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要性和演化趋势考虑，2006年的全球政治与安全事态中，有三大现象值得讨论：一是“超级大国”美国持续受挫，二是“新两极对抗”局势若隐若现，三是全球范围核扩散的危险不断加剧。它们均具有全球性后果，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1. 美国：“为什么他们如此恨我们？”

　　自9·11事件之后，在“布什主义”的导向下，美国始终处在某种暴躁、焦虑和不安全的状态。对当初美国《新闻周刊》的发问“为什么他们如此恨我们？”，至今很多美国人仍未想明白。布什在“纪念9·11五周年集会”上作出的“今天的美国比五年前更加安全”的说法，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嘲弄。各种迹象表明，无论国际范围还是美国本土，攻击或威胁这个超级大国的势力(及其人数)，近年不断增多——美国变得更不安全了。

　　这从近期的几个事件可见一斑：

　　虽然“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主要代理人扎卡维在6月初被美军炸死，本拉登、扎瓦赫里、奥马尔等人作为伊斯兰反美势力的主要精神领袖，却保持着神秘的、潜伏的攻击状态，构成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持续威胁。美军抓不住这些关键人物，却见到了更多的“基地”追随者。拉登年内两次录相“现身”的反响，以及关于拉登死亡传言被西方主要国家和传媒翻来覆去证实或证伪，这些事实本身提示了“恐怖魔头”在西人心中的可怕分量。

　　2006年夏天，英国军情部门发现和紧急处置在英美航线上策划、制造多起飞机爆炸的“惊天大阴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英国作为美国主要盟友有多么危险。这也是继伦敦地铁系列爆炸案之后英国遭受的最严重威胁。阴谋的制造者（英国本土出生的穆斯林）与“基地”组织保持着精神上的沟通。

　　2006年6月下旬，美国联邦调查局采取突击行动，抓捕了七位犯罪嫌疑人(包括五名美国公民和两位海地移民)。借用美国司法部长的警告，美国乃至西方正面临着组织松散但同样危险的“本土恐怖分子”的威胁。

　　阿富汗和伊拉克几乎没有一天不出现恐怖袭击和教派冲突，美国军队陷入泥潭难于自拔。这两国越来越成为让国际媒体和公众对死亡数目麻木不仁的地带。面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严峻的治安形势，带来的大量财政负担且不论，美国决策层年初预想的在2006年内逐步撤军计划被迫放弃，美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驻军人数。

　　美国情报界的一份最新评估报告认为，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全球范围新一轮极端主义浪潮的兴起，使西方面临的恐怖威胁更为严重。这份名为《全球恐怖主义趋势对美国的影响》的报告指出，伊拉克战争已被极端组织用来作为招兵买马的借口，而目前全球范围内恐怖分子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美国及其盟友消灭恐怖分子的速度。这份报告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情报界对全球反恐形势所作的第一份正式全面评估报告。它彻底击破了布什关于美国“更安全”的说法。

　　这里再要说一下“9·11综合症”。所谓“9·11综合症”，我用它来描述这样一种情景：当实力超群的巨人受到突如其来且从未有过的可怕袭击后，他的反应不仅仅是震惊与痛苦，也不只有十倍的愤怒和百倍的报复；面对来无影去无踪的蒙面敌手，巨人可能陷入某种歇斯底里与神经紊乱状态，从而产生视野的盲点和思维的混乱，乃至行动的鲁莽；巨人不时感到刺痛却难以发现可以正面较量的对手，他的反应也愈加不理性和不计后果；他的回击好似拳头打跳蚤，多点出击却命中率低，力气大而收效小。“越战综合症”是几十年前美国这个巨无霸曾患上的一次严重病症，“9·11综合症”则是最近的一次。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具有其它任何国家难以抗衡的影响，而且显而易见，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与美国在硬实力上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也正因如此，美国在9·11事件以来的“倒运”格外值得注意，它的敌手性质和力量来源更值得分析。这一病症提示了当今全球力量格局的内在矛盾、全球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及主宰性国家的脆弱性所在。假使不对美国超霸优势的长久性和这一霸权的特殊“软肋”有深刻的洞察，人们就无法从本质上理解现今复杂诡异的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

　　2. “伊斯兰弧”的热度

　　与上一点相关，从近期国际形势中，不难捕捉后冷战时代一种重大的国际安全动向，即在美国(及其盟友)和以伊斯兰世界为主的强硬反美势力(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正在形成日益明显和严重的对抗势头。它与冷战时期美国为一边、苏联为另一边的东西方阵营的两极对抗格局，既有类似之处、又有很大区别。由于缺乏更好的概括方式，这里姑且把它称为“新两极对抗”。

　　先列举2006年发生的典型事例：

　　传统热点中东地区，继续充当着“麻烦集散地”的角色。2006年初，巴勒斯坦举行了自1993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以来的第二次立法委选举。出乎多数国际观察家意料的是，被美国列上“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黑名单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当选。众所周知，哈马斯从未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其军事组织曾一次又一次地向以色列实施“人体炸弹”袭击。这也是美国最不愿意见到的后果：它向全世界宣布的封杀对象，竟然在民主选举中大获全胜。2006年，围绕哈马斯展开的一系列打压与反打压、制裁与反制裁、定点追杀与反定点追杀的斗争，以及反美反以势力的不断壮大，构成这一地区战争与和平“交响乐”的重要旋律。

　　2006年中东矛盾的激化，还表现在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冲突上。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造成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这场使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及其庇护者美国的积怨加深，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展开声势浩大的抗议和声援活动。目前还很难全面评估这场战争的后果，但至少可以说，黎巴嫩真主党及其领导人纳斯鲁拉在这个国家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迅速上升，以色列与原本不睦的邻国之间的关系又添新疤，美国在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形象遭到进一步的恶化。

　　美国在国际反恐战争中的重要盟友之一巴基斯坦，近一时期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麻烦连连，巴国内部对政府支持美国反恐方针的质疑日益加深。英国、亲美的阿富汗领导人与美国政府相关人士指责与威逼利诱，要求巴基斯坦加大打击力度，充当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的“前哨阵地”。这一切最终造成了穆沙拉夫将军的怒火爆发。巴基斯坦总统利用九月出席联大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回击对巴基斯坦的指控，批评美国政府及其西方盟友。巴基斯坦的状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美国反恐政策的失败。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伊拉克正在经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时期，针对外来占领军的攻击活动没有减少，国内教派对立和仇杀行动也愈加可怕；一个被输入、被移植的政权，在起步阶段就遭遇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前途未卜。布什政府一心想把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树为中东和阿拉伯地区“民主化”改造进程的“样板”，然而事与愿违，严酷的现实不仅让伊拉克人民受尽苦难，也使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全球反战浪潮达到新的阶段。

　　伊朗在2006年成为反美“合奏”的主唱，内贾德总统则是最让白宫头痛的挑战者。伊朗的核浓缩计划在这一年取得了新的进展，全然不顾欧盟三巨头设置的时间表和美国一再发出的恐吓性言辞；面对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及西欧主要国家压力下通过的要求伊朗终止核活动的决议，伊朗人强硬拒绝，并展开大规模军演，举国上下动员，防范可能的入侵；在外交和国际场合，伊朗与世界各地各国有类似利益的国家(如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相互沟通，广泛游说和争取穆斯林各国的理解与同情，做俄罗斯、中国等与美国立场有别的大国的工作。深陷伊拉克泥潭的美国，对于是否以武力解决伊朗核危机的问题难下决心，布什团队为此而焦虑不安；不难想象，一个拥有核能力甚至核武器、坚持反美、反以强硬立场的伊朗，可能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之一。

　　从全局观察，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所经常提及的“伊斯兰弧”，即从北非、到中东、西亚、直至中亚和南亚乃至东南亚这片居住大批穆斯林国家的区带，自“9·11”以来，由于美国的反恐扩大化和高压政策，原有的一些矛盾被激化，反美势力迅速滋生蔓延，宗教极端主义大行其道，各国国内社会政治局面愈加不稳，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变得更加漫长艰难，总体来看它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要热点群。

　　现在可以概括一下所谓“新两极对抗”的基本特征了。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9·11”之后日益明显的全球性对抗，主要发生在对“伊斯兰弧”这一战略要津和文化宗教敏感地带的主导权争夺上，对抗的一边是超级大国美国，另一边是一些伊斯兰强硬势力。冲突的实质，站在布什的角度，是“捍卫西方文明”、消除“伊斯兰法西斯”，是一场“新十字军东征”；而站在其对立者一边，则是抗拒美国的霸权和“捍卫伊斯兰人民的权利”。双方都采取了不妥协的姿态，使用了“正义对邪恶”、“黑暗对光明”的比照性言辞，恰似对立的两个极。从客观的立场观察，这两极都很难代表它们所声称代表的多数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不论是在基督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的范围)，国际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立场要比它们温和得多，但这两极的声音更尖锐、亮相的次数更频繁、造成的对立情绪更广泛。现在还很难充分估计新两极对峙的全部内涵，甚至很难厘清加入各自阵营的队伍层次和盟友数量，但据我看，肯定会有一场长期的较量，对今天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3. 核世界与核对抗

　　基于上述情形，笔者的第三个判断就是：由于“后9·11危机”的深化，更因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矛盾性，现有的不稳定的核不扩散体系正面临瓦解的危险。它同样能够从近一时期尤其是2006年的重大事态里找到证据：

　　美国充当了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领头羊”，对于潜在的核扩散趋势难辞其咎。美国现有的年度军费开支，占全球总军费开支将近一半(48%)；仅在2006年的国防开支中，美军就把近700亿美元用于新的军事技术及其手段的开发、试验和评估，另有780亿美元用于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我只想指出：山姆大叔“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姿态，激起越来越多的对立情绪，伊朗和朝鲜即是典型：2006年4月，伊朗用100台离心机成功获得了丰度为3.5%的浓缩铀，内贾德总统宣布“伊朗加入了八个拥有重水技术的国家行列”。这无疑是直接针对美国的一种挑战性宣言。同样，朝鲜在2006年下半年以来多次宣称，已拥有可攻击敌国的核武器，它的核试验，针对的目标就是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在核武器发展问题上的多重标准，也大大刺激了其潜在对手的核野心。美国的第一重标准是用于美国自身，以及像英国这样的大国铁杆盟友，即不断更新和改进现有核武器，竭力发展令对手无法防范和回击的打击手段，丝毫不管什么国际约束。第二重标准用于以色列和印度这样的战略盟友，即在美国的监督下，为了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的利益，使其拥有开发核武器的多数权利和好处。第三重标准是对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美国痛恨的所谓“无赖政权”、“邪恶轴心”以及“基地”之类组织，严格禁止这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拥有核武器，严查相关的核开发活动，一旦违禁便最大限度地予以惩罚。在很多国家眼里，现有的核安排与规则没有公正和合理可言；而被美国视为假想敌或现实威胁的那些国家和势力，当然会全力谋取反击美国的手段，包括核武器这样的致命性和大规模的毁灭性手段。

　　现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越来越多的中等强国和地区，寻求包括核武器或核开发能力在内的各种自我保护手段。2006年5月6日，巴西科技部长宣布，巴国已建成浓缩铀中心，从而成为自主拥有核技术的国家。这是一个有深远意味的事件。实际上，类似巴西这样的地区大国强国还有不少，如土耳其、埃及、墨西哥、南非、韩国、乌克兰等，它们不论本国自然资源(石油、煤炭、铁矿石等)是丰富还是贫乏，不管安全环境是宽松是严峻，都察觉到核能的巨大前景，也都注意到现有核不扩散体系的不公正与“软约束”，因而都把发展核能作为国家战略目标。与伊朗、朝鲜有所不同的是，它们善于与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周旋，公开宣布的目标是发展民用核能。然而，稍懂这一问题的人都明白，拥有核浓缩技术，到开发核武器，仅仅是一步之遥。

　　技术的进步和资金的充裕，无形中加快了各国核开发的步伐，使核武器的扩散变得更加简易。须指出的是，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前苏东地区混乱局面的久治不愈，这片曾经储存了世界上最多核材料、拥有大量核科学家的地区，如今也是核扩散危局的源头之一，是类似基地组织或伊拉克前萨达姆政权那样的买主瞄准的主要对象；对美国而言，最大的噩梦，莫过于这片地带疏于管制的核技术、核材料以及核科学家，与伊斯兰弧带那些极端仇美势力结合到一起。这也是为何美国尽管对普京有诸多不满和批评、却始终不敢太惹恼俄国人的主要原因。

　　国际原子能机构控制能力有限，核制度规定漏洞不少，对核扩散势头难以防范。理论上讲，1995年5月得到多数国家批准和无限期延长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功能的存在，是遏止核扩散的重要工具之一。然而，由于前面提到的各类消极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一工具的约束力越来越小、越来越“软”。条约虽然规定了签约国的义务，但签署和退出却是自愿的，这无形中让那些有核野心的国家很容易利用它；技术上讲，虽然条约规定不准将民用核转向军用方面，但没法把握这中间的尺度，主权国家自己完全有可能视情况决定发展的阶段；尤其是，条约没有对霸权国家可能的“违法乱纪”制订任何有约束力的条款，事实上给美国等滥用解释权留下巨大的空间。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未来若干年很可能是一个加速而非减缓核扩散的时期。不论美国解决伊朗和朝鲜两大核危机的努力是否奏效，全球范围核扩散的势头很难阻挡。这并不是说，很快有一大批国家拥有核武，而是指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拥有核技术和搞核开发，最终使现有的核不扩散体系名存实亡。今天比冷战刚刚结束时更具有核扩散的危险，国际社会的努力更多却难以奏效。未来一、二十年，也许我们见到的结构，将不再是目前的“五个正式核国家、三个准核国家、十几个抓紧核开发国家和几十个设计核蓝图的国家”，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核世界，一个与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和政治扭曲关系相对应的核力量结构；特别是在我所谓的“新两极”之间，存在着核对抗的可能，从而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4. 大国对话

　　除上述有重大影响的三种事态外，站在全球角度观测，2006年还有一些不能不提到的动向，它们中有的消极阴冷，有的令人鼓舞，传递着相互矛盾的信息，折射出当下世界政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亚非地区一些传统上不太稳定的地区或重燃战火，或既有矛盾加深。2006年，泰国经历了近十五年来第一次军人政变，陆军总司令颂提将军把民选总理他信赶下了台。斯里兰卡依旧是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内战最频繁的国家。尼泊尔是南亚另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在大规模群众示威抗议和流血之后，国王被迫交权，随之而来出现了新一轮博弈形势。朝鲜半岛及日本海一带，是东亚地区为数不多的麻烦地点之一。围绕朝鲜核问题的谈判在今年停滞不前；被美国金融制裁激怒的朝鲜，向公海区域发射了导弹，并悍然进行核试验；日本与朝鲜的旧怨未解，与韩国之间围绕有争议的岛礁归属问题又产生了新的争执，今年上半年日韩之间甚至一度剑拔弩张。

　　非洲大陆总体上看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非洲这一年的战乱不算多。但非洲国家在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贡献有限，尤其在经济上的成绩乏善可陈，如百年前一样，非洲在国际舞台上是不起眼的配角，几十年的政治独立和主权回归进程，并没有换来世人所期待的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这是世界政治中令人失望的一个现实，是国际权力结构长期扭曲、调适不当的一个结果。

　　一向富庶、安宁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问题和种族矛盾有某种激化的苗头。2005年年底，在澳大利亚，一批以黎巴嫩裔青年为主的澳大利亚穆斯林人，与当地的白人青年之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冲突。2006年3-4月间，针对德维尔潘政府出台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案》，有几十所法国大学同时罢课，大批的法国学生走上巴黎街头抗议游行，引起社会各界的担忧。像法国、澳大利亚一样，前面提到的发生在英国伦敦的穆斯林激进青年阴谋炸毁英美班机的未遂事件、发生在美国芝加哥的伊斯兰激进势力追随者企图炸毁北美最高建筑的未遂事件，既有种族矛盾和后“9·11”进程的背景，也跟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不景气、尤其是少数族群的生活状态有关。

　　2006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关于“伊斯兰法西斯”的说法，以及差不多同一时期新教皇本尼迪克特关于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十字军圣战”)的判断，更是招致包括欧美地区在内的全球穆斯林民众、知识界和宗教人士的广泛针砭，其冲击波到底持续多长、造成哪些后果，至今尚难充分估量。前面已透视过“新两极”对抗的阴影，在此想补充的是，这一逐渐加深的阴影，不仅对伊斯兰世界形成巨大的压力，对国际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它同时伤害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危及着后者的社会稳定与国际形象。

　　2006年的国际形势，也有让人稍感安心之处。在主要大国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与摩擦，保持了有限却有效的战略沟通，政治和安全关系基本稳定。我认为，观察每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趋势，最重要的判别尺度之一，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友善或敌对关系。依据这个标准，可以认为，现今的世界，总体上仍然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基调。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全球影响(不管是政治影响、安全影响或经济贸易方面的影响)的各个大国之间，从各自国家的核心利益出发，保持了战略沟通和对话关系；即使是那些彼此间存在芥蒂的国家之间，在工作层面和技术官僚之间，依然建立起了有效的对话机制，从而降低全面对抗的风险，遏止了矛盾与摩擦的升级。例如，尽管美俄两国媒体和政客互相攻击，一度还传出美国副总统贬损普京执政方针的消息，但两国经贸与战略对话照常进行，八国首脑峰会按预定计划在俄罗斯顺利召开。英国与俄国之间在2006年发生了间谍事件(俄方有关部门抓获了英国伪装成外交官的间谍)，但布莱尔与普京在八国首脑会议上保持了对话，两国在推动能源合作方面也有新的进展。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东亚区域：中国与日本之间，韩国与日本之间，虽然最高领导层之间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无法互访，但在外交部门和其它专业层面却进行着有效的沟通，有效维护着两国经贸和民间往来的重大利益。不光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及整个欧盟之间，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其它大国之间或多或少也有这类协调体制。事实上，以“两手”对“两手”，斗而不破、和而不同，这些不止是中国人的外交智慧，业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里主要大国间的默契准则，是它们捍卫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疆域的复杂博弈手法。

　　发展中世界和转型区域的重要枢纽国家，如所谓“金砖四国”(“BRIC”，是英语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第一个字母之组合)，在这一年里平稳上升，在国际社会的分量有所加大。印度被誉为与中国并提的亚洲成长的“新驱动者”(NEW TRIVER)之一，近年来在核工业发展、卫星和航天探索领域、导弹及远程控制技术、医药和生物工程技术、软件业和汽车工业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展；普京驾驭的俄罗斯大船近几年一直顺风顺水，苏联解体后一度元气大伤的它恢复迅速。巴西在美洲几十个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有如“鹤立鸡群”。

　　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中求增长的良好态势，其国际影响大幅增加。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幅度，可望达到10%左右。联合国安理会请求中国向黎巴嫩等危机地点增派更多的维和军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了中国的投票权权重，一些国际机构呼吁中国从过去的受援国朝资助国的角色转换。中国的国际分量明显提高。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显示出负责任大国的更多兴趣和角色。中国不仅对自己的海外利益更加重视，例如所罗门撤侨事件和东帝汶撤侨事件，显示出新近建立的外交部应急机制(领事保护处)的高效和背后的大国综合实力；中国更加注重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另一方面，最近一段时期又冒出了“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和“中国模式威胁论”的各种说法，其势头有增无减。必须看到，消除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绝非易事，中国目前在世界很多地方的形象看上去“可畏”而不“可亲”，中国的“软实力”也远没有得到如国人所期待的充分发挥，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仍面临深刻的挑战，增信释疑任务艰巨。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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