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全球化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扩大。因为中国自身市场体系尚未完善，席卷而来的全球化对这一体系的撞击是猛烈的

　　如果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政府不推行强有力的社会政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缓解一部分“全球化输家”的经历痛苦，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如果考虑到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这一结论还没有完全站稳。

　　巨大的经济成就使中国明白开放经济所具有的长处，也使中国人对全球化表现得更为积极和乐观。然而，一些迹象显示全球化加剧了中国社会矛盾的产生。

　　很多年来，封闭体系把中国经济带入了困境。因此，融入世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致力追求的目标，入世就是这一追求的一个里程碑。

　　但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在中国城市、农村显现，收入分配、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也在日趋加重。

　　许多国家的历史反复证明，全球化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中国也不例外。

　　弱势群体日益边缘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陈锡文新闻,陈锡文说吧)说，现在，中国每年大概从农民手里征用的土地将近20万公顷。

　　另据统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总数超过4000万人，并仍在以每年200多万人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20年还会有4000万人进入失地农民的行列。

　　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这是中国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而入世以来全球化进程则加剧了这个形势。

　　“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从农民身上可以折射出中国社会矛盾的交织。农民及农民工正在成为全球化的失意者。

　　“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温铁军新闻,温铁军说吧)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三农”问题其实是从工业化加速开始的，是从全球化这里严峻起来的。

　　入世以来，中国吸收FDI不断增加。工厂、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使得农村生产关系发生裂变，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他们涌入城市，成为新兴工厂的工人。

　　在全球化影响下失去土地的农民，又以农民工的形态成为全球劳动力资源的一部分，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进行竞争。

　　全球化是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大融合的过程。按照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相对而言，中国在土地和劳动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中国与国外土地所有制的不同，使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名义下，能够比较容易地征用土地，并将其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以及地方经营城市的收入来源。

　　依托土地经营农林牧副渔的农民并不拥有土地资源，并渐次丧失其对土地的处置权。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阶层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如此，在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作为劳动力供给方，农民工更不具备要价的权利。

　　温铁军说：“这是‘race to bottom’（向下竞争或向谷底赛跑）。全球20%的发达国家掌握买方市场，卖方是占80%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过剩、低价劳动力过度竞争，产品和劳务的价格降到最低。”

　　中国出口导向产业的工人大多数是农民工，在中国劳工更多地被融合进世界经济的同时，中国的劳动标准却在降低。

　　温铁军说：“‘race to bottom’使得发展中国家以牺牲资源、环境和福利等来竞争。”

　　当然，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体现得非常明显。有学者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在“向谷底赛跑”的过程中处于领跑地位。

　　入世之后，中国还没有改变在全球整个产业链末端的位置，因此，全球化过程中，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将仍然是中国比较优势最为明显的要素。持续增大的劳动力供给，也将会使中国劳动力持续保持低价格。

　　收入分化加剧

　　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农民及农民工群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将更加弱势，更加被边缘化。

　　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而农民就有8亿人，这么庞大数字的人群成为弱势阶层、被边缘化自然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高于1981年的0.3。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与美国处于类似的水平。

　　根据亚洲发展银行对中国数据的分析，不论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还是内陆及沿海地区，抑或高薪与低薪工作，处处都显示收入最高的人与收入最低的人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不仅如此，上述情况必然导致宏观经济领域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加剧。

　　全球化以资本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要素，资本具有最终决定权，生产要素随着资本而流动。所以，可以看到，资本日益密集的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差距在日益增大。中西部地区逐渐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及资源的供给地。

　　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可以通过计划体制获得中央及中西部省份的资源配置。但是，时至今日，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型，讲求效率优先，对中西部的投资不如在东部的获得的效益，因此，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向了东部。

　　同理，各级地方政府在投资当地经济发展时更多的会选择投向城市，城乡差距也因此继续扩大。

　　当然，这是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但是，全球化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扩大。因为中国自身市场体系尚未完善，席卷而来的全球化对这一体系的撞击是猛烈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所言：“全球化打开了世界市场中的机遇之门。但是，市场可能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挤压了对人类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非市场活动。……更加糟糕的是，全球市场的成功使人类发展的许多非市场活动边缘化、使人类幸福更为脆弱。”

　　随着外资的涌入，原有生产体系正在变得支离破碎。其间，农民丧失话语权，而国有企业破产、兼并或被收购，产生大量失业工人，逐渐成为弱势群体。这些形势的发展在加剧中国社会财富趋向集中于更少部分人群。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胡伟教授说，“全球化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过程，整个社会在重构，利益在重新分配，这一段时期是非常不均衡的。”

　　当然，全球化进程中，新兴的民营企业主以及外资企业中的白领阶层，无疑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然而，这些幸运者毕竟是少数。

　　反全球化运动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反对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化。反全球化运动者认为，全球化使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加剧。

　　反全球化运动是WTO的一个影子，从西雅图到香港，新一轮的WTO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被反全球化的魔咒所缠绕。

　　社会保障越显脆弱

　　不少学者认为，由于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健全，使得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凸显出来。

　　11月16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除了面临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就业形式多样化等挑战外，还将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入世以来，全球化进程在中国不断加快，中国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国外竞争的压力，企业改制和产业结构重组的速度加快，就业失业问题增加了新的变数。劳动关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事实上，原本已经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将面临更大困境。

　　中国在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1992年，得到国家定期定量救济的城镇困难户人数只有19万人，占城镇人口的0.06%，全国城镇社会救济费用（包括临时救济）总共只有1.2亿元，仅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05%，不到国家财政收入的0.03%。

　　而在美国、英国这样一些发达国家中，社会救助经费在社会保障开支中的比例高达1/3以上，受助人数占总人口的1/10以上，救助经费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和3.9%。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后，大批城市贫民进入了社会救助范围，但是中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分布在农村，农村人口并未包含在内。

　　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尤以医疗和养老问题为外界特别关注。医疗费用不断增加，但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医疗保险系统来承担这些费用，那些无法支付巨额医疗费用的患者经常无法在医院接受治疗。

　　田成平说，全球化强化了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对开展国际间的社会保障合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资本市场的逐步全球化，也需要我们积极应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风险与危机。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单纯解决制度变迁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国内层面的社会问题、维系社会稳定的需要，同时也是在国际层面建立一种国家保护机制的需要。

　　事实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建设。胡伟说，全球化加速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此时，政府的改革就相对滞后。

　　中国入世5周年，是中国全球化进行最剧烈的时期，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政府不推行强有力的社会政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缓解一部分“全球化输家”的经历痛苦，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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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