意？

　　黄亚生：现在比较通常的说法并不是我们的银行不向民营企业贷款，而是因为这些企业偷税漏税，他们做的账不清楚。但现在我们这么去想这个问题，考虑到违规成本，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愿意正常发展，他也不愿意偷税漏税。况且，民营的中小企业在任何国家都有一个信息不完备，怎么监督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为什么人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恰恰在中国却解决不了？而且，在中国一碰到这些问题就觉得这些私营企业家不规范等等。

　　解决他们做假账、偷税漏税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是技术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我相信所谓做假账，如果让一个民营的银行家去对待这个事情，他总会想到办法的。

　　相比较来讲，美国政府算是对市场干涉很少的，但恰恰在小企业贷款上，政府往往是出面进行一定的担保。中国正好做相反的事情，那些最不需要担保的国有大企业，总是要给它担保。而那些处于创业期间的小企业，最需要担保，反而我们不给它担保。

　　《21世纪》：在西部和东北某些地方，每一个县或者市里都有专门一批招商引资的人活跃在沿海各地，为了吸引外资，他们很多以政府担保的形式给外资以土地和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引起了很多争议，您怎么看呢？

　　黄亚生：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把招商引资作为地方政府考察的一部分，而把扩大就业作为一部分。只要是把扩大就业作为它考核指标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官员肯定要支持民营企业，因为你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就业的效率和外资企业就业的效率是不可比的，给民营企业一块钱，它的就业效率要高于外资企业大概3倍、4倍、5倍。很多人是不看比例数字，我们国家十几年大规模引进外资，给它们免费土地，给它们三减两免，给这个给那个，总共创造的就业机会，到现在为止1000万，可能还不到。而在农村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企业是1.8亿的就业数量，拿那么少的资源创造了这么多的就业机会。

　　因此，我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全面禁止地方政府采取土地和税收的方式去吸引外资，但我并不是说不让他们吸引外资。这么想，把免费提供土地的权力取消掉，这时候他还是要竞争去引进外资的，怎么去竞争呢？提高给外商企业的服务，克制自己官僚主义的行为，克服腐败的行为等等，你要迫使地方政府在那方面增强竞争，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竞争，如果不批准土地和税收的政策优惠，让它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政府工作的效率，那多好。所以我认为应该全部取消，然后在它考核的指标里把就业放在第一位。

　　《21世纪》：这两年，我了解到您一直在江浙进行考察，您是如何看待江浙经济发展的模式，特别是他们在对待外资和内资的政策？

　　黄亚生：我对浙江做了很多研究，不仅是在那儿跑，而且一直查上世纪80年代的这些材料，研究浙江并不能够只看它2005、2006年的情况，研究浙江一定要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看。我采取讲故事的方式，在国内比较通行的看法认为浙江的发展是与它的文化有关，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浙江的这些文化在江苏那一带就有，从历史上来看，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企业家30％是浙江来的，30％是江苏来的，剩下的是本地的，江苏和浙江从文化上没有任何区别，为什么后来他们发展的途径这么不一样？这是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们政策上的不一样有关，我现在不能解释为什么当时是不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温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市委书记叫袁芳烈。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他做了几件事情直接地保护了私营企业的权益。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温州有八个企业家，当时都做到很大的规模，被政府抓起来了，说他们是投机倒把。袁芳烈来了以后进行调查，非常大胆，把这8个人全都放了，在温州自己的地方报纸上说政府这件事为什么做错了，进行检讨。这件事情使地方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对他们产权的保护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第二件事情，在温州那一带，并不是浙江所有的地区，跟江苏不一样。温州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被中央政府认定为金融实验区，它里面的条条框框也是很多的，但是稍微有一点灵活性，温州没有全面取消地下金融，而江苏地下金融从历史上来看跟浙江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江苏全面取消了地下金融，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差别。温州的民营企业靠地下金融起家，而江苏的民营企业不易获得融资。

　　印度的成功在于没有限制内资

　　《21世纪》：你一直是做印度研究，你为了说明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的问题。曾经找出了印度与我们进行比较。印度对外资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他们限制外资吗？

　　黄亚生：限制？如果一个一个去比的话，很难说印度是更限制外资的，但是印度跟我们的区别是企业家到印度参观访问，不会用警车开路，不会对外资企业有额外的补贴。我一直在跟别人讲，中印对外资的政策不在于一个限制一个不限制，而在于一个补贴一个不补贴。从外资进入的难易程度来讲，以前我见到一个法国的汽车总裁，他跟我讲，上世纪90年代跟中国谈在中国设厂的事情，谈了9年没谈成，而在印度谈了9个月谈成了。

　　《21世纪》：关于可口可乐今年在印度发生的事情，您是怎么看？从这件事，似乎印度要比中国限制外资？

　　黄亚生：谈到可口可乐，我觉得是今年非常大的事情。但不能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可口可乐在印度设厂要履行的官僚方面的手续要比中国更繁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更认为印度对外资更开放，中国很多外资生产产品是外销的，那边很多生产的产品是内销的，所以我不赞成觉得印度的成功是因为它限制外资的看法的，印度成功最主要的是因为没有限制内资。

　　《21世纪》：你曾经说过，你更看好印度发展模式，甚至你认为印度会在20年后赶上中国。你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

　　黄亚生：我最关心的是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哪个更具借鉴意义，我觉得作为一个穷国来讲，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讲，印度这种模式 更有竞争力。我总是跟别人讲这个问题，别人总是说印度不如我们中国，没有铁路，没有高速公路，没有机场，什么都是破破的，投资率这么低，储蓄率这么低。但反过来说，这么差的条件，印度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的2％，到80年代的4％，90年代的6％，去年8.9％，这么差的环境，GDP增长率有这样的水平是很了不起的。

　　相反，我们中国需要这么大规模的投资才能达到9％、10％，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效率差。所以我觉得所谓有借鉴的意义是这个经济模式是有效率的还是没有效率的，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上来看，有没有效率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它能够进行多少投资，也不是它能够吸引多少外资。只要你这个国家有效率，不吸引外资也能发展，这个国家没有效率，吸引外资也发展不了，巴西、墨西哥都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吸引外资非常多的，结果都没有发展。我比较担心的是拉美化，贫富不均，被关注但不能被制止的掠夺，这在上世纪70年代的拉美是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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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