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宋国青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哈继铭

　　特邀主持：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赵晓

　　宋国青(宋国青新闻,宋国青说吧)：

　　有人认为，利率手段是一刀切的，而行政调控可以有保有压，把过热的东西压一压，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我反对这样的观念，使用行政手段对经济造成的扭曲更大。

　　2005年的贸易顺差，2004年都没有能够预测到，到年底美元贬值的时候，开始感觉贸易顺差要上升了，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2005年的暗点是对汇率的调整步子还不够大，如果迈得更大一点，多调一点会更好。

　　就宏观经济波动来说，最重要的是汇率问题，从政策角度应该随时想着这个事。毕竟人民币升值的倾向和压力还存在，应该时刻警惕。另外，短期的通货紧缩倾向也是应该关注的问题。

　　哈继铭：

　　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仅仅体现在CPI上，还体现在其它方面。对某些资源、能源价格的控制，实际上使得通货膨胀压力没能够释放出来；如果这些资源、能源价格是合理的，是和国际真正接轨的，那么2005年的通货膨胀不会像我们看到的那么低。

　　汇率政策的灵活性本身比汇率升值是更加重要的，而汇率升值幅度到底应该多少，这谁也说不清楚，尤其中国目前许多资源价格都扭曲情况下更是难以说明。汇率改革和其它价格的理顺必须齐头并进，这是我们眼前一个最主要的任务。

　　中国已经错过了最合适的宏观调控时机，将来这个成本可能是很大的。目前能做的就是，已经到现在这个情况了，怎样才能把事情做的更好。

　　2004宏观经济回顾：外贸顺差出乎意料

　　主持人（赵晓(赵晓博客,赵晓新闻,赵晓说吧)）：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在2004年的时候，是如何预测200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今天来看，这个预测和实际增长的情况差距有多大？

　　哈继铭：2004年底2005年初，我预测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8.8％－9％，市场上都怀疑这个预测偏高了。因为我们预测的出口增长率为25％，投资增长率22％，消费也在12.5％左右（这里的消费指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而当时许多人都预测出口增长可能在15％左右，投资是16％，GDP增长在8％左右。我当时认为全球经济增长比较乐观，而且中国的调控措施以行政手段为主，利率、汇率都没有怎么动，资金面也比较宽，所以认为投资和出口都不太容易往下走，就预测了这么个数字。

　　宋国青：我们2004年10月份的时候认真做了一次预测，结果是8.6％，现在看来当时的预测是偏低的，并且偏差的幅度比较大。2005年头两个月数据出来以后，我们能看到的增长是9％以上。根据这个数据，在2005年3月份写文章的时候，就把预测调到了9.2％、9.3％。出现较大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出口。2004年预测2005年的出口增长不会太高，但2005年头两个月的数据一出来，就基本上可以预测出全年的顺差在1000亿美元左右，据此就可以判断出2005年经济增长的速度。

　　2005宏观政策：该打几分？

　　主持人：据我的印象，2004年所有对2005年的预测都是偏低的，因为没有一个人预测到2005年贸易顺差会以这样的速度增长，2005年的贸易顺差几乎达到2004年的3倍，这是空前的历史记录。我还注意到，哈老师的预测已经是属于非常胆大的了，甚至可以称得上“胆大妄为”。哈老师的预测比较高，他的政策含义就是宏观调控应该继续。宋老师的预测是8.6％，政策含义是应当采取宽松的宏观政策。但同时我也注意到，二位对于宏观政策的建议在主观上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

　　假如满分是10分，2005年的宏观政策应该给多少分？包括宏观调控、货币、财政等这一年中所有对宏观经济有影响的政策。

　　哈继铭：应该在5分左右。

　　宋国青：如果是横向的比较，跟国际上其他国家比，可能5分还略微偏高一点，大约在4分左右。这里我主要指的是行政手段还是用得多了一点，价格手段用得少了一点。但是跟中国过去的历史做纵向的比较，我认为2005年可以打高一点，7、8分的样子。过去，行政手段用得更多，经济波动的幅度更大。这次波动属于从高点到低点的波动，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5.3%，而过去通货膨胀稍微一高就到了20%，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经济总的来说还比较平稳。

　　主持人：如果跟中国过去历史比，哈老师会给多少分？

　　哈继铭：我给不出一个更高的分数。因为我认为这次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行政手段用的反而多了一些。例如，过去成品油价格至少还有个公式，到了一定时候，它是会调的，一个月调一次，但现在没有调；过去利率手段用的比现在多，这次几乎没有怎么用；过去汇率也是有波动的，1994年并轨之后，一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汇率也是逐渐升值的，而这次汇率也没怎么动。所以，我看不出为什么宋老师说这次行政手段用的比过去更少一点。

　　主持人：我想宋老师强调的主要是结果。

　　宋国青：行政手段是不是用得更多，这里要多说一点。这次，从对整个经济形势的把握、发现过热（当然“过热”这个词到现在还有争议，可以说“比较过热”）之后采取措施、到最后发现调控力度太大而往回调整，相对来说政府的反应更灵敏了。但是，在利率、汇率手段的应用等方面，确实没有什么进展。利率这一次只调了0.25％，跟不调基本上一样，应该说纯属表面文章，和宏观调控的关系不大。价格政策的应用方面倒是有一定进步，这一次成品油价格压得比较厉害。

　　因此，今年的宏观政策相对于过去的进步主要在于，从发现问题、对形势的整体把握、采取措施的力度控制方面，有了进步。关于什么样的手段该用多一些，我基本上同意哈继铭的看法。

　　哈继铭：另外，在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微观机制的改造方面，这一次比过去做得好。例如，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利率波动幅度的增大，企业债券的发行，在这些微观机制的改造方面，确实比过去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主持人：两位专家认为，政府在选择政策调控工具方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考虑？

　　哈继铭：我认为在调控的过程中，可能是有一些顾虑，比如怀疑调控到底是否有效，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牵涉到对形势的判断，当时有不少人感觉，甚至现在也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时代，投资增长理应很快。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经济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即使进入了重化工业时代，也是需要经济基础的，一下子投资过快，将来必然造成产能过剩，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被无数次证明了的事实。

　　宋国青：在利率手段方面，对于地方政府拿钱去扩大投资，却没有利用利率手段进行调控。有人认为，利率手段是一刀切的，而行政调控可以有保有压，把过热的东西压一压，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我反对这样的观念，使用行政手段对经济造成的扭曲更大。

　　主持人：宏观经济的关键之一是汇率，宋老师有一个“汇率为纲”的说法，主张汇率立即放开，一秒钟都不要迟疑。如果采用汇率手段，是否会有更好的政策效果？

　　宋国青：我2002年写“汇率为纲”，是指当时如果一次调了，就没有那么多后来的事。最近几年，汇率成了问题的症结，从这个角度说汇率是纲。调汇率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需要注意一点，汇率改革要和培育内需结合起来。因为汇率大幅度调整之后，会导致出口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降低出口在总需求中的比例，本来是我们的目标，但一下子彻底跌下去不好，把出口增长率降下来就差不多了。在内需比较强的情况下，可以抑制一下出口，内需外需两方面要结合。总之，要调汇率，最好首先把内需培养起来。

　　2005经济的“亮点”和“暗点”

　　主持人：请问两位专家，你们认为2005年的经济的亮点和暗点各是什么？

　　宋国青：“亮点”带有好的意思。不说亮点，说特点吧。2005年的贸易顺差，2004年都没有能够预测到，到年底美元贬值的时候，开始感觉贸易顺差要上升了，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暗点是对汇率的调整步子还不够大，如果迈得更大一点，多调一点会更好。

　　哈继铭：我认为从两个方面看，一是从产业发展的情况，二是从政策的角度。

　　从产业发展上看，能源行业尤其是原油采掘业是一个亮点，全球能源企业的效益不断增长，能源企业是最上游的企业，利润非常高。2005年中石油在香港上市，增长超过汇丰银行，这就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亮点。至于暗点，同样也是炼油行业，因为成品油价格受到控制，下游不断亏钱，也出现过某些地区成品油的紧张，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暗点。

　　另外,从企业整体来看，也存在着一个暗点——企业利润率有所下降。除了上游的炼油行业之外，企业整体的利润率下降的速度很快，这是什么原因呢？它不是目前宏观调控的政策造成的，而是过去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到位造成的。过去投资过快，该紧缩的时候没有紧缩，造成某些产业扩张速度太快，产能过剩，有的已经开始出现亏损。这个说的是产业方面。

　　再考虑政策方面，我认为第一个亮点是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另外一个应该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包括银行的上市、改制，将来还有些银行准备进一步上市，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银行上市，外资渗入，这不仅仅是在中国才进行的改革，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很多了，这是全球的一个潮流，我们还在追赶。这可以算作政策上的一个亮点。

　　至于政策上的暗点，我刚才谈产业的时候也间接地谈到过。对于某些资源价格的控制，不仅使某些企业亏损，而且控制成品油价格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财政补贴。但是，享受补贴最多的未必是穷人，而是开着大吉普车出去旅游的人，因为他们的耗油量才是最大的，而很多挤公共汽车的老百姓根本没有享受到什么补贴，这是政策的一个暗点。

　　企业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之争

　　主持人：我想追问一下哈老师提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情况，2005年的GDP增长几乎和 2004年相同。但从现在来看，大部分企业效益的增长幅度都出现了下降，增量资本产出效率也是每况愈下，几乎达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最低点。这意味着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宋老师曾经讲到，中国之所以能吸引外资进入，是因为我国实际投资回报率高达6％以上。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企业的效益并没有过去那么好了，换句话说，中国的企业挣钱越来越困难。虽然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使中国某些行业或企业效益很好，但是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中国制造”的利润正在被整个上游行业、尤其是海外的上游行业所侵蚀。比如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几年出现在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外汇储备也已经到了1500亿美金，但与此同时，我们却遭受了损失，这种情况是非常值得担心的。据我个人来看，如果投资回报率继续下降，甚至有可能出现投资的逆转，我同意哈老师把它归结为一个暗点。但是我想知道，我们究竟怎么看这个暗点，它有多严重，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利润的增长？

　　宋国青：先说利润增长率下降的问题。我们一般用的指标是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率的增长率，这个指标低不代表企业的利润率低，是两回事情。利润率是一个水平概念，利润率的增长率是2005年与2004年比而得出的，2004年的利润率增长将近40％，大约在37、38％左右，再往前追溯，2003年也是很高，这并不正常，当时能源和原材料涨价，石油企业的利润率很高，带动了整个利润上升。而刚才讲这个利润率是指把能源原材料企业、尤其是石油企业剔除掉之后剩下的下游企业的利润率。考虑这些因素，2005年的企业绝对利润率可能是最近一轮经济周期里最高的，2005年11月为止增长了19％，而整个经济的增长率才9%左右，再加上一点通货膨胀率，达到12％、13％。利润和GDP增长率之比实际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

　　如果分别考察不同行业的利润率，利润在行业之间的分布比较集中。但是，这种上下游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引起上下游产业利润差别的情况多年来一直是存在的。当经济景气，投资强劲时，投资品价格一涨，原材料行业的利润就会猛涨。而相应地，经济处于低谷时，原材料行业就会非常惨，钢材、冶金企业2004年到2005年的利润很可观，但2006年、2007年可能会很差，这是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敏感。

　　你刚才用的另一个指标——投资增量资本回报率来衡量经济效益，这个指标在经济比较平稳时，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在经济波动很大时，这个指标是有严重问题的。例如，有一年投资很高，而GDP没有太大变化，一计算，资本回报率下降得很厉害；哪一年不投资了，资本回报率就会变得非常高。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今年投资为零，GDP却不会到零，因为原有的资本还在那，因此运用这个指标要注意很多情况。比较好的方法是用资本总额的回报率，只是由于对资本总额没有很好统计，所以才用投资增量的回报率，但要做好很多技术方面的调整。增量资本回报率这个指标，在经济比较平稳的时候可以大概算一算，连着几年可以看出大致的趋势，但是用年度指标来计算就很难说了，有时候结果和实际情况是反的。

　　关于整个中国的投资效率，这几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GDP的统计可能有一点偏低；而另一方面，投资的统计可能稍微高一点，这导致计算出来的投资回报率偏低。可能会有人得出整个经济效益下降的结论，我自己做过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倒是没有这个印象，应该说这几年是处于稳定性波动的状态，谈不上明显的下降。

　　主持人：我看到的最令人悲观的关于中国投资效率的计算结果是，我们现在投资效率甚至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还要差。

　　哈继铭：这个问题不用做太多数据分析，也能得出一个定性的结果。中国的储蓄率很高，资本又是管制的，钱不容易流出去，必然导致资金过于便宜。资金便宜了干嘛？拿去投资，这样投资的效率必然不会高。只有在消费比较旺盛，储蓄率比较低，只有高回报率才能吸引投资的情况下，投资的效率才会高。另外，如果资金既可以投在中国，也可以投在国外，国内和国外的资金市场就会形成竞争，只有国内比较好的项目才能吸引到资金，这样竞争的环境也能使投资效率提高。目前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我国消费率越来越低，储蓄率越来越高，这和我们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教育、医疗费用的上涨、国家社会保障基金覆盖面不够都有关，老百姓需要存款来避免风险，储蓄率自然会很高。再加上资本帐户管制，国内钱太多而不知道该怎么好好地利用，因此投资效率不可能达到较高的水平。

　　宋国青：这几年，房地产的投资规模非常大。造房子的投资对GDP是有贡献的。但是房子造出来之后，因为统计方面的问题，房租计算的太低，于是就显得房子造了很多，但是对GDP没有什么贡献。如果把房地产放在一边，单就农业和制造业的情况来看，投资回报率没有明显变化。

　　主持人：关于哈老师的观点，我追问一个问题：海外资本是可以自由进出中国的。之所以选择进入中国，只能显示出一个信号，即中国投资回报率比其所在的国家或者其它国家更高，您怎么解释？

　　哈继铭：外资进入中国，尤其是房地产领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可能性是外资比较看好中国房地产行业长期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商业性房地产行业。如果认为十年、二十年之内的发展趋势都比较好，可以不在乎短期的低回报率；第二个可能性是资本风险分散的因素。很多大投资者在全球许多地方都有房地产产业，不愿意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因此在中国也要放一点，这是出于风险平衡的考虑。这和我们中国老百姓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人家并没有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和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有关，道理很简单，外资进来之后，即便房价涨幅不如他预期那么高，但一旦人民币升值，再换回他原来的外币还是赚了钱的。

　　主持人：宋老师是否同意这种分析？

　　宋国青：分散风险的原因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认为这只有部分的解释力。很多投资公司会考虑对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家同时投资，但还是相对有轻有重，不是平摊的。另外，中国本身也有国内企业投资效率低，国外企业投资效率高的现象，这可能也是外国企业来华投资的原因，但是很难找到太强的事实来支持。另外，外资进入中国的原因还有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享受各种优惠条件，税负也轻。不过也要具体分析，国营企业有很多行政性垄断的优势；私营企业虽然税负比较高，但是实际上漏税的情况也比较多；外资企业可能有一定的利润转移。这些都是大家的估计，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

　　主持人：归结起来，宋老师还是认为外资在国内的投资回报还是比较高的。

　　宋国青：我认为是比较高。

　　网友：外资究竟如何在房地产、外汇，包括热钱的流入之间进行资本的运作？

　　哈继铭：这个跟国内的房地产商有关。如果房地产行业有很高的利润，房地产商就不愿意让太多的外资介入，为什么这个钱要让别人去赚？有的房地产商甚至不愿意上市，只愿意自己独赚；只有一些比较难以从国内获得资金的企业，更需要寻求外资。但是外国融资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国外的投资者知道你这边缺钱，于是向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提出很高的回报率。这些开发商的前期投入已经投进去了，不完成的话肯定不行，只能是借着外资来完成这个项目。不说外资是乘人之危，但显然外资是知道你缺钱才进来的。房地产开发商对银行资金、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太高，需要有更多的其他融资渠道。其他的投资渠道，一是外资，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二是社会上非银行机构，例如通过真正的信托(不是那种债务性信托)来私募资金。

　　最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件道理很简单，但我们一直没有做的事情。中国老百姓存款很多，很愿意储蓄。这几年，钱存在银行里，回报率也很低；投在股市上，回报率也不是很好，而房地产开发的利润那么高，是不是可以让合格的房地产商在国内上市呢，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老百姓能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房地产也不需要从银行贷款了，而是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为什么我们没有考虑开辟这个途径呢？

　　主持人：我同意你的说法，房地产金融不等于房地产贷款。我们现在房地产金融几乎就等于房地产贷款，这里面存在着大量的金融运作，金融创新的空间。

　　价格控制使通货膨胀压力没有释放出来

　　主持人：物价是2004年以来，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两位对2005年物价走势怎么来看？是否满意？

　　哈继铭：2005年的物价走势，仅从CPI（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指标上看不出明显的通货膨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仅仅体现在CPI上，还体现在其它方面。对某些资源、能源价格的控制，实际上使得通货膨胀压力没能够释放出来；如果这些资源、能源价格是合理的，是和国际真正接轨的，那么2005年的通货膨胀不会像我们看到的那么低。其它国家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印度尼西亚在10月份提高成品油价格之前，通货膨胀率还是个位数，10月份提了成品油的价格，马上通货膨胀就变成18％了，这说明隐性的通货膨胀是可以在价格合理化之后暴露出来的。除了油之外，电价、水资源价格等都没有反映或者没有充分反映生产成本，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存在隐性的通货膨胀。

　　主持人：如果放开能源资源价格的话，可以预期下游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就要更差一些。

　　哈继铭：经济调控时机的掌握至关重要，在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扩张很快的时候，如果不进行调整，而是等经济冷下来之后再调，利润回报率就更低；如果在经济上升的阶段进行调整，就不会有那么多低效率的投资，不会有那么大的产能过剩，现在的投资回报率就不会那么低，所以调控时机的掌握非常重要。中国已经错过了最合适的宏观调控时机，将来这个成本可能是很大的。目前能做的就是，已经到现在这个情况了，怎样才能把事情做的更好。

　　主持人：您认为最佳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哈继铭：我认为最佳时机是2003年。

　　主持人：现在把物价问题交给宋老师。

　　宋国青：你刚才说到一点，上游产品调价对下游利润会造成影响，潜在的意思是，调价需要慎重考虑。其实这是两码事，价格机制应该充分发挥作用，收入分配的问题还有别的杠杆去调整。石油企业是国有企业，利润本来就是国有的，财政部要拿过来，再用这些钱进行收入分配和调节。

　　对下游企业来说，能源价格放开之后，下游企业利润的损失可以通过减税来弥补。上游的石油行业是国有企业，交一部分钱到财政，同时降低下游企业其它的税收；个人收入差距也可以类似的调节，成品油价格调上去，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一点，也是一种补偿，这些都是可以做的。我听说财政部、发改委都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互相扯皮，老是摆不平，你认为调这么多好，我认为要调那么多好，很大程度上是技术问题，但是总的指导思想还是稳定为好。现在部门之间协调不了，包括燃油税改革、金融市场改革久拖不决，都有部门协调的问题。

　　哈继铭：我同意宋老师关于政策协调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我有些不同意见。上游的中石油赚很多钱，财政怎么可以拿过去？它是一个上市公司。

　　宋国青：上市公司有国有股，国有股的钱财政可以拿过去。

　　哈继铭：财政可以把国有股应得的利润拿过去，可以把依据法律征的税收拿过去。除了这些，如果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随便把国有企业利润拿过去，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会给经济造成扭曲。

　　主持人：到现在为止，分红是不上交的，作为国有股东代表的国资委从来没有从国有企业拿过钱。

　　哈继铭：有法律依据就可以拿，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因为中石化是国有企业，亏就亏，无所谓，这样是不行的。虽然是国有企业，但作为一个企业有自己的行为，政府不能依然把企业行为当作政府行为，否则企业就没有更多动力炼油，没有更多钱进行技术改造。

　　展望2006年中国经济：出口增速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展望一下2006年中国经济的情况。首先请两位预测一下2006年我们的GDP增长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哈继铭：我认为2006年中国经济依然可以保持9％的增长。

　　宋国青：这点上没有什么分歧，都一样的，9％。

　　主持人：物价呢？

　　哈继铭：2006年的通货膨胀情况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不是把扭曲的资源价格合理化，如果不进行合理化，那么表观通货膨胀可能比2005年还要低，如果进行合理化，通货膨胀应该比2005年高。

　　主持人：你认为可能在一年之内让资源价格合理化？

　　哈继铭：完全到位可能性不大，但是应该逐步合理化。如果是逐步合理化，也有可能2006年通货膨胀会高于2005年。

　　宋国青：我还是认为通货膨胀比2005年稍微低一点，但是低不到哪去，2005年通货膨胀率可能是1.9%，2006年会在1.8%左右。

　　主持人：刚才两位都讲到，之所以对2005年经济看走眼，主要因为没有看清楚外贸发展的趋势。2004年年底，各个预测机构，尤其是国际机构的预测都是普遍偏低的。所以应该说两位的预测都非常的值得祝贺。你们估计2006年的外贸是什么样的状况？

　　哈继铭：我认为2006年外贸出口增速不会很慢，2005年是30％，我们预计2006年仍然会接近25％。为什么这样说？中国的出口增长和外部需求关系极其密切。我们做过一个敏感度分析，外部需求变化1％，中国出口变化6％。当然，出口还受到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但对某些行业的影响可能比较大，从总量上来说是非常小的。实证分析显示，敏感度1％左右，其实不看实证分析也能有这个感觉，因为从1995年到2001年，人民币盯住美元，而美元大幅度升值，所以人民币对于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升值幅度达到25％－30％的范围，但是出口依然迅速增长，根本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次人民币升值2%之后，中国出口在近几个月的增速还是非常快，所以我认为外部环境对出口的增长起了决定性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的经济增速还是比较快的，尽管美国的经济增速将有一些下降，但是从现在的一些指标来看，失业没有大幅上升，房地产价格没有大幅下滑，虽然短期利率在上升，但是长期利率还会很低，这些都会支撑美国经济2006年比较强劲增长，尽管比2005年会略有一些回落。中国其它的主要经济伙伴经济增长也比较迅速。因此，外部需求对中国出口是有利的。

　　关于进口，中国2005年进口增速出奇的慢，这也正是我们外贸顺差大的原因之一，2006年进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估计速度和2005年差不多，可能略高一些，因为2005年上半年出口增速特别慢，2006年应该不会是这样一个情况。2005年进口增速慢和2004年的库存比较多有关。

　　总体来看，2006年出口增长速度比较快，进口增长速度即便略有提高也难以超过出口增长速度，2006年外贸顺差的绝对数量不会比2005年小。当然，衡量一个国家的外贸顺差大小，不能仅看绝对数量，要看它占GDP的比重。

　　主持人：净贸易顺差会像2005年一样高速增长吗？

　　哈继铭：不会。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渐回落，经济不像2003年、2004年那么热，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会像原来那么大。2005年净贸易顺差增速快，实际上是因为2004年基数比较低，因为2004年上半年投资增长速度非常快，导致了贸易逆差。我们估计2006年投资增长速度、进口投资品的增长速度不会那么快。这两年来国内产能扩大，有一些进口替代的成分。以前钢铁进口很多，估计2006年中国是纯的钢铁出口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2006年贸易出口增速还是略有下降，在25％左右。

　　投资方面，私人部门投资会有明显下降。原因包括：在利润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投资追加力度有所减少；现在FDI也在减少；如果政府合理化资源价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投资的成本；另外，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它所带动的钢铁、水泥投资也会有所下降，从这些因素来看，私人部门投资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但总的投资不会有大幅度下降，政府主导的投资的增长幅度会有所提高，包括铁路运输、上游能源，我们提出的新口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需要投资，实际上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尽可能的消化产能。

　　我刚才说了，我们已经失去了最好的调控时期，2006年应该做的是把资源价格理顺，防止更多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投资的发生。同时，对于已经产生的产能，不应该通过利率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消化它，而应该用更多的财政政策来消化，同时财政政策要向消费倾斜，尽可能通过内需消化产能。

　　主持人：追问一下哈老师。2005年外贸出口对GDP的贡献曾经高达60％，第三季度以后逐渐回落，你相信2006年外贸净出口对GDP的增长贡献还会有这样高吗？如果没有这样高，2006年9％的增长速度主要来自哪方面的贡献？

　　哈继铭：2006年的外贸出口不会出现和2005年截然不同的情况，只是贡献率上面可能有一些变化。

　　主持人：估计2006年外贸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是多少？

　　哈继铭：现在我们往往都在谈净出口对GDP的贡献，这个概念有一点模糊，因为净出口这个概念有可能造成误导。例如，一个国家进口和出口都是零，它的净出口是零，对GDP没有贡献；如果一个国家出口很大，但进口也一样大，它的净出口也是零，你能说这个国家的外贸对经济没有贡献吗？所以用净出口的指标不科学，应该用出口占GDP的比例。2006年消费对GDP的贡献将会稍微高一点，投资和出口的贡献率略微低一点，但和2005年的总体状况不会有本质差异。

　　宋国青：哈老师预测出口增长25%，我认为超过20%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说一个数字，那就是18%左右。进口增长率可能会达到23％左右，比出口的增长率高一点。我和哈老师的观点不一样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们做数据的方法不一样。我的结果是，汇率对出口影响的弹性还是挺大的，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这个幅度挺小，但除此之外，美元对欧元，对日元都升的很厉害，人民币跟着美元一起对日元、欧元都升值了，这样，汇率的变化对出口就有明显的影响。2005年初的外贸顺差很大，出口增长了很多，原因之一是2004年下半年美元跌的很厉害，所以中国顺差一下子涨上来了。

　　主持人：我注意到宋老师一直用美元下跌导致人民币跟随美元下跌，来解释2005年出口高速增长。

　　宋国青：准确的说应该是到2005年二季度，最多到2005年上半年是这样的。2005年五六月份美元就大幅度升值了。

　　主持人：你用这个解释2005年上半年外贸总额的增长？

　　宋国青：这是2005年一季度尤其五月份的顺差比较大的重要原因。但是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还有内需疲软、进口下降的原因。非市场因素也在起作用，2004年石油进口的多，2005年进口的少，因为石油本来就是两大公司管着，很难说是一种市场行为，这些因素对贸易顺差有一点影响，但是不大。

　　主持人：现在有一个情况，美元在升值。如果说，人民币汇率跟随美元下降，曾经使中国的出口规模大幅度上升，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如果2006年美元往回走，对中国的出口就同样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宋国青：我把2006年出口增长率预测到18%，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从2005年7月份到年底，人民币已经对日元升值10％，对欧元升值的幅度比这个小一点，但是也相当大。因此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是可能影响出口增速的。

　　主持人：换句话来说，宋老师把2006年的GDP增长从2005年的9.4％左右，调整到9％，下降了0.4个百分点，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净出口可能下降？

　　宋国青：不是，主要还是考虑投资下降。从现在投资、货币、价格的数据一块来看，投资可能有一点回升，但也是很弱的，现在说投资大幅回升，我认为估计上有一定的偏差。

　　2006宏观政策：防范通货紧缩还是拉动消费需求？

　　主持人：假设你们两位给总理出主意，2006年宏观政策该怎么塑造？怎样才能不错过2006年的最佳时机？

　　哈继铭：首先，货币政策应该适度的偏紧，财政政策应该适度偏松。为什么这样说？某些行业的产能已经过剩，但是现在的投资率还是比较高，新增加的产能投资将来可能造成更多的产能扩张，所以有必要实行略微偏紧的货币政策，把资金的价格理顺了。货币政策偏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货币增长速度要比2005年慢一些，2005年的货币增长速度，到十月份的时候是18％，我认为2006年应该在15％到16％是比较合理的，这意味着央行货币回笼的速度要有所加快，使基础货币的增长有所放缓。货币回笼的手段，我们目前用的最多的是央行票据的发行，加快货币回笼速度意味着央行票据发行的收益率、利率要有所提高，这会带动市场利率进一步提高。最近这几个星期，市场利率的提高已经比较快，从1.1左右提前回升到1.6左右，最近稍微有些停滞，将来利率水平估计还要继续上升。升到什么程度？我认为至少不应该和美元的利差拉的更大。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一看中美两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率可以用非食品价格来粗略的替代，我们1到9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3%，美国同期的通货膨胀，除去能源和食品，也是1.3%，而美元利率远远高于我们，是4%，我们的短期利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多。我判断将来美国会继续加息，2006年会加到1.45－1.75%。中国的利率不应该和美国利率差太大，中国利率太低，不利于进一步消除低效率投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埋下比较大的风险。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条件比较好，但是不能保证永远这么好。万一将来外部条件恶化，对出口造成较大影响，到那个时候，如果要采取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可利率水平已经那么低了，还怎么刺激？没有力量来刺激，也就是像日本过去那样，掉进流动性陷阱，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危险。这是货币政策从紧的一个原因。

　　财政政策要略微松一些。因为某些行业产能比较大，某些瓶颈行业需要进一步的投资，还需要用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需求。扩张的财政政策一举两得：既提高了将来的消费需求，又可以吸收现在过剩的产能。

　　第二，我认为在微观层面，要尽量发展一些消费型的产品来刺激消费，当然也需要严格的监管，不要当作一个运动来抓。如果什么都当作运动来抓，将来风险会比较大。韩国曾经为了刺激消费，大发信用卡，结果造成金融方面的危机。所以我们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风险。

　　第三，资本市场和银行改革要加快。我最近做的一个研究，和宋老师刚才说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高不高？高，但是近年来没有大的增长，只有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大幅增长。老百姓的储蓄率确实是高，25％，比日本七十年代的23％还高，通过刺激消费降低储蓄率的政策，我已经谈过了，下面谈一下如何降低企业的储蓄率。企业为什么要储蓄呢？因为很多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中小企业很难在资本市场上融到资，也很难在银行里以较低的利率得到贷款，必须要自己存款，用利润留存来进行投资。所以，企业储蓄率高根本原因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效率不高，银行效率不高，因此要进行资本市场的改革，才能降低企业的储蓄率。银行改革正在扎实的进行，并且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个方向还要继续。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刚才只是单独举了房地产行业的例子，其实还有许多其它的行业的例子，有些私人企业要从所谓地下钱庄融资，利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有更多的企业，尤其是有盈利机会的企业上市，并且是在国内上市，既给老百姓提供了投资机会，也让企业得到融资的机会，得到更大的发展，所以我认为金融改革是将来首要的任务。

　　主持人：宋老师的锦囊妙计是什么？

　　宋国青：就宏观经济波动来说，最重要的是汇率问题，从政策角度应该随时想着这个事。毕竟人民币升值的倾向和压力还存在，应该时刻警惕。另外，短期的通货紧缩倾向也是应该关注的问题。今天统计局刚公布的11月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幅度挺大的。过去几个月都是在升，11月份在下降。通货紧缩确实是一种危险，如果不认真处理，没有采取及时、积极的政策，可能还会出现一段时间的通货紧缩。所以，防止通货紧缩仍然是现在很重要的任务。

　　防范通货紧缩，首先要考虑2006年如何真正刺激消费。如果老百姓想来想去，消费没什么太大意思，希望消费能一下子升上去是很不现实的。现在开始采取一些政策，包括减税，但减税是长期的，等到会开完了，方案弄好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所以，就短期来说，防范通货紧缩可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和投资。2006年顺差的增长要比2005年小得多，2005年比2004年增加800亿，2006年也许只会增加一两百亿；如果2006年投资跟2005年持平，或者弱一点，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就更大一点。2005年外贸顺差增长300％多，2006年可能只有20％左右的增长，甚至不增长的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其次，投资也需要加强，央行应该密切关注贷款的情况，随时根据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价格和供求情况做出安排。从数字看，好像投资增长率挺高的，但实际上很多产品的价格都在持续下跌，影响企业的利润。对现有的企业来说，问题不是特别严重，毕竟有一些过去积累的利润。比较严重的是，企业预期利润下跌会导致新的投资减少，然后就业等问题都会浮现，这些情况在过去的通货紧缩期间都发生过，应当密切关注。可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货币供给、信贷这一块控制好。现在货币增长率是18%，已经差不多了，不能再高了。当然也没有必要再往下压，因为要留一个余地，把内需加强一点，这对于替代外需是很重要的，如果内需太弱了，汇率就没有办法调。通货紧缩本身就意味着在加剧升值的压力。

　　主持人：问宋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前金融的特点是“宽货币、紧信贷”。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幅度是比较高的，但是信贷非常低，如何改变这种格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刚才提到，2006年的宏观政策的关键还是汇率，宏观政策的目标取向是防范通货紧缩，两者是什么关系？

　　宋国青：宽货币、紧信贷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一种误解。为什么？简单的说，货币M2＝贷款＋外汇储备贷款。现在外汇储备贷款增长了，一定导致货币大于贷款的增长速度，有时候是增长率高，有时候是绝对量高，现在增长率和绝对量都高。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这是一个平衡表的关系。因此，货币增长率快于信贷增长率，是由外汇储备的增加带来的，不表示现在的货币政策是抑制贷款。央行能够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手段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宽货币、紧信贷，是跟外汇储备的增加直接挂钩的。换句话说，来了很多外汇，换成了人民币，货币就增加了，这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货币的作用，没有必要增加贷款，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防范通货紧缩的同时，要考虑怎样平衡内需和外需，尤其是人民币在缓慢的升值，可能对出口造成影响，因此我认为还是留一点余地比较好。

　　主持人：哈老师，第一个问题，你是否同意宋老师说的，2006年宏观政策主要防范通货紧缩？第二个问题，如果你同意这样一个判断，根据宋老师谈到的恒等式，要把货币增长率降下来，但是如果把货币增长率降下来，而外贸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外汇贷款就很难降下来，结果就是信贷只能进一步收缩，又会加重我们通货紧缩的趋势，这个关系怎么处理？

　　哈继铭：我不完全赞同汇率是最主要的问题这个观点。我这里再强调我一贯的观点，汇率政策的灵活性本身比汇率升值是更加重要的，而汇率升值幅度到底应该多少，这谁也说不清楚，尤其中国目前许多资源价格都扭曲情况下更是难以说明。为什么这样说？设想如果我们的资源价格都理顺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扭曲，贸易顺差还会那么大吗？不会。升值的压力还会那么大吗？也不会。如果我们忽略了资源价格的理顺，而仅仅关注汇率问题，企图完全依靠汇率的调整来实现经常帐户的平衡或者国际收支平衡，就有可能造成汇率的过度升值，将来会突然发现，前一段升值太高了。汇率改革和其它价格的理顺必须齐头并进，这是我们眼前一个最主要的任务。

　　我认为2006年不会有通货紧缩。如果2006年GDP增长达到预测的9%左右，投资增长还是那么快，这种情况下不大会出现通货紧缩。刚才已经谈到，现在物价指数较低的原因，一是资源价格扭曲，二是粮食和食品价格的下降。往前看，食品价格的增幅是不是还会像现在那么低，甚至下降？可能性比较小。2005年1到9月份，粮食价格上涨1.9％，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比较大，9.2％，农民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而粮食价格本身没有太大增加。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怎么还谈得上保护农民利益？除非国家继续给化肥补贴，给油也补贴，那样实际上是进一步扭曲资源价格，长期来看，这是不应该有的价格政策。所以，在逐步理顺价格的同时，农产品价格是有上升的压力，因为生产成本在提高。所以我认为通货紧缩不是2006年最关键的问题。

　　我认为，2006年最应当关注的是尽可能拉动消费需求。我不赞同“拉动内需”这个笼统的口号，拉动内需是拉动什么内需？难道是拉动投资内需吗？目前投资已经增长过快，而且很大一部分投资是私人部门的行为，利润率已经很低了，再去投资风险比较大。如果企图用贷款拉动内需，将来可能造成更大银行坏帐。因此应该区分清楚，不是拉动投资内需，而是拉动消费内需。消费内需短期内能拉得很高吗？我相信不能拉得很高。日本1976年消费率很低，储蓄率23％，和我们现在差不多，现在储蓄率降到6％，花了三十年时间，我们怎么可能在一年之内把消费拉得很高？消费拉不高，怎么办？我认为我们应该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私人部门投资有所下降，政府应当在它力所能及范围内尽量扩大消费内需，尽量的消化产能，同时也保持一个比较审慎的财政政策，这是非常必要的。做了这些之后，如果经济还是往下走，只有让它往下走，经济不可能一直像现在增长那么快。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投资率实际上已经达到GDP的45％，比韩国和日本都要高，韩国1996年达到40％，然后就出现亚洲金融危机，投资率一落千丈，日本达到很高的时候也是逐渐下降。

　　主持人：韩国投资率保持36％以上，曾经长达10年，不是一年两年，是一段时间。

　　哈继铭：我们可能也会步它后尘，然后再出现危机，但我们不愿意看到那个结果。也就是说，现在的45％的投资率，是不可能持续的，将来肯定要降下来。无论是韩国式的跳水式下降，还是日本式的逐渐下降，带来十几年的危机，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有必要让投资率自然回落，而不应该通过人为的政策去刺激。何况，我们投资的效率难道比韩国和日本那个时候更高吗？我也表示怀疑。我们的大部分投资是银行贷款，背后还有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在支撑。韩国、日本那时候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的结局我们已经看到，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情况，尽量拉动消费内需。如果拉动不起来的话，经济要出现自然下降，就由它自然下降。

　　主持人：给宋老师一两分钟时间回应哈老师的讨论。

　　宋国青：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经济该是多少就是多少，顺其自然，不要说定一个9%，我就为了9%怎么样，绝对不应该这样。我们预测增长9%，是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础上，假定从现在开始密切关注通货紧缩的趋势，该刺激的时候要刺激，这个前提下，才能达到9%，要是再控制，9%是远远达不到的。从现在情况来看，经济增长率达到9%远远谈不上过热，可能比较平平淡淡就到9%了，不要到10%以上，就没有太大问题。如果达不到9%，就业可能出现问题，当然也不是说就业就一定要怎样搞上去，要顺其自然，同时适当积极的促进就业。

　　对于投资增长率过高，可能有很多不同看法，我简单说一句，金融风险是一定要注意的，拓展融资渠道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过分的防范风险、人为的压低投资没有必要。比如现在房地产，房价挺高的，把房子多盖一点房价不就下来了。

　　房价是高还是低？

　　主持人：宋老师认为，过分控制投资得到的增长并不是自然的增长。宋老师刚才已经提到另外一个网友提的非常多的问题，就是房价，请问两位专家，你们认为当前房价是否合理，2006年房地产调控方面你们有何建议？

　　哈继铭：我认为现在房价是偏高的。我们做过一个分析，现在和收入相比，房价和租金都在一个不太正常的范围内，有的城市更严重一些，有的城市略微好一些，总体来说，中国房价是偏高的。

　　主持人：偏高多少？是过热还是有所过热，是严重泡沫还是有一部分泡沫？

　　哈继铭：总体上看不出明显的泡沫，但是某些城市泡沫很大，关键问题是怎么调控。如果哪里有泡沫，哪里就打压一下，无非把泡沫挤到别的地方去，将来可能到处都是泡沫。我赞同宋老师刚才的观点，应该扩大房地产的供给，尤其是中低端房地产的供给。根据我们的分析，中低端房地产的泡沫总的来说比高端要小一些，并且中低端也是老百姓承受能力所及的价位。发展中低端的房子，能产生更多的真实需求，真实需求本身可以拉动消费，买了房子再装修、买家具、买汽车都是带动消费。如果处理不好，把虚假需求刺激起来了，实际是抑制消费。如果买房子的都是投资、投机的人，真正需要房子的人没有足够的钱，要攒很多钱来付首付，这样就会抑制其它消费；等他买得起房子，又没有钱装修，没有钱买家具，恨不得住毛坯房里面，这不是刺激消费。

　　中国房价涨得太快。中国国情和国外不一样，国外70％、80％的人都有房子，中国60％是农民没有商品房，40％的城里人也只有一小部分买商品房，还有人要么租房子，要么住过去分的公房，也在勒紧裤袋攒钱，绝大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怎么抑制房价？就是要扩大中低端房地产的供应，并且需求方面也要有抑制炒作的政策，买房子之后短期卖了赚钱，就要收税，因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炒作行为。这并不是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政策，看一下其它国家，就连那么自由化的美国都有这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应该落到实处，我们现在说征这个税那个税。可是我走访很多地方，有些人连听都没有听到过中央要征这些税。政策要落到实处。

　　宋国青：撇开土地政策谈均衡房价是很困难的。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和政府适当增加土地供给，房价应该有相当幅度的下降。但如果土地还是年年管的很紧，甚至越管越紧，现在的房价就一点也不高。大城市的房价里，很大一块是土地价格，土地价格其实是土地数量管制的结果，土地少了地价就高，土地多了地价就下来，一点含糊的余地都没有。因此，要抑制房价，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把土地供给搞上去，没有什么其它问题。

　　解决资源困境：价格手段和技术手段齐头并进

　　主持人：接下来请问两个跟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有关的问题，同时也是“十一五”规划建议里非常重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口大国，将来人口增长最高峰将达到14到15亿，而目前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口总数加起来只有7亿多。中国的经济增长，如何解决将来面临的资源的困境？

　　哈继铭：解决资源约束的问题，有许多途径，但是必须齐头并进。如果把价格按住不动，然后尽量去提高供给，多挖点煤或者搞一些技术创新、搞一点新能源，这些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说价格手段和技术手段应该是齐头并进的。价格手段使得大家有节约的意识，要用价格手段来惩罚那些浪费能源的人，鼓励节约能源的人；同时，价格手段也使得企业有动力开发新的能源。

　　宋国青：我完全同意。资源紧张的问题不要看得太严重，长期来看，石油的情况搞不清楚。但是，所有矿石、原材料、粮食、农产品、包括农用土地价格相对于消费品的价格都在下跌。石油确实有一个很现实的储量枯竭问题，但也不排除以后出现明显的技术进步，发明替代能源出来，那个时候会认为，当时为什么不把石油低价卖了，这些都是可能的。把石油撇在一边，长期来看，资源相对价格是在下降而不是上升。

　　第二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十几年、二十年以后，增长率肯定会降下来，不要担心。1990年代有人担心粮食短缺，“谁来养活中国”，过了十年，粮食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其它的资源问题和粮食问题差不多，不要过分担心，短期的问题则通过价格等手段去调配。

　　破解贫富分化问题之道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目前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这种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导致了畸形的消费，一部分人消费能力很强，另外一部分人没有消费能力，包括买不起住房。这种畸形的、两极分化的分配结构，对长远经济增长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

　　哈继铭：全世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国家很穷的时候，贫富差距不大；很富的时候，贫富差距也不是最大；就在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是最大的。贫富差距的这么一个峰值，是许多国家都有的情况，中国并不是唯一的。先要有这个认识。

　　当然，这并不是说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解决，贫富差距的缩小，对社会稳定是很有帮助的。关键是如何缩小？是抑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还是用公共政策来扶助低收入者在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消费方面得到基本的保障？我认为应该是后者，应该通过公共政策减轻低收入者的负担，可以给直接的补贴，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给他们更多均等的机会，让他们能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也就是说，不仅要给贫困家庭面包，还要给猎枪。这实际上是公共政策的范畴。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们也不要对贫富差距的现象过分紧张，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的过程。

　　主持人：我提一点跟哈老师稍微不同的观点，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但是我认为这些分析过于一般。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城市化以及经济增长机制，正在使整个国家变成一个不断产生富人，同时又不断产生穷人的机器。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发展模式是典型的“你发财、我发展、社会承担成本”的模式。“你发财”就是房地产商发财；“我发展”是政府把城市建起来，创造政绩；成本谁来掏？大量的失地农民来掏，环境污染是市民来掏，以及其他未来人来掏。在这个过程中，财富集中转移到某些人手里，同时造成大量穷人。所以，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目前的增长机制，跟土地产权没有理顺有关系，我们现在产权明晰方面已经有很大进展，但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产权非常不清楚，无论资金还是土地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不从最基本的模式入手，中国贫富差距还会不断制造出来，穷人还会更大规模的产生。你刚才提到的办法我认为有点一般，没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

　　哈继铭：你说的这些制度性建设的问题，我们已经在不断的意识到。我们想办法让产权明晰化，让市场健全，这是正在做的事情。穷人到底怎么脱贫，这是问题的关键。其实暴富的不仅是房地产商，有很多暴富的手段，通过非法手段的都有，有很多需要规范的地方。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让穷人和富人享受均等的机会，一个社会总是会有穷人，总是会有富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让大家的工资都一样，绝对搞平均主义，那我们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去了。我们现在看到，虽然贫富差距是大了，但是很大一部分穷人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过去要提高，这点国际上也是公认的，包括世界银行也是认为中国在脱贫上面已经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奇迹。

　　网友： 新农村运动的出发点是解决通货紧缩，农民会不会得到实际的好处？

　　宋国青：“新农村运动”是一些学者，包括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林毅夫新闻,林毅夫说吧)教授较早提的建议。我自己的看法是，给农村增加大量投资，是很重要的，但是千万要慎重。同样修一条路，修到山区里面，没什么效益，把路修在沿海的地方，效益高，农民就会到这里来就业？这个事情一定慎重。国家一年拿出几百亿搞农村建设不影响大局，但是千万不要一哄而上。

　　网友：稳健的货币政策近期会不会有变化？尤其是汇率2006年还会不会升？

　　哈继铭：我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依然会继续执行，所谓稳健，就是要根据当时的经济的实际情况决定政策。

　　主持人：你预测2006年汇率会升吗？

　　哈继铭：刚才说2006年需要有一些货币政策的紧缩，其中包括汇率的稳步升值。

　　主持人：2006年升多少？

　　哈继铭：我必须强调，不会出现像2005年7月份那样，一次性调整百分之多少的升值。

　　主持人：你认为2006年汇率逐渐上升，最后上升的结果会有多高？

　　哈继铭：对美元的汇率，2006年底基本上7.8人民币对一个美元。

　　主持人：宋老师呢？

　　宋国青：差不多。

　　网友：明年的增长率目标定在8％，你们认为偏高了还是偏低了？

　　宋国青：每年的计划都留有余地，超过了就好说，如果定10%，实现8%，你说怎么交待呢？

　　主持人：那就是说偏低了。

　　展望中国2006

　　主持人：最后再请两位专家对2006年的中国经济说一句话。

　　哈继铭：2006年中国经济依然会保持相当快的增长速度。我刚才说过，中国经济已经失去了最好的调控时机，所以不仅是2006年，往后看，中国经济的风险都有所增大。

　　宋国青：用四个字说，平平淡淡。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展望就到此结束。在最后我想总结几点。第一，从两位专家的展望我们可以看到，尽管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放慢，但是依然能够达到9％甚至更高的增长，2006年依然是一个好的年头，这值得我们好好去珍惜。

　　第二，大家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十个经济学家在一起可能有十一个观点，但是他们两位今天的一致性远远多于他们在具体结论上的分歧。从今天的讨论我们发现，两位经济学家都是乐观派，他们都相信市场的力量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他们相信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技术进步，从而破除中国面临的非常困难的资源困境，这体现出他们作为经济学家的信念的一致性。

　　对两位经济学家的不同意见，我们应该学会更好地去看待。例如，关于2006年的经济增长，宋老师提出要特别防范通货紧缩的危险，而哈老师认为通货紧缩的威胁并不大。表面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其实我们深入去看，分歧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因为他们都注意到，外部的需求每年都会有所下降，只有靠内部的需求、尤其是消费和投资的增长才能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从不同角度来考虑的，哈老师比较强调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必要从目前的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而宋老师更多的认为，在2005年到2006年这个很短的时间里，消费难有大的作为，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应该把投资降得太低，如果投资没有相应的补偿，也就是没有相应的增长，在外贸增长下降的情况下，整个经济就会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他们两个人所涉及的时间约束不一样，宋老师更多的是考虑2006年我们如何保持一个9％的增长，而哈老师强调的是长期来看，我们如何避免像韩国、日本那样在高速增长之后陷入到低迷的局面，如何把长期的增长模式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因此两位专家的观点其实可以统一起来看，他们的约束条件不完全相同，这实际上是更加丰富了我们对整个问题的理解。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网友的参与。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