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歌：利息税，还有什么理由硬挺着？

　　一项政策在决策时已众说纷纭，实行多年后依然备受争议，有什么理由还“硬挺着”，至少该“研究研究”一下吧？

　　日前，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河南省工商联副会长王超斌发起联名提案要求取消利息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得到了26位委员的联名支持，其中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吴敬琏新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秦晓新闻,秦晓说吧)。

　　两会 热议利息税的存废，已非首次。早在两年前，吴敬琏(吴敬琏新闻)在两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赞同取消利息税。

　　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利息税）已有7年，当时的决策可谓雷厉风行，尽管专家学者非议不断，但从决策到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再到执行，仅几个月时间。开征利息税初衷有三：一是抑制储蓄，“将存款赶出银行”，刺激消费和投资；二是调节高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三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

　　执行多年仍聚讼纷纭，皆因效果有违初衷。抑制储蓄？储蓄率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刺激消费？1997年的居民消费率为47.5％，下降到2005年的38.2%。调节收入？从开征利息税至今，恰是贫富差距以更快速度拉大的时期。到如今，连“力挺”利息税的学者都承认，除每年增加几百亿元的财政收入外，原先的政策目标基本落空。更荒谬的是，利息税的实际效果甚至与其初衷南辕北辙：利息税征收按照20%的比例“一刀切”，对富人的影响有限，而对穷人的预防性储蓄的损害就更大，实际上妨害了社会公平。在负利率下，利息税还成了“所失税”。负利率就是真实利率水平为负值，即名义利率减去名义通货膨胀率后为负值，把钱存在银行，得到的利息还不足以弥补通胀带来的损失。利息实际为负数还要征税，违背了所得征税原则。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宋国青新闻,宋国青说吧)就曾调侃道：“政府不理睬通货膨胀，还要对利息征税，并且叫做‘所得税’，活生生将人家的赔钱故事说成挣钱故事。”

　　利息税是西方现代财政政策 中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良方，之所以在中国如此南桔北枳，是因有其“形”而无其“质”。西方国家开征利息税需要有两个起码的条件：一是个人所得实行综合税制，也就是把个人各种收入综合计算征税，然后实行累进税率；但我们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即按个人所得来源分为若干类别，确定不同的税率（利息税为20%）。二是同时实行存款实名制，因为如果不实行实名制，存款人，特别是存款数额大的储户，可以用化名分散在多个金融机构存款来逃税。我们不具条件就“霸王硬上弓”，利息税既没有采用综合税制，也没有采取累进税率的规则，结果征收对象主要是中低收入者，从而失去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功能。

　　其实，经济学家早已讲明白了：在经济发展初期，税收应主要靠以土地为标的的财产税；在发展中期，税收应转为以消费为主要标的的货物税、关税或营业税；进入发展后期，才会转向以所得为主要标的的综合所得税。若不问发展阶段，闻税则喜，自然会“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