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江县委县政府大院后面一块偌大的丘陵地上，尘土飞扬，机声隆隆，已见雏形的工业园正在扩展规模。“庐江发展滞后就是吃了前几年没有发展工业的亏。”庐江县委书记范洛森说，“不发展工业，我们就没有财政税收，没有财政税收，我们就没法发展。”
记者最近在安徽、江苏等地采访发现，传统农业大县纷纷寻求向经济大县、经济强县的“突围”之策，在奋力“突围”过程中，农业大县遭遇到财政状况紧张、工业同质化竞争、资源环境破坏、城乡居民增收缓慢等四大困境。
困境之一：财权小事权大，财政状况持续紧张
有着120万人口的安徽省庐江县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一直为国家作贡献。庐江县去年粮食总产量位居全国第64位，财政状况却捉襟见肘。2005年，全县财政收入达到2.43亿元，上缴1.07亿元，地方留用1.36亿元，实际支出5.25亿元，缺口高达3.89亿元。
农业大县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工业，且工业基本薄弱，税源单一、薄弱，税收少。庐江县财政局提供的税收结构数据表明，在今年全年2.9亿元的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主要有增值税1.1亿元，企业所得税3260万元，个人所得税2440万元，营业税4400万元，由于经济落后、居民收入低、消费能力弱，消费税只有600万元。
传统的农业大县县乡财政困难，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财政支出一般为刚性支出，是典型的“吃饭财政”。安徽省青阳县的县级财政可支配收入和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共1.26亿元，其中1.05亿元用来发工资。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支出的增长速度。江苏省泰州市2005年30个经济薄弱乡镇财政收入总计1.8亿元，增幅6.1%；财政支出为2.1亿元，增幅22.2%。2005年泰州市周奋乡可用财力422.32万元，而用于教师工资发放就达402.89万元，占95.4%，仅剩19.43万元还要用于公务员及其他人员工资发放，从“吃饭财政”变成了“讨饭财政”。
过去“普九”达标和为完成税费而酿成的本应由国家负担的部分债务，压得农业大县有些喘不过气。安徽省舒城县的乡村两级总债务3.588亿元，其中乡镇债务1.86亿元，实现教育达标以及道路交通、小城镇建设、办公用房产生的债务分别是0.26、0.5、0.2和0.25亿元。截至2005年底，江苏泰州市乡镇债务总额为30.7亿元，乡均3097万元。
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农村基础建设特别是乡村道路建设力度，但由于需要地方政府财力配套，加重了传统农业大县的财政压力和农民负担。以农村公路建设为例，“村村通”工程每公里国家补助10万元，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配套，地方政府往往要把不足部分转移到农民头上。庐江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陈荣(陈荣新闻,陈荣说吧)说，该县农村公路每公里实际造价在20万元左右，全县“十一五”期间“村村通”工程任务为1070公里，庐江县需要配套资金1.07亿元，几乎接近全县一年留用的财力。
“中央把稳定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大的投入。”庐江县泥河镇党委书记夏远生说，“基础设施改善了，每亩增产25到50公斤粮食不成问题，农民可增加收入30至50元，比国家给予农民的各种补贴还要高，但地方政府由于缺少资金，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心有余而力不足。”
困境之二：工业同质化竞争，有工业难见“工业化”
传统农业大县向经济大县、强县“突围”的路径大体是：低价从农民手里征地，然后政府出资建设电、水、路等基础设施，建立工业园，再以较低的价格招商引资，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工业。
记者在安徽、江苏所见到的农业大县，每个县都建立了至少两三个，一般三四个，多的达五六个工业园。在安徽绝大多数县市，地方政府一般以每亩两万元从农民手里征得土地，每亩投入3.5万元，其中上缴国家审批费每亩1.5万元，做到三通一平，再以每亩3.5万元的价格招商引资，从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发展工业的成本很高”。
“把最好的项目给外商，最优惠的政策给外商”，成为农业县耳熟能详的口号。江苏沛县县委提出，不会招商、不懂经济的干部不是有能力的干部，招不来商就是不称职的干部。上至县四套班子领导，下至各镇(区)、部委办局领导班子的全体成员，每人都承担1000万元到2000万元的招商引资任务。2005年年中考核中，该县对2004年以来无招商实绩的两个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并降一档工资的处罚；对2005年上半年无招商引资实绩的35个单位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下发了“诫勉通知书”。
“现在抢项目都抢疯了、抢红了眼。”庐江县委书记范洛森说，“不是高科技，也不是产业前景看好的项目，甚至是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各地也都在抢，尽可能满足客商要求，包括许多不合理的要求，这在欠发达的传统农业区表现尤为突出。”前不久外地客商欲到庐江投资造纸厂等三个项目，客商提出了零地价用地、税收减免优惠等条件。庐江县尚在研究中，邻近县市闻风而动，全盘答应客商条件，很快“抢”走了这三个总投资达两亿多元的项目。
由于招商引资上的饥不择食，加上农业大县工业基础薄弱，引进来的工业项目以建筑建材、能源化工、纺织服装、轻工食品为主，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且绝大多数是落后的产品和落后的技术、工艺，其中不少是污染项目。沛县一些干部对记者说，一味比拼引进企业数量，比拼政策优惠程度，一哄而上、布局分散、缺乏规划统筹的工业发展，使农业大县出现了新一轮的“乡乡点火，村村冒烟”。发挥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集群，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很难得以实现。
一些农业县已开始饱尝粗放发展带来的苦果。苏北某县级市由于起步时工业布局散乱，陷入了有工业没有“工业化”的窘境，工业不仅没能有效带动城镇化和三产的发展，反过来制约了工业的继续发展，居高不下的政府管理和服务成本，土地等资源的低效配置，各乡镇财政分别承担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压力，使得这个县一筹莫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因为急于“突围”和“赶超”，多数农业大县不仅没有把劳动力密集、投资相对较小、产业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广阔的与农相关产业作为工业化突破口，而纷纷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与本地生产力不相适应、投资大的工业，以短期性的工业“运动战”，发育、催生了一批“全能县”；各县市发展经济各自独立，各自为战；工业项目小而全、小而散，基本以“点”状经济为主，产业链条短，缺乏对区域经济的聚合和拉动力。
困境之三：有水快流，资源优势变成“资源陷阱”
有水快流，有矿就开，有资源就挖，这是农业大县普遍的做法。
农业大县的一些决策者坦言，他们并非不知道追求短期效益而忽略资源环境保护的后果。问题在于，任期内经济增长指标压力与环境资源长期效益的矛盾，加上“追赶”理念的驱使，迫使他们不计代价追求县域经济的增长。一些农业大县正在重走发达地区过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赶超战略”的老路。
经济落后的安徽省凤阳县近几年依托本地石灰石、石英石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水泥、玻璃工业。记者看到，沿凤阳县城往西十多公里，分布着大小水泥企业、石英砂加工企业数十家，这些企业为地方提供了大量的税收，但近乎疯狂的乱采乱挖使当地环境遭到了破坏。
“不少地方建设能力没有提高，破坏能力提高了。”庐江县委书记范洛森说：“在目前的竞争中，谁能建设出一片工厂，谁就是英雄。现在许多领导恨不得把100年的事干完。”
“突围”的紧迫性使农业大县不顾项目对环境的污染破坏。江苏省环保厅、省发展改革委检查组今年6月分赴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五市，对“环评法”实施以来批建的化工、印染、制革、电镀、酿造、造纸六类共57个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一些县、区在“新环境准入条件”实施前，抢批污染严重项目。如某县在2003年9月1日以来共新上了六个化工项目，其中有三个项目是抢批的。苏北五个县、区还普遍存在对不符合条件的项目降低“环评”等级的现象。
在苏锡常地区，一些因为污染严重而在当地无法生存的工厂也在寻找出路，这些企业和苏北地方政府往往一拍即合。据了解，从1994年到2005年底，江苏由苏南向苏北五市转移500万元以上项目6770个，总投资1875亿元，实际引资766亿元。在转移名单上，污染较重的化工、印染、金属电镀等企业占较大比重。
今年8月底，安徽省人大组织的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在环境评价上“先上车后买票，甚至上了车也不买票”，有的市、县环保部门存在严重的越级审批现象，本来该由国家或者省里审批的，市县就审批了，个别地方甚至提出“小项目随到随批，大项目三日内办结”。
农业大县过去都是山清水秀、空气清爽，现在山被炸得体无完肤，绿水变黑了、臭了，空气变脏了。记者在江苏农业大县金湖县的工业园区采访发现，前几年在这里落户的企业不少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五小”项目，当地的地下水被严重污染，庄稼死亡、人畜中毒事故时有发生。当地农民失去上万亩赖以生存的土地，县财政因盲目发展出现近亿元的财政赤字。金湖县一名干部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土地、生态等自然资源是农业大县的优势，但过分注重资源开发，有地就占，有矿就采，“有水快流”，弄不好就会变成“资源陷阱”。
困境之四：农业基础削弱，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安徽省萧县圣泉乡圣村有一片6000多亩的麦田，前些年打了一批灌溉机井，近两年已失修毁坏，麦田急需灌水的时候不能灌水，本来可达400公斤的单产，现在一般少收100多公斤。
安徽省现有在册水库4692座，其中1371座为病险库，约占1/3，2003年有420多座水库发生险情。
乡村道路差也是群众反应最强烈的一个问题。安徽省长丰县岗集镇井沿村在公路与村子之间只有一两公里的土路，涉及四个村民组1000多人，40多年来村民向上面反映了无数次，但至今也未修通。村民张恩余说：“大人、小孩生了大病得肩挑人抬，下雨的时候连拖拉机都出不去进不来，村子一直发展不起来。”
近两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仍远远落后于城市，农业大县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落后于其他地区，且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主要来自于国家取消农业税和对种粮农户的直接补贴，农民增收的潜力小、后劲不足。
记者从安徽省农调队了解到，2005年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41元，仅增长5.7%，增幅比上年的17.5%回落11.8个百分点。其中农民的主体收入即经营纯收入仅比上年增长0.7%，外出务工收入涨幅也呈明显回落态势。自2005年取消农业税后，安徽省5000万农民获得了中央和地方财政40亿元的补贴，人均政策性增收120元，创历史新高。“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安徽省灵璧县委书记储诚胜说，从现实情况来看，国家惠农政策仅仅在减免农业税上体现得较为突出。2004年以来，肥料、农药、机耕、种子、农用塑料等费用分别上涨了30%、8%、22%、25%和40%，在一定程度上“吞噬”了种粮直接补贴、降低农业税等国家优惠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
记者发现，近几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村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已实现转移，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不是年龄偏大就是缺乏一技之长，其转移步伐在经历几年快速期后，已逐步放缓。据调查，今年上半年，江苏省新增农村劳动力32.3万人，较上年同期增长2.1%。随着乡镇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开始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由外延型转向内涵型，吸纳劳动力的数量也逐渐减少。乡镇企业就业人员的减少，使得农村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在农业领域，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并给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带来障碍。
专家认为，当前劳动力转移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再要大规模转移已经不够现实，因此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劳动力转移这一途径来提升农民收入。
安徽省滁州市委常委、来安县委书记张传权说，农民增收困难，从长期看，必将导致以当地农村市场为主体，以当地农民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县域经济失去市场支撑，反过来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怎样的发展才符合科学的发展观？”庐江县委书记范洛森说：“我的理解是生态县就要把生态保护好，农业大县就要把农业基础打好，把水利、道路、农田整治好，给国家提供稳定的粮食来源，有工业基础的、交通条件好的就发展工业。”他说，庐江是一个后发地区，但山上炸出了缺口，开了矿，不能再炸了，要寻找科学的、超常规的发展模式，要守身如玉嫁一个好人家，同时也留给后人更大的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毕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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