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站在政治制度的高度来评判新一轮大规模的省级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调整，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制度，也是这个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

　　——访中央党校教授、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

　　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正在进入一个关口。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主张并且顺利在全党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思想教育活动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之后，如何为和谐社会追求提供组织保障无疑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此次为十七大作重要准备的省级地方主要领导的人事安排也显得格外引人关注：这一大规模的组织人事变动将会扮演什么样的历史角色？

　　中央党校教授、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先生长期致力于党建研究并多次参与中央有关重要文件起草，他的思考或许对我们关心的问题会有所启示。

　　“启德培元”意蕴深远

　　《法人》：这次省级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调整引人注目。但是很多人对它的背景并不了解，您能介绍一下么？

　　叶笃初：2006年1月初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首次以郑重方式提出了集中换届的任务，指出2006年、2007年我国将对省、市、县、乡四个层次的党委、政府分批集中进行换届，要严肃组织人事纪律，重点是防止查处拉票贿选、跑官要官的现象。我们如果做生动形容的话，那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敲响了集中换届的锣鼓点。

　　《法人》：集中换届是怎样来从细节上保证实现的？

　　叶笃初：中组部开会做过部署。凡事“预则立”，针对换届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当时提出了三个原则：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既表现了组织部门的责任意识和某种担心，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掉以轻心、放任自流或心存不轨的人是一种警戒。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认为迄今为止虽然在具体运作中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三个原则是都实现了的。此次换届涉及人数如此之多，牵扯范围如此之广，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法人》：集中调整后的官员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叶笃初：六个字来形容：气正、心齐、面新。我到各地开会、考察和演讲，与一些调整后的省、地（市）、县（市）级干部有过交流，再加上一些侧面了解，觉得他们都为人比较正派、比较注意班子的团结、面孔也都比较新鲜。

　　《法人》：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2006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后，便开始了省级党政负责人比较密集的换届工作，10月份有6个省级党委完成了换届，11月份有7个省级党委完成换届，12月份有1个省级党委进行换届并且有3个省的省委书记有变动。到今年的上半年，其他17个省级党委也会相继完成换届工作。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显然深深地影响到这次省级地方主要领导人的大规模更替。

　　叶笃初：六中全会是换届工作的动力源和指路标。从组织的角度来讲，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承前，就是对此前已经基本完成的乡镇、乃至县（市）级党政换届及时进行总结、提高、继续推进，适时提出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要求。

　　启后，就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各地市级党政换届以及此后展开的省级地方换届指出了方向，提出了要求。需要强调的是，六中全会事实上既是对省级地方党委换届的推动又是保证。

　　一方面，六中全会是一个标尺，检验换届、指导换届、推动换届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省级地方党委顺利换届又是对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落实，新任省级领导班子把贯彻落实六中全会决定作为首要职责。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每年都有一个工作要点。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说明，在十七大召开之前，省级党委换届对中央来讲是非同寻常的工作安排，就是2006、2007年的工作要点。

　　《法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省级地方党委换届显然不仅是一个或几个省级地方党组织的人员变化，也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以至整个国家单纯组织事务，应该是有更广大的意义。

　　叶笃初：是的。现在许多人还停留于单纯组织事务的认识，人们对四级地方党委换届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组织人事的变动上，而没有想到其背后的蕴涵。也许可以简单说点中国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

　　在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从来认为做人、理事、治国之间存在相通道理，所以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又讲仁道、德政等等，于是就有修齐平治、启德培元之说。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从来不把干部培养任用当作单纯组织事务，而是视为政治战略不可缺失的保障和条件。经验证明，每当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重要关头，必定紧随理论与战略创新而来的，是组织的冶炼和人才的辈出。值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新的跨越，成千上万一代新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我们理解，它的重大影响远远超出“党委换届”字面含义，不妨说是具有“启德培元”的深远的政治蕴含。附带说一下，在我们中国，元字也可作“根本”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在正确理论、路线、方针指导下的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实质上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的政治建设。

　　最后还要说一句话，此次地方党委换届涉及数以十万计的干部，省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无疑是省级地方的领军人物，如果我们借用“启德培元”四字不无大碍的话，那么他们在这方面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对自己要有更严格和更进一步的要求。

　　要勇敢地到实践中去

　　《法人》：和他们的前辈同事们相比，根据现在的媒体有关报道，年轻化和高学历化似乎是当今这批省级地方主要负责人的整体的个性化符号。

　　叶笃初：每一拨干部有每一拨干部的特点。从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干部，做秘密工作的可能会比较谨慎，从军队中出来的干部可能会很干练，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历过生死考验，革命品格非常坚强。但是这些人，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联系在一块的，譬如过于谨慎可能不适合领导一方发展，做事情很干练但也可能失之于简单和工作作风粗暴，甚至有少数人还有军阀作风。

　　相对于他们，当今这一批省级地方主要负责人尤其是年轻一些的，有专业、有知识、乃至各种技术知识，但一样是优点和缺点互相交融。由于政治阅历关系，在战略思考和理论思维方面尚有待提高，对面临问题的纵深把握及综合判断上还需要反复的历练。

　　《法人》：我们注意到，这次省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大规模调整，中央和省级地方间的交流非常多，这里面有没有一种什么暗示？

　　叶笃初：干部交流是中国共产党多年的传统。不过以前更多的是定向交流。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一段时期，农村是党的工作重心，大批军队干部和城市干部就被交流到农村地区任职，例如团长可能会担任一个县的县长、县委书记什么的，那时候县里的干部基本上整天在乡村跑。当然从县里调到大中型企业中去担任车间主任、厂长的也有。当年定向交流往往呈现为一种“运动性”，决策改变的背后往往是一场干部交流的运动。

　　现在的交流范围和内容大大扩展。就拿这一次地方党委集中换届来讲，交流就体现出这些主题：有上级领导机关工作经验和有基层单位工作经验的干部之间的交流，有实际工作部门经验和有研究文秘工作经验的干部之间的交流，有组织工作经验和有宣传工作经验的干部之间的交流。这些交流都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

　　伯乐相马到倚重公信

　　《法人》：“出主意、用干部”是我们党的领导原则，我想知道这个原则的人并不多，你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原则？

　　叶笃初：“出主意”主要指的党要提出国家乃至地方或部门的政治主张、发展大计等等，但是，没有组织作为基础、没有干部安排支撑，这种定位显然就会落空。所以，主意和主张出来之后，势必伴随着一定的用人方面的调整，这也是所谓的“用干部”。

　　《法人》：从宏观的层面，我们党“用干部”尤其是选拔年轻干部的政策似乎也是分阶段的。

　　叶笃初：是的。新中国建立后，中共高层逐渐意识到培养新一代干部的紧迫性并加大了培养新一代干部的努力。从1960年代始，在中央高层中形成了关于革命接班人、红色接班人的共识与语言。但是那个时候由于党在战争年代培养的一大批干部都风华正茂，新一代干部培养并没有提到最紧迫的位置。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紧迫性却凸现出来，因为当时出现了“干部断层”。那时候由于我们缺乏一整套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只好采用在职领导干部发现、提名、推荐相关人选的办法，也就是所谓的“伯乐相马”，属于一种应急模式，今天活跃在政坛上的很多高级干部，都是那个时候被“伯乐”们发现并且走向政治舞台的。

　　不过，这种“伯乐相马”式的干部选拔方法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这些人怀疑，“伯乐相马”可能出现任人唯亲。由于一个人的视野有限，领导干部的亲属、秘书、朋友会得到更多的机会。

　　所以，我们党就有了更多的尝试，如考试、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挂职锻炼、投票选举、规定任期，等等，一系列的安排相继成为制度性规范，逐渐侧重于“公信力”，倚重组织考察和公信相结合。总之，靠制度来用人。

　　“用干部”是一个经验积累和历史发展的过程。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的“用干部”分为两个阶段：“伯乐相马”阶段和制度规范阶段。“喜看后浪推前浪，已识今年胜去年”，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套可行的干部选拔机制和呈梯队性安排。

　　《法人》：对政治阅历的要求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党选拔干部的方针有所改变？

　　叶笃初：不完全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总体要求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实践中和我们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像年轻化，我们并不是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很年轻，而是要建立一个合适的“梯形”结构，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像革命化，中国共产党对干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政治素质要高，党的定位以及国家面临的国内外社会形势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不过，政治素质内涵很广泛，取决于多方面修养，包括理论基础、实践经验等，政治素质虽然取决于政治阅历，但是和年龄并没有必然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爱说年轻有为，又说少年老成，讲的就是生理年龄与阅历年龄的区别和联系。一个年轻人可能政治阅历非常丰富，这是我们党很多干部年纪轻轻就身居省部级高位的原因所在。

　　成熟制度渐行渐近

　　《法人》：您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这次地方党委换届的一大特点就是有诸多党内法规作支撑和保障，这是历次换届所不曾有过的？

　　叶笃初：是的，这次地方党委换届，从党内法规来说，基本源出于党章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2002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2000年）。同时还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推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意见》、《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的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等20多部规定或文件，从各个侧面对地方党委换届进行规范。这无疑使此次换届向制度化进程迈进一大步。

　　《法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共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

　　叶笃初：我想是这样的。认识这次地方党委换届特别是省级地方主要领导干部换届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制度性的检视。不再是单纯的人事更换、代际更替，而是已经从整体上纳入了制度的范畴。

　　这种制度性的意义最早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收录在《邓小平文集》的一篇1980年的文章，题目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谈的就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胡乔木同志1989年在美国一所大学的演讲《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对外宣布中国共产党把包括任用干部在内的领导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看待，在向科学化、民主化、法律化的方向迈进。此后，我们又经过了近20年，作为中国执政党，党的干部制度日益充实完善。它不仅是党的也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且具有基础意义的一部分。

　　《法人》： 这个制度还有没有可供提高的空间？

　　叶笃初：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很多细部包括程序方面还需要丰富和完善，很多暂行规定还有待实践检验后成为正式的制度性规定，旨在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的精神和规定是仍然有效的。

　　《法人》：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基本定规、完全成熟的制度安排？

　　叶笃初：我想大约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例如15年到20年，也就是我们党建党100周年前后。历史证明，一个政党，经过100年的成长和发展，在领导层更迭、民主程度、组织规范等环节，基本上都会形成系统的、稳定的制度性安排。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