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

　　中国人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将其非凡的经济发展从数量转向质量。这一转变已经讨论了3年，现在，有关经济质量的讨论达到了最高潮。对于中国的贸易政策、商品需求、环境保护、银行改革乃至资本配置过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稳定主导下的数量膨胀

　　中国的国企困境曾经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而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这减少了中国对经济增长数量的依赖，同时，过分关注数量增长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长期被出口型工业所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充斥着过于外向型的投资支出、失控的银行放贷、环境退化、对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疯狂的需求、大量贸易摩擦等不和谐声音。在过去的4年里，工业产品的输出——这占据了中国GDP的50%——大约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使这些问题日益严重。而通过从数量转向质量，中国将会有效地减少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质量增长的日程上，调整贸易政策是最直接的做法。12月14日~15日，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将在北京召开。由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率领的高级别美国代表团不希望无功而返，他们面对的是巨额而且还在继续扩大的双边贸易赤字——2005年达到了2020亿美元，2006年至少有2250亿美元，占美国创纪录的多边贸易赤字的25%。

　　保尔森已经实现了在中美双边贸易讨论中的重要转变——尝试从单方面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转向了更广泛的讨论。同时，代表团将会在同等重要的问题——金融行业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推动中国进一步改革。

　　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

　　现在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在知识产权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这是推动中国经济迅速提高自己在价值链中贡献度的关键一步——从诸如玩具和纺织品的低附加值的产业迅速转向高附加值的技术产品——这促使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了中国领导层最关心的话题。

　　正如最近一位中国的高层官员所说：“因为明天的中国将会有更多的创新和以知识为主体的突破，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这表明了一个新的中国——现在开始推动其智力资本的质量以增加更多的价值，而不是关注它的巨大产能平台的数量潜能。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在全球研究和发展支出资金方面，中国处于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位。

　　更有趣的是，当中国下决心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看到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鲜活例子。在北京国际机场，旅客正在争相购买最新款的奥运会纪念品，这些产品上最有趣的是“正式授权”的字样，在很多产品上贴有条形码和激光防伪标识。

　　而过去中国总是抱怨，在一个工厂和分发配送系统能够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国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是多么的困难。让我们在一个充满仿造西方产品的露天市场里找到特别许可制造的2008年奥运会纪念品，我可以保证——你找不到。因此，当中国推出一项强制执行的命令时，他们几乎能完成任何事情。

　　最近的反盗版行动——从7月15日到10月25日被称为“百日行动”——是中国在此问题上表明的鲜明立场。这为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曾经是长期以来争吵不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取得重大进展的历史性机遇。

　　我还发现中国有更强烈的意愿来提升制造技术的质量。中国环境的退化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其中有七个在中国。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导致了广泛的水污染——排放了相当于美国（污染物排放量居于世界第二位）污染物排放量3倍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而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5.5倍。

　　最近中国制定的“十一五”规划设定了减少中国每单位GDP耗费石油的目标，每年减少4%，或者说在2006～2010年总共减少20%。是否能够减少污染或者削减对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贪婪需求，这是中国高层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增长的重要方面。

　　金融质量改革是关键

　　我注意到中国针对银行贷款的质量也在采取类似的行动。中国的银行监管者和银行业高层管理人员一致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新一轮的不良贷款增长高潮将不可避免。因为，目前的投资繁荣过剩——固定资产投资攀升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这将是新一轮不良贷款的温床。中国非常需要提高其资本配置过程的质量。改革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唯一手段——尤其是需要改革的是将更严格的纪律注入到投资和贷款的批准流程中。

　　未来，为了慢慢灌输一套严格的商业化而且可行的借贷文化，中国的银行系统对其支离破碎的分支机构进行中央集权是很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很可能会于近期而不是更晚些时候减速，我感觉到中国政府部门需要在这个事关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问题上更加迅速地采取行动。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很微妙而且很重要的转变是中国对改革的整体态度。今年春天，一些外国投资者试图以很低的价格购买一些宝贵的国有资产，当时引起了一些不安，而根据中国金融行业的内部人士介绍，这些担忧已经在消退。因此，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改革将会继续。

　　自从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选择了首先增长数量的道路。新的五年规划将经济增长的目标定在了7.5%，这是转向质量型增长的重要步骤。

　　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能重组的时候，我看到的外部冲击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减速。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或者华盛顿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最大的风险所在，前者会引发短暂的阻力，而后者将构成系统性风险。但是剔除这些可能性，我所见到的中国更愿意以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换来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不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陈程 编译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