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6年12月17日,为探讨和完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总结大庆联谊案理论和实践经验，也为正在研究制订的证券法司法解释提供法律建议，司法界、法学界、证券界、律师界有关人士、“大庆联谊案”的审判、执行法官、代理律师和投资者代表共聚一堂，在北京举办研讨会。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耿利航出席了会议。他指出大庆联谊证券民事诉讼案的意义，一是威慑，二是补偿。二级市场的赔偿应该跟一级市场有所区分。

　　关于大庆联谊证券民事诉讼案的意义，一是威慑，二是补偿。从严格的规范意义上，或者纯学术上的意义，其实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投资是不需要补偿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二级市场，交易对手都是投资者，一个投资者受到损失，另外的投资者获得利益，从整体上投资者的损益为零。第二，投资者即使经过诉讼得到了赔偿，也意味着一个投资者向另外一个投资者进行赔偿，因此就是投资者之间的财富转移，所以说这种财富转移是没有任何效率的。第三点，从整个市场来看，一个投资者如果有足够大的、多样化的投资的话，他能完全规避因为欺诈而造成的风险，因为什么大家炒股票，这个股票可能因为信息大，被披露前我抛掉而受益，另一支股票可能在信息大，抛出之后受损，这样来讲可以损益持平的。在二级市场上投资者实际上是不需要任何补偿的，他能够用多元化来规避风险，第二，即使赔偿也是投资者之间的相互赔偿，这种无效力的资产转移本身是不应该得到提倡的。因此我认为，在美国，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民事诉讼赔偿的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美国一级市场诉讼的赔偿的数额、原则和二级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级市场的赔偿应该跟一级市场是有区分的。

　　第二，如果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是不需要补偿的话，那么民意诉讼欺诈的一个意义，就是威慑，如果投资者不需要赔偿的话，你如何威慑，另外一个因素告诉我们，威慑的力度要适中，比如说我一个上市公司向投资者赔偿一个投资者所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就意味着上市公司把别的投资者所得到的收益也赔偿进去了，这个投资者因为对手交易，他因为欺诈而得到收益，他是无辜的，但是这不是非法所得。这部分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失是上市公司赔偿的，因此收益投资者并没有吐出收益，这就意味着如果按照一个投资者全部损失赔偿额的话，就会过度，他的赔偿远远超出了他能对市场造成的损害。也就是说咱们可以跳出这个往下来看，上市公司的人也许都是狼，也许它是披着狼皮的羊，为什么呢？因为上市公司出现欺诈，有很多原因，一个上市公司很复杂，信息传导可能有误解，底下的传导可能传导到上层结构，可能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经营的预测有认知偏差，总而言之，一个上市公司出现了信息的披露偏差，很多可能是由于它的过失，而不是故意。如果是他的过失，而不是恶意行为，市场对他的惩罚一定是有限度的。 信息披露是有意的行为而产生损害，对于这种损害的惩罚不能过度。因此对二级市场商业信息披露，包括对高管人员的惩罚，像开车一样，如果开车有意行为，开车撞人就判十年就没人开车了，如果高管出现了有意陈述就被罚的倾家荡产，还还愿意做高管，好人都离开了高管的位置，可能进行了逆向选择。所以威慑的力度是要适中的。

　　关于共同诉讼的问题，简单的讲，很多人打官司，比如法院的诉讼空间有限，任何集团诉讼和共同诉讼，无论名字叫什么，都是代表诉讼，一定是一个或者两个、三个代表人代表很多不同利益诉求者来打一个官司，马上牵扯到一个问题，谁来代表，代表人之间的利益怎么协调，像陶律师讲的，很多投资者，只有一个律师，律师怎么协调，谁来协调利益，尤其是谁有权代表整个集团，尤其是涉及到侵权，有人说我现在并没有发现，我可能过两年再赔偿，有人说我现在就要赔偿，因此集团的范围越大，代表集团的人，因为他有不同的利益的诉求，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对律师的激励，对律师激励有一个本身的矛盾，有人说对律师的激励越大导致律师更多提起诉讼，如果更多提起诉讼，会导致威慑过当或者威慑幅度过大的问题更加严重，也就是说如果我对一个上市公司惩罚很重的话，相比政策上来说，我可以减少处罚，因为经济赔偿，处罚比例和处罚力度是成反比的，如果对一个律师进行激励，会导致威慑过当的行为越来越严重，这本身有一个矛盾，我不是说这样不对，作为律师，他有这个倾向，他会自动加重这个倾向。

(责任编辑：吴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