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化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根据工业化的有关理论和工业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事实，工业化的进程一般表现为轻工业化、重化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三个阶段。具体到我国的情况，１９９８年以来的工业结构变化趋势表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推进到了重化工业化阶段。

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在于，与１９７８年以前我国重工业的发展主要由政府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并作为惟一推动力量的情况完全不同，１９９８年以来的重化工业化有着深刻的消费结构升级背景作为支持基础。概括地说，这个阶段重化工业的加快发展是由以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主，包括城市化步伐加快、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国际产业转移等因素共同促成的，具有客观必然性。

　　重化工业化现象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进入工业化新阶段的标志，也表明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的重化工业必然会进一步发展。因此，加强对重化工业化驱动因素的分析，深化对重化工业化必然性的理解，澄清与重化工业发展有关的一些认识问题，对于更好地明确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长期政策取向，是十分必要的。

　　              重化工业化现象的必然性

　　工业化的历史表明，产业结构的演进虽然受到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但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需求结构变化的作用。１９９８年以来重化工业在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日益突出，其增长机制和驱动因素也不例外：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２０年间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累积性效应引致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进而导致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发生一系列有利于重化工业发展的方向性变化。更具体说，包括机械、电子、电气、钢铁、化工和建材等产业在内的重化工业的加快发展，是由于消费、投资和出口等最终需求以及中间需求的增长和结构性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来看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其结构变化是引导和促进主导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进一步看，消费结构变化又是由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引致的。１９９８年，我国的人均ＧＤＰ为６７９６元，按当年汇率计算折合为８２２美元，但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已超过１０００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或接近１０００美元时，居民的消费结构就开始进入加快升级的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呈现出如下规律性的变化：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食品和衣着的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与生活质量提高相关的交通通讯、居住、医疗保健和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消费支出比重持续上升；特别是在１９９８年前后，上述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表明，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开始由过去的以“吃、穿、用”等基本消费为主的阶段向以“住、行”及其提高生活质量等消费为主的阶段升级。在新的阶段，居民基本消费品的满足程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而新一代消费品，尤其是对汽车和住房的需求则进入快速增长期。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９９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汽车拥有量仅为０．３４辆，２００５年提高到３．３７辆，６年间增长了近９倍；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则由１９９８年的１８．７平方米增加到２６．１平方米，增长近４０％。从投入产出关联的角度看，汽车和住房等新一代消费品的发展，又将对钢铁、机械、电子、化工和建材等重化工业产生很强的需求拉动力量。由此可见，新一轮重化工业化趋势具有坚实的消费结构升级背景。

　　再来看投资需求增长的作用。相对于消费需求，近年来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这是与目前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现实相适应的。一般而言，由固定资产投资的性质决定，投资需求的增长将更多地拉动重工业的增长，而对轻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则较弱。根据由最新公布的２００２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各部门的生产诱发系数和各部门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度系数可以看到，受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长影响较大的部门主要是设备制造、采掘、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化工等重化工业部门，以及与重化工业具有很强关联性的建筑业和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等部门。所以，投资需求的快速增长自然成为促进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发展趋势看，未来１０－２０年内，我国城市化进程仍将处于加速发展时期，预计城市化率将年均提高１．５－２个百分点左右。城市化进程加快必然导致社会对住房、道路、交通通信、水电煤气等公用基础设施的投资大量增加，进而为钢铁、建材、化工、设备制造和能源等重化工业提供巨大的增长后劲和发展空间。

　　出口需求结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比较优势的不断变化，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也经历了从初级产品向纺织服装等轻工产品，再向机电、化工等重化工产品为主的更替过程。目前，除了传统的纺织、服装和食品行业外，电子通信、电气机械、设备制造和化工等重化工业部门的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已经占有很大份额。出口产品结构的这种趋势性变化既是工业结构变化的一个结果，也将反过来进一步增强工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趋势。

　　以上讨论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均属最终需求，它们的增长和结构变化对工业结构的演变和主导产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除此之外，中间需求变化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研究表明，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技术进步和专业化趋势加深会使得生产的迂回化程度增强，进而导致中间需求的增长。结合当前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国外一些产业特别是机电产业的产业链分解及其向中国的转移也进一步对我国相关产业中间需求的增长起到迭加作用。更具体看，中间需求的增长对重工业增长的影响又要大于其对轻工业和其他产业增长的影响。如果用增加值率的变化来近似地衡量中间需求变化的影响，那么可以发现，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我国轻工业的增加值率从２６．６％提高到２８．９％，而重工业的增加值率却从３０．３％下降到２８．６％。虽然影响增加值率的因素有多种多样，但是，与同一时期轻工业增加值率的上升形成对照，重工业增加值率的下降与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机电工业的增长更多地受到来自中间需求的拉动是有密切关系的。例如，近年来电子通信产品就表现出作为最终产品的性质不断弱化，而作为中间产品进入其他行业产品生产过程的趋势持续增强的特点。因此，中间需求的增长更有利于重化工业特别是其中的机电工业的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新一轮重化工业化趋势是经济发展各方面需求的集中体现，是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无法逾越的阶段。而且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这种重化工业主导工业结构和国民经济增长的格局不会发生明显改变。

　　              发展重化工业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行不悖

　　围绕我国工业结构变化中的重化工业化现象，近一段时期出现了不少讨论甚至争论。焦点在于：基于当前和今后的发展环境和条件，我国是否应该加快发展重化工业，或者说，我国是否必须经历重化工业化阶段。尽管以上的分析已经论证了我国重化工业化趋势的必然性，但是，对于与此相关的一些认识误区，仍然需要加以澄清。其中，关于发展重化工业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和缓解资源约束压力的片面认识，尤其不应忽视，因为扩大就业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既是“十一五”及今后较长时期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主要任务。

　　持重化工业的发展将会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较高的人均装备水平决定了其就业投资弹性通常会明显低于具有劳动密集特征的轻工业的就业投资弹性，这样，加快发展重化工业对于扩大就业的作用，自然不如发展轻工业来得更大。如果说在过去资本短缺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的阶段，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话，那么在资本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当前阶段，影响经济增长从而扩大就业的关键已经不是资本短缺因素，而是需求制约因素。这时，由于重化工业产品更加符合需求发展的方向，因而得以迅速扩张，而轻工业则因资本和技术进入门槛较低则更容易陷入生产过剩的境地。因此，就重化工业与轻工业的比较而言，前者创造的就业机会往往更大。如果再考虑到重化工业具有更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其发展可以带动众多相关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和人才密集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那么其对扩大就业的贡献无疑将进一步增大。例如，根据２００２年投入产出表计算，除采掘业外，重化工业各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均大于１，而且位于前列的部门主要集中在通信及电子设备、仪器仪表、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通用专用设备和金属制品等电子及机械加工组装部门。影响力系数越大，表明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越大。在需求约束条件下，加快发展这些影响力系数较大的重化工业部门，可以有效地刺激经济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怎样看待重化工业发展与缓解资源约束压力的关系，是另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加快发展重化工业会造成能源和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从而不利于缓解资源约束的压力，并以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已取代重化工业成为增长动力的事例，提出在我国也要进行“减重”。这种观点虽然貌似合理，但如果深入审视，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片面地将发展重化工业与资源的高消耗直接等同起来；二是对于资源约束问题缺乏全面思考，没有准确地把握缓解资源约束压力的正确途径。

　　必须承认，相对于轻工业和其他产业，当前阶段我国重化工业的资源消耗确实处于较高水平，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也是导致我国资源消耗总量上升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目前我国重化工业对资源的过高消耗很大程度是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和增长方式粗放造成的，也就是说，关键在于重化工业的发展方式不合理，而不在于重化工业发展本身。另一方面还要看到，重化工业通常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较大的技术创新空间，其生产率能持续地保持较高的增长状态，因而从长期看，重化工业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水平并不一定就比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高。近年来我国重化工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改善的事实也说明，重化工业对资源的高消耗只是一种阶段性特征，其中蕴含着很大的提高余地。以耗能大户钢铁产业为例：２００５年与１９９０年相比，我国吨钢综合能耗已由１．６１１吨下降到０．７４１吨，当年生产１吨钢所需的能耗到目前已经可以满足２吨以上钢的生产需要。

　　对于已经迈入快速增长轨道的我国而言，资源约束压力日益加重的确是一种客观现实，但是，这并不是我国所独有的现象。迄今为止的工业化历史表现出来的资源消耗规律是：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变的发展过程中，人均资源消耗迅速增长；而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但人均资源消耗量的变化不大；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以后，在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的同时，人均资源消耗量又呈较快增长；即使是在最发达国家，直到今天也没有出现高资源利用效率与低资源消耗量并存的格局，至于将来是否存在资源消耗量下降的可能性，目前看得并不清楚。资源消耗的上述变化规律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对于如何缓解我国的资源约束压力这个问题，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方面，而不是去设法减少资源的消耗量上。因此，为了应对我国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后资源消耗不断增长的严峻形势，现实可行的思路是如何通过技术、市场、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和途径，努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那种期望通过抑制重化工业发展来缓解资源约束压力的思路如果付诸实施，除了将影响到重化工业的正常发展外，必然还会由于抽掉了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支撑而给国民经济带来难以承受的严重后果，最终也将难以实现持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中长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