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矛盾制约货币政策不可能深调

　　中国经济健康状况如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李晓超先生是这么表述的：“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呈现出经济增长较快、质量效益提高、结构协调性增强、群众实惠增多的发展态势”。可见，在提供主要信息决策参考意见的部门眼中，总体形势良好。

　　认为政府将大力进行紧缩的看法，有一叶障目之嫌，中国货币政策不可能出现深调。

　　从宏观面来说，中国GDP增速必须保持在8%以上，才能解决就业等一系列问题。3%的CPI数据是在GDP增速在10%左右得出的，现在GDP到达11.9%，那么，CPI超过4%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并且，该发言人指出，价格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食品价格上涨了，但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在下降，核心消费价格上涨仅为0.9%。与此相对应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为多年来所少有，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4.2%，农民实际增长13.3%。我们尽可以抱怨收入上升中存在的不公，但政府依据这一收入宏观数据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收入与消费价格比翼齐涨，并没有出现失衡。

　　就算中国经济在投资、外贸顺差方面依然有过热之嫌，也不足以酿成大患。上半年投资增速继续在高位运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168亿元，同比增长25.9%，但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3.9个百分点。而农村增幅大于城镇，投资向民生领域侧重，煤电油运等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行业占第二产业总投资的80%左右，说明固定资产的投资有了结构性好转”，大力抑制这样的投资，显然与目前的政策取向背道而驰。

　　就企业投资而言，如果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是市场首屈一指的，傻瓜才会约束国内企业的投资，就是想约束也约束不了。政府目前采取的对高能耗企业投资的约束政策，是点对点的打击，属于结构性调整的一部分。

　　除此以外，还有三大矛盾约束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深度紧缩。

　　第一，虽然由于外贸顺差的扩大，流动性过剩依然是常态，但在一系列的上调存款准备金、加息、发行央票等政策的影响下，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头寸大为收紧，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并不宽裕。所以，货币政策掉进了总体宽松与局部偏紧的夹缝中，货币政策一方面不可能不考虑银行与实体经济的利益与需求，另一方面，紧缩型的货币政策根本无助于解决总体宽松的问题，那必须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场彻底的货币革命才能完成。目前实行深度紧缩政策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无异于自断生机，白白丧失发展良机。

　　第二，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不能兼顾投资与外贸顺差，抑制了一头，另一头必然上翘。按照刘煜辉先生的研究，从2004年宏观调控以来，抑制投资过热的直接效果是贸易顺差增加，抑制得越厉害，增加幅度也就越发惊人。2006年7月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逐步减速，贸易顺差开始逐月扩大，最终导致调控的效果完全被顺差抵消，物价与资产价格急剧蹿升。

　　第三，紧缩政策很难取得各方利益平衡。如果政府同时提升存贷款利率，对于银行的信贷收益影响不大，他们依然可以靠存贷差衣食无忧，但对于那些急需资金的企业与每月还房贷的工薪族则是沉重打击；如果仅提高存款利率，刚刚走出深渊的银行会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则是损民之举，会被存款者与企业的唾沫淹死。

　　受制于以上矛盾，中国货币政策不可能发生深调，只能像股市一样进行“结构性“调整，中国经济一旦失速，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牢记“结构性”一词，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领域所有经济政策的关健词。只有一种情况中国货币政策会深调，那就是物价与资产价格飞涨，而民众的收入无尺寸之进，到那时，出任何非常规的紧缩手段都不奇怪。现在最大的危险恐怕是宏观的居民收入上涨的漂亮数据掩盖了相当的社会矛盾、掩饰了按照行业企业特权而来的逆向激励机制，政府对通胀的威胁过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