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水资源专家李佩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应暂缓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应暂缓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资源与环境专家李佩成谈我国水问题　　

　　李佩成 1935年1月生于陕西省乾县，1956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田水利系并留校任教。曾留学前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攻读副博士学位。

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在原西北农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原陕西工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西安地质学院、西安工程学院任教，并任西北农大副校长、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培训中心主任等职。现任长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陕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特邀委员、水利部地下水专家组专家。他长期在西北和黄土高原地区从事农业水土工程、水资源与环境以及区域治理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自然界的水根据其存在空间的不同，可分为天上水（大气水）、地面水（江河湖海）和地下水（包括土壤水），我将其概括为“三水”，而这3种类型的水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转化之中，而且在运动转化过程中水量守恒。这也就是水科学中最为基本的规律和原理。

　　●节水必须有明确含义：节什么水？在哪里节水？用什么方法节水？是否有利于养水？……而且，节水也要考虑节钱，考虑节能，不能单打一。我们追求的应当是区域水资源的最大效用，应当是省水高产，是战略上的整体节水，而不是单纯的小尺度单位面积上灌溉水量的减少。

　　●千百年来，灌溉工作者和灌区人民也在一直追求省水高产。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当认真地加以总结，而不要用“大水漫灌”一句话否定过去，也不要认为只有机械灌溉才能节水。农田水利是面对生产的系统工程，只有面对实际、面对群众才能解决好农业节水问题。

　　●我国的东部本来就是一个水文气象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又濒临大海。但是，我们似乎没有认真研究如何发挥这些地方的区位水优势，而是翘首西部，强调南水北调，东线的调水工程尚未竣工，却急于开工中线。对黄河水的分配似乎也存在重东轻西的问题。

　　水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三峡工程、南水北调、怒江开发……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水利热点背后，凸显我国在水问题领域面临的严峻形势。如何看待这种形势？其中包含的水科学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应该如何利用对水规律的科学认识，提出应对之策？带着这些问题，《科学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工程院农业水土工程领域当前唯一的院士——长安大学教授李佩成。

　　农业水土工程需向各方学习

　　《科学时报》：作为中国工程院农业水土工程领域当前唯一的院士，你对当前我国农业水土工程的使命及未来发展有何看法？

　　李佩成：农业水土工程是一个古老而又新生的学科。农田水利、水利土壤改良、水土保持等这些历史悠久的学科都是它的前身和研究内容。而农业水资源、农业环境学、农业水土工程建筑、农业水土工程现代化等新兴学科也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从而可见农业水土工程是由涉水、涉土领域的众多学科交叉形成的，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直接需要。

　　众所周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而土地是农业的基础。只有水土的最佳结合，才能生产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粮、草、林、果、蔬。有了这些物质才能派生出肉、禽、奶、蛋、皮、毛、药、花、木……怎样才能做到水土的最佳结合，怎样使这种结合包容其他一些必不可少的农业环境条件——即光、热、降水等气候条件，作物、植被条件以及包括人类活动在内的动物条件，使这些条件相协调，从而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历史使命。

　　农业是一个涉及天地人的复杂系统，而水土是这个系统中的基本环节和主要子系统，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方面。只有通过工程技术措施，解决好水土关系，解决好水土与作物的关系，解决好水—土—作物与其他农业环境要素的关系，才能又好又快地实现农业现代化。

　　当前，农业水土工程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需要向各方学习，特别需要向土壤学家、林学家、植物学家、栽培学家、气象学家等各方面的农业学家请教和学习。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爱水学水干水的人，为什么乐于参加中国工程院农学部活动的原因所在。

　　“三水”应统观统管

　　《科学时报》：你在大学学习地面水，后又出国留学研修地下水，在水科学研究和实践中曾提出了“三水统观统管”的治水理论。请谈谈这几种“水”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

　　李佩成：自然界的水根据其存在空间的不同，可分为天上水（大气水）、地面水（江河湖海）和地下水（包括土壤水），我将其概括为“三水”，而这3种类型的水在太阳能和重力的作用下，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转化之中，而且在运动转化过程中水量守恒。这也就是水科学中最为基本的规律和原理——水循环规律和水量守恒原理。我有幸学习了地面水和地下水，又学习了一些气象和农业知识，使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三水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真正体会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觉察到我们由于缺乏对水规律的正确认识而在开发利用水资源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

　　例如，部分灌区未领悟地面水与地下水的相互转化关系，一味利用地面水灌溉，引起地下水位持续上升，进而导致大面积土壤盐渍化。有的地区又盲目过量开采地下水，致使区域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导致河湖干涸、草木死亡，甚至引发地质灾害，出现地沉地裂和良田变沙漠。对水转化规律的认识以及对人类水事活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启示我在1975年提出了“三水统观统管”的治水方略。几十年来，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例如，在灌区实行“井渠结合，以井补渠，以渠养井”，使灌溉水源得到高效调控，防旱抗旱，防涝治碱，作用巨大，在许多灌区取得成功。又如，运用“三水统观统管”的思想提出“群峪协井、两水并用”供水方略，成功地缓解了西安市曾经出现的严重水荒。因此，在水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人们更应当遵循科学规律，灵活运用“三水统观统管”理论，制定科学合理的治水方略。

　　节水与养水并举

　　《科学时报》：众所周知，目前人类，当然也包括我国在内面临的水形势非常严峻，你认为应当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

　　李佩成：水问题应包括水量问题和水质问题，同时还包括人类的水事活动，和由其引发的水环境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处理得当，直接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地球上，由于水量分布严重不均，造成一些地区严重缺水，有些地方又渍涝成灾。另一个大问题是，由于人类缺乏经验或自我约束不够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和环境恶化，大量破坏淡水，使淡水资源更显紧缺，直接威胁着人类的正常生产、生活乃至生命。人类应当认真地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要在正确处理节水与养水关系的原则下推进科学节水，建立节水型社会，同时要认真地解决水污染和水环境的恶化问题。对此，人们已有相当的共识，而且也有了行动。需要强调的是，在防污、治污方面也要推行以防为主的方针，不应把污染了再处理当做指导思想，不要把污水处理厂当成“灵丹妙药”，而是要规范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防患于未然，尽量减少水污染量。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十分警惕短期利益或局部利益产生的误导。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寻求更省钱更有效的防污治污途径，我相信是可以找到的。

　　《科学时报》：你能否将刚才提到的节水、养水与科学节水再详细地阐述一下？

　　李佩成：当前，在政策和舆论层面强调节约用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事物总要一分为二。依据唯物辩证法，开源节流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是互补的，没有水源的涵养和补充，节水便面临“死水怕勺舀”的局面。因此，在浪费水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应当开源与节流并举、节水与养水结合，不但要节约用水，而且要涵养水源。否则，节水就会成为一种消耗战，造成区域水资源的衰竭，达不到节水的真正目的。这种情况在实际中已经发生。例如，在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强调不分时间和地点的“无渗漏灌溉”，看起来好像节了水，但实际上切断了当地的地下水补给水源，使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甚至萎缩干涸，使本来可以作为灌区调蓄的“地下水库”失去应有的效用。在河流少水的枯水季节，曾经用做抗旱的井群出现干枯而不能发挥应有效用。而在河流丰水季节，强调灌溉节水又使河源来水白白流失，使节水和养水不是双赢而是两败俱伤。

　　因此，我们强调的节水必须有明确含义：节什么水？在哪里节水？用什么方法节水？是否有利于养水？……而且，节水也要考虑节钱，考虑节能，不能单打一。我们追求的应当是区域水资源的最大效用，应当是省水高产，是战略上的整体节水，而不是单纯的小尺度单位面积上灌溉水量的减少。

　　在干旱半干旱少水地区，衡量农田水利工程技术是否优越的主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减少无效蒸散。至于田间发生的渗漏，则应进行具体分析，不要一概否定。例如，在河流丰水季节，可以适当加大引水量进行“超定额灌溉”，以补充因抗旱开采亏缺的地下水，并为下一次抗旱储备地下水源。这种超定额灌溉实为一种最廉价、最有效、最易行的“地下水人工补给”，从而实现“以渠养井（地下水），以井补渠”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呢？

　　从总体讲，千百年来，灌溉工作者和灌区人民也在一直追求省水高产。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然也有教训，应当认真地加以总结，而不要用“大水漫灌”一句话否定过去，也不要认为只有机械灌溉才能节水。农田水利是面对生产的系统工程，只有面对实际、面对群众才能解决好农业节水问题。

　　水资源开发的导向性

　　《科学时报》：你长期从事水科学研究，参与水事活动，对目前我国水利建设还有何意见和建议？

　　李佩成：我国是一个水利建设历史悠久的国家。特别是解放以来，我国的水利事业有了飞速发展，仅灌溉面积就从解放之初的2.5亿亩发展到了现今的8.3亿亩，约占我国总耕地面积的1/2。而且，从这些灌溉地上生产出了占全国总产量3/4的粮食，对解决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我国已建成8.6万座水库，其中包括80余座坝高大于60米的枢纽工程，成绩是十分巨大的。

　　但是，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当反思存在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水资源开发的方向性和导向性层面。例如，重大轻小、重修轻管、重节轻养、重防洪轻抗旱、重东轻西等。一个时期以来又出现了重发电轻灌溉……这些重、轻的不均衡，表现出对辩证法的违反，造成了不良后果。

　　关于重节轻养上面已经谈过，这里再举一个重大轻小的例子。譬如，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了重点抓大江大河，而把小河小水交给地方，又缺乏有效政策的指导和保证，就造成不少小河小水被随意“欺侮”，致使其萎缩断流，河道成为排污沟垃圾场，不仅影响到小河流域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而且危害着大河的生命。

　　再说重东轻西。我国的东部本来就是一个水文气象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又濒临大海。但是，我们似乎没有认真研究如何发挥这些地方的区位水优势，认真合理地解决水问题，而是翘首西部，强调南水北调，东线的调水工程尚未竣工，却急于开工中线。对黄河水的分配似乎也存在重东轻西的问题，不能做到高水高用，近水近用，谁产的水谁先用，以期合情合理。我们为什么在下游地区不去向天要水——充分利用较丰的降水？为什么不能向取之不尽的海洋要水？……这些都是很值得认真深思的大问题。说这些话只是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并不想责怪任何人，因为自己也是搞水的人、教水的人，是共同责任人！关键在于要认真反思，认真地总结国内外特别是我国解放以来的治水经验和教训，全面系统地总结利害得失，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制定出未来的水事规划和行动方针。

　　《科学时报》：你刚才提到东线调水和中线调水以及黄河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能否再具体地谈一谈你的看法？

　　李佩成：我没有成熟的看法，只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和尚未完全明白的问题。比如，“南水北调”的东线调水和中线调水都是非常巨大的水利工程，要花费人民数千亿元。我们没有经验，他人的经验也不多，而且未必能够尽为我用。东线和中线调水都涉及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水质的安全问题、东线调水的受水区安排问题、中线调水的水源问题等。在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较完满解决的情况下，为什么上了东线又急急忙忙上中线呢？难道我们不能等到东线完成，取得相当的经验之后再开中线工程吗？中线调水推迟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没什么天大的事，可能还有好处，可以利用这些时间研究更好的调水方案，还可以寻找到替代或部分替代中线调水的水量，例如，海水的利用。我们还可以对现在难以预测的环境变化作更深入的研究，节省大量的钱财用于更急需的水利工程和其他建设，包括解决长期被轻视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再说西线调水，这涉及到对黄河水的合理调配。现在的思想是一方面严格限制黄河的上游用水，把水供给下游，而另一方面又说要进行西线调水，解决中上游地区的用水问题，前后矛盾。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黄河的水重点照顾产生水的中上游干旱半干旱地区，另寻更好的方案解决黄河下游地区的缺水问题？有人还发表文章称，从郑州以下让黄河向东沿故道进入黄海，一箭四雕地在保证原沿黄地区用水、保证渤海湾的可持续利用的同时，消除上亿人民头顶黄河、潜伏着灭顶之灾的现实威胁，解决豫东、淮北和苏北的水资源问题。当然，现在这还只是个设想，但也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水事规划问题，关系到南水北调工程的布设。因此，我觉得水问题虽然严重，但可以解决。只要人们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待它，就不会出现“只流下一滴眼泪”的前景！最重要的是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心慌意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