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设置缓冲期，出发点不同，结果会很不一样。缓冲期对于外资银行而言也有好处。

　　■激烈交火将出现在批发性业务和高端客户争夺上，这将把中资银行的客户取向往下压。

　　■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中资银行的质量？目前也还没有结论。

　　■美国巨无霸银行那么多，是不是小银行都完蛋了呢？没有，现在小银行反而活得更好。

　　■要在开放过程中把握混业经营趋势，就要明确市场准入和退市条件，还要注意防垄断。

　　■值得担心的是，问题可能不出在日本化，也不出在拉美化，而是另外一种全新的形式。

　　■悲观者从来没有赢过，乐观者从来没有败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应惧怕外资银行。

　　《当代金融家》：“‘狼来了’将成为2006年12月11日这一天中国媒体上出现最多的标题，但事实是，狼不会来。”某家外资银行研究机构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外资银行在中国仍将面临巨大的监管障碍，这意味着他们仍要为此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也是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您怎样看？

　　沈明高：WTO为中国银行业开放设立了五年的缓冲期，这是硬的，并且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但没有人指望这五年的缓冲期过后，外资可以毫无障碍地长驱直入中国的银行业，也就是说，事实上还存在着WTO文件没有规定的缓冲期，这是软的，没人确切知道会持续多久。

　　到底该怎样看待这一软的缓冲期？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一是利用软的缓冲期保护国内银行免于来自外资银行的竞争，二是通过这一渐进的过程为进一步的改革赢得时间。如果把软的缓冲期当作是对国内银行的一个保护手段的话，那么再过五年银行业仍然不可能真正完全开放。几乎所有的国际经验都证明，保护不可能提高本土银行竞争力。国内的银行业改革在过去的五年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还远没有完成，从这个角度讲，监管部门把开放过程放慢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有一个预期，比如再过五年，整个国内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提高了，竞争力加强了，可以从容应对完全放开后出现的竞争局面。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所以，出发点不同，同样设置缓冲期，结果会很不一样。

　　其实，外资银行也不会指望着12月11日这天晚上中国银行业大门全部打开。缓冲期对于外资银行而言也有好处。它在慢慢进来的过程中，可以把自己在国外的一些经验和技术本土化，因而更能适应中国市场。如果渐进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开放，那是对中外银行都有好处的事情。

　　《当代金融家》：无论如何，目前双方的竞争已经零距离。那么，激烈交战会发生在哪些层面？

　　沈明高：也许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比如东欧国家的开放经验中，预想竞争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资银行进来，由于在网点上不占优势，吸收存款的能力比较差，而发展网点也是一个耗时的过程，所以他们可能会更注重在批发市场上的竞争力。他们会更多青睐银行间借贷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委托贷款，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批发性。

　　第二，从客户角度来看，他们可能会用心于高端客户。所谓高端是相对而言，稍微大一点的企业，相对有钱一点的个人。这个跟外资银行的规模与成本是相一致的，它没有网络优势，因此也就不可能把触角伸到更远的地方，如中小企业，或者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因此他们的火力开始肯定集中在外资企业，如大的跨国企业，然后慢慢延伸到国内一些大企业，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和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尽管一些外资银行目前也在做中小企业贷款，但是相对它的总体业务来说，起步较晚，目前所占比重还是很小。

　　当然，这会把中资银行的客户取向往下压。实际上这该算竞争带来的好处：长期以来存在的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可能会因此缓解呢。没有竞争的时候，垄断可以令国内银行轻松赚钱，它没有动力去给中小企业或者个人放款。竞争加剧，一方面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另一方面确实是比较优势所在，比如它有很丰富的网络，使得它有触角能够跟这些原来不被他们重视但有信贷需求的客户接近，他们会调整定位。不同的银行下移的程度不同，但下移是肯定的。

　　从竞争的角度看，这些可能的变化应该是可预见的。所以说国内银行和监管部门，如果能够提早做一些前瞻性的安排，准备将会更充分。

　　《当代金融家》：美国的一个战略研究公司曾经预言，说中国银行业开放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一场灾难。当然，到目前为止，灾难并没有发生，但他们说“灾难迟早会来”。

　　沈明高：关于中国的问题，悲观者从来没有赢过，乐观者从来没有败过。曾经有多少家国外机构对中国的银行体系都是不太看好的。如果我们回到2000年，那时侯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40%都很正常，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没有信心，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去改革资产质量如此之差的国有银行。但现在看来，国有银行的改革是颠覆性的，让很多悲观主义者满地找眼镜。工、建、中都上市成功，投资者因为有信心、觉得值得投资而花钱购买这些银行的股票。银行业总体不良贷款比率已经由2002年末的23%下降到2006年年中的8%以下。

　　事实也证明，随着国内银行数量的增加和外资银行的进入，竞争并没有如有些人担心的那样使得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看一看拥有全部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一半以上、也是中国目前银行业竞争最为激烈的上海，2005年底全市中资银行不良贷款率只有3.39%，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改革已经解决了历史包袱问题，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经过市场检验，比如现在的治理结构、激励机制、风险管理等等是不是能够经得起市场的考验？特别是，当宏观经济出现大幅波动的时候能否有效防止出现大量新的不良贷款？还有一点，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中资银行的质量，这也还没有结论。因此也就还存有一点点疑问：如果说我们的国有银行只要引进拥有20%股份的战略投资者，或者让出25%的股份给外资就能脱胎换骨，成为一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商业银行，那么中国就可以创造一个奇迹，以后其他国家改革国有银行都可以“照方抓药”，能把这一机制说清楚的经济学家也就可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了。但是如果说出让25%股份给战略投资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话，那是否有两种可能，或开放给外资更多的股份，或向内资开放更多？

　　中国的银行改革当然不会只到此止步，肯定还是要往前推进，但未来对方向的判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应该惧怕外资银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因为金融被别人控制、或者说经济命脉被别人控制而出现大的经济风险的情况，当然，小国例外。

　　《当代金融家》：有观点主张中国尽早在立法方面解决混业经营的法律障碍问题。否则外资银行进来，他们是混业的，且实力十分强大。这注定将是一场不对等的竞争？

　　沈明高：美国现在银行业并购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巨无霸银行那么多，是不是小银行都完蛋了呢？没有，现在小银行反而活得更好。大银行的市场定位跟小银行完全不同，小银行提供的人性化和个性化服务，反而更能吸引一些客户。 中国银行业混业经营，需要整体配套，比如说立法、监管的配套等等。哪一种监管模式比较好，是混业监管，还是分业监管，还是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协调机制？这还涉及金融工具、产品、市场准入等等，必须是同步的，不是说一声令下明天就开始混业经营。 我们要客观认识到混业经营这一趋势。第一，现在进来的外资银行是混业经营，混业经营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就是它可以共享客户群，满足客户多样化的投资、融资需求，并且可以在定价方面有很多联动措施。所以说，外资银行有这个能力，而国内银行没有这个能力，在竞争上面肯定是对国内银行不利。第二，现在的技术进步使得混业经营本身更容易实现，使得政府部门对混业经营的监管也更容易了，但这并不是说混业经营的风险减小了。第三，从中国整个金融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不让银行去参与到别的行业如证券或保险业的话，它自己的竞争也会受到很大限制。美国混业经营的历史也是在市场发育的过程中产生的自然的一种交叉。混业经营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必然要求。

　　要在开放过程中把握混业经营趋势，就要明确市场准入和退市条件，还要注意防止垄断。如果在市场垄断的情况下，或者没有退市机制的情况下混业经营，风险可能比分业经营还要大。事实上，美国与分业经营相关的法律就是在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才订立的。

　　《当代金融家》：关于银行业究竟是开放不够还是开放过度的问题，一直争议不断。您如何评价？

　　沈明高：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的话，它肯定不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计划经济的话，当然过度了。我如此极端地来说这个问题，就是想阐述该怎样看过度。我们现在市场准入还有那么多限制，尤其是对内资的准入；同时又没有退出机制，没有退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准入机制。像那些运营不善的农村信用社也不能破产，为什么呢，破产了以后，这个地方就没有金融机构了，就没有人提供金融服务了。准入不足，当然也就是开放不足。

　　再从居民投资的角度看，能够投资的产品太有限。如果投资者认为低回报就可以，那只要把钱存到银行，2%左右的回报就可以让大家都心满意足了。现在城镇居民手中约50%的金融资产是银行存款，主要是因为没有回报更好的产品可以投资。所以要看，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市场里面，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能不能得到满足？得不到，就是开放不够——因为还需要更多的人来提供服务。

　　《当代金融家》：政府与银行究竟该是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最近又不断被国外学者重提。过去大家都会认为中国的银行风险最终会有政府兜底。但开放之后，竞争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在竞争中败阵的银行也会出现，“政府兜底”的情况显然应该发生改变。怎样改变呢？

　　沈明高：应该说，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跟以前相比已经少了很多，特别是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投向的影响力愈见式微。但让政府和银行之间完全彻底地脱钩，在目前有点不太现实，它不仅涉及银行业改革的问题，也涉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

　　银行的股东们，包括现在的战略投资者，当然希望政府能够替他们承担风险。但这里面会同时存在另外一个逻辑：政府认为“你出了事我要管，因此你出事之前我也得管”。这也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改革的目的是要把中国的银行培养成为能够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公司”，但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承担一些“政府责任”。因此，对于银行业的管理，应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权衡：监管部门关注的应该是整体金融的风险，而不是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

　　经验证明，金融机构应该是可以破产而且是能够破产的，银行破产对投资者而言是一个损失，但对整个经济而言是一种保护。

　　目前中国银行业还没有破产机制。在全面开放之后，这个问题会凸显出来。如果说所有的银行都认为政府会兜底，那必定在竞争的时候就不会很卖力，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进内部管理、风险控制、服务、产品定价，从长期绩效、资产质量的角度来看，就不会有良好效果，竞争对于国内银行的积极意义也就大打折扣。所以，在外资银行进入初始竞争可能还比较缓和的过程当中，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尽快建立一个退市机制是很有必要的。

　　《当代金融家》：有观点担忧，开放后金融机构拉美化的情况可能会出现。您以为如何？

　　沈明高：中国的金融风险太集中，主要集中在银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来分散风险的话，谁也不能保证没有拉美化之虞，但我认为这只是个小概率事件。

　　一般而言，市场越开放，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肯定会加大。这一点，几乎所有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国家或经济都遇到过，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鲜有例外。至于风险，要看怎么去理解，如原来是国家控制，尽管金融机构效率很低，但是经济波动却很小，这样的经济在短期之内看上去风险不是很大，但它事实上却存在着一个改革风险或崩盘的风险，有时是灾难性的。因此，金融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能说明保护就没有风险，而开放就一定有风险。

　　在我看来，经济（如股市或楼市）为什么会出现泡沫，或者为什么会出现大的波动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原来没有见过，所以大家都没有经验，无从判断。比如说美国上世纪末的新经济泡沫，因为当时新经济的概念大家都不了解，所以说都以为股价可以一飞冲天。但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后，再犯这样错误的几率就会小得多。我们看到了拉美化的教训，看到了日本化的教训，如果还学习不了，还没有能力避免重蹈覆辙的话，那太悲观了，我们的政府是很有学习能力的。值得担心的是，问题可能不出在日本化，也不出在拉美化，而是另外一种全新的形式。就像你躲过这块石头，又躲过那块石头，但最终却撞到了另外一块石头上，因为那一块你没有看见。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