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经济转轨期的中国遭遇全球化，幸运与不幸搀杂其间，“与国际接轨”亦是毁誉参半。日前，公众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疑团是：为何资源价格与国际接轨而工资却可以说“不”？

　　说出“不”字有现实与理论的根据。

　　在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以高投资和高消耗为特征的重化工业增长模式必然导致中国能源的粗放式消费，导致能源瓶颈迅速缩紧。中国已卷入世界能源供求体系之中，价格与国际接轨承担风险和收益已成为现实。

　　随着全球化的蔓延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产品的“可贸易性”越来越强，全球价格趋同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的土地和劳动力等是“不可贸易商品”，各国要素禀赋的不同必然导致要素价格差，其实这也是发生国际贸易的原动力。

　　国际贸易往来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交换，同时也是在间接地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换。根据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贸易后商品价格的趋同会导致各国要素价格形成均等化趋势。比如，在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即间接出口劳动，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它的价格，通过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也即间接进口资本，就会减少对比较稀缺的资本的需求从而降低它的报酬，而与该国发生贸易的劳动力稀缺而资本相对丰富的国家循此反向变动，从而导致两国的要素价格均等。

　　中国目前外贸依存度已达70%，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按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中国“可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应该不断上升，而进口国相关部门的工资水平不断下降。但梦想并未照进现实，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并未缩小，相反却有扩大的趋势。其原因正如经济学家巴格瓦蒂所言，这正归因于该理论不现实的假设条件，其中包括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固定不变的各国技术和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等等。

　　首先，由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工人带来了收入下降和失业的风险，国内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反全球化声浪甚嚣尘上，不仅美国人发出了“经济繁荣与我无关”的慨叹，德国人也陷入了“贫穷”问题的困扰。于是贸易保护主义者设置人为壁垒（如关税、进口配额和反倾销等）阻碍自由贸易前进的车轮，同时也阻碍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脚步。

　　其次，由于“里昂惕夫之谜”促生了“技术进展理论”的兴起，技术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传统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中的各国技术相同这个假设前提已不能成立，而且国际贸易的实践表明技术差异才是各国工资率水平不同的决定性因素。

　　再次，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和培训等智力投资会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已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质量上，这也使由于各国人力资本禀赋的不同造成工资的差异。

　　由此，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风行以及中西方在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存量上的巨大差异，客观上限制了中国工资的与国际接轨。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