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技术创新中的政府角色:增加推动"创新需求"

　　当人们更多地认为自主创新就是从供给层面增加技术、管理以及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产品时，来自“工程师之国”的声音则强调，增加“创新需求”对于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更重要

　　□记者 袁瑛

　　前不久，国内一家媒体刊载了一幅漫画，画面上，当听说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中国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42万人，仅次于美国时，诺贝尔先生显得非常惊诧: “难道中国的科技创新也开始搞人海战术了？”

　　这一则漫画发表之时，正值“中国科技实力进入全球第一方阵”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

的确，诺贝尔有理由诧异，被称为“工程师之国”以及“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他的故乡瑞典总人口不过900万。

　　显然，科技人员数目并不等同于创新能力，中国的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还有太多亟须提高之处。自主创新自2005年底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到今天不过两年。吸收国外先进经验，脚踏实地地建构一个有效提升整体产业创新能力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中国科技创新战略前景的关键所在。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瑞典科技周”上，《商务周刊》分别采访了瑞典高教与研究大臣拉斯·雷永博格（Lars Leijonborg）和瑞典国家创新局总干事佩·埃里克松（Per Eriksson），两位瑞典科技高官从政府层面详细介绍了瑞典创新机制。

　　扶持型政府

　　全球的DNA研究始于1953年，互联网研究始于1960年代，可以想象，当年没有人能预测到这两大创新可能创造的巨大市场规模和战略意义。事实上，如果当初没有政府部门的大量研发资金支持，我们今日也不可能进入互联网与生物基因科技的时代。由此可见，一项前瞻性技术的研发，由于进入商品化应用的周期漫长以及很高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除非政府支持，否则不太可能有任何私营企业愿意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政府在引领产业创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见一斑。

　　拉斯·雷永博格将瑞典政府在创新机制中扮演的角色具体归纳为“基础研究的扶持者、一个有利的创新环境的建设者以及创新者利益的保护者”。

　　“知识是推动创新的基础，由于基础知识不具备短期内转化为商业利润的潜力，企业往往缺乏投入基础知识研究的热情。”雷永博格对《商务周刊》说，“这一部分需要公共部门很大的资金支持。”事实上，瑞典政府对研发每年占GDP近1%的公共财政投入中，很大一部分就投向了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的基础领域研究。

　　瑞典国家创新局（Swedish Governmental Agency for Innovation Systems，简称VINNOVA）是代表瑞典政府构建创新体制的具体执行者。VINNOVA总干事佩·埃里克松介绍，瑞典政府对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的支持途径有二：一是直接的资金支持，二是设立相关的基金，由学校和科研机构分别拿出具竞争力的科研项目进行竞争，VINNOVA从产业和社会利益角度对其进行评估并决定资金的授予对象。

　　“将学术及其内部的研发动力，与商业和公众的利益需求相结合，并使之成为这些研发项目的合作方，就是VINNOVA的主要任务。”埃里克松这样总结自己的职能。

　　一个理想的创新环境，必然奠基于完善的知识流通体系，官产学研之间形成紧密的合作与交流，相关政策与法规能够鼓励创新与保障创新者的利益，同时还有丰沛与健全的风险资金市场支持。因此，建构一个成熟有效的创新环境，也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VINNOVA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创新环境的“缔造者”。 埃里克松向《商务周刊》介绍，一方面，VINNOVA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科学研究与孵化器等商业化项目连接在一起，使这些研究成果获得进一步产业化和商品化的资金；VINNOVA还从企业和公众需求入手，主动发起项目，交由研发工作者开展以市场需求为驱动的研究工作。“VINNOVA与大公司以及知名的大学双方的合作一直很好。”他说。

　　埃里克松和雷永博格同时都强调了政府“保护创新者利益”这一职责的重要性。“保证研发个人获得公平的回报，是整个创新机制的关键所在。”雷永博格认为，如果创新成果很容易被他人抄袭模仿，导致创新者很难获利，那么企业创新的意愿必然低落。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于其医药业的保护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透过严格的专利法规、较长的专利时间以及宽松的药价管制来保护药厂的创新利益。美国药厂新药开发数量因此才能持续高居世界第一。

　　“即使是那些由我们的公共财政投资的研发项目，成果仍然归研发个人或企业。”埃里克松介绍，瑞典的既有法律对知识产权做出了严格保护，政府绝不会干预其中。他说：“政府从产业创新中获得的回报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所带来的丰厚税金回报，这保证了可以形成一个推动产业创新活动的正向循环。”

　　中小企业的创新难题

　　成功的创新不仅能够创造出富有趣味的产品，而且也能培育出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利乐的无菌包装系统、爱立信的移动电话通信技术以及ABB的高压直流电技术等，都使得这些瑞典企业在各自领域里独树一帜。瑞典的跨国大企业很好地实现了在国际市场上将创新技术能力与商业化操作同行并进。雷永博格坦言：“4年前，ABB几近破产，除了前任CEO杜曼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外，ABB持续的创新力也成为其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较大企业完善的研发机制和应对市场压力而萌生的创新热情，瑞典的中小企业显然投入不足，这也成为了瑞典政府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埃里克松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给中小企业带来了机遇和威胁，不发展自己的研发能力，就必然面临更大的风险。”在埃里克松和雷永博格看来，如何激发中小企业投资研发的热情，是健全瑞典创新机制的重要环节。

　　埃里克松向《商务周刊》介绍，VINNOVA向美国学习了一套名为“中小企业创新研发项目”的模式，由政府和中小企业共同投资进行研发。该项目自2005年开始实行，经过一年的运行，埃里克松看到了中小企业的“巨大变化”——大批中小企业希望能够申请到该项目资金。“研发本身具有的高风险与不确定性，常常会阻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新的意愿，或不易取得创新所需要的资金，因此政府应该在此扮演协助企业研发的角色，”埃里克松认为。该项目的实施，使得中小企业获得了启动研发的资金，并在与政府共同投资中降低了风险，企业的积极性上涨是自然的结果。

　　瑞典政府目前每年为该项目提供近1亿瑞典克朗（约15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然而来自中小企业的申请的资金总数就已经接近17亿克朗（约2.55亿美元）。埃里克松说：“这个项目虽然目前规模有限，但我希望未来它能日益壮大。”

　　埃里克松告诉《商务周刊》，在如何进一步引导中小企业持续的研发投入问题上，他们正在解决两个重要课题：课题一是鉴于跨国企业与知名大学之间常常有良好互动关系，那么如何畅通中小企业与大学及科研机构的沟通途径？埃里克松希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孵化器能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在VINNOVA的支持和引导下，目前几乎瑞典所有的大学都建立了自己的产业孵化基地，其中最著名的是查尔姆斯理工学院以及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孵化基地。第二个课题是是否需要针对中小企业引入一定的财税激励政策？雷永博格表示，瑞典政府正在进行讨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导入相关的财税激励政策。

　　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有类似措施，其中最典型的是加拿大，该国对境内的科技研发经常性费用和资本费都可以税前全额列支，对在境外的科技研发经常性费用也可税前列支。美国的税收激励政策虽然相对没有这么“慷慨”，但小部分的税收激励还是给企业发出了积极的讯号。

　　不过，雷永博格和埃里克松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财税激励政策的谨慎态度。雷永博格举例说，十几年前瑞典政府曾对大企业有过类似的激励机制，但终因收效甚微而取消。埃里克松则表示，一定的激励政策对于生物科技、LCD这样的新兴科技行业能够起到作用，但前提是“必须具备一个评估系统，以评价企业的研发项目确实具有竞争力”。

　　“对创新企业实施税后减免政策容易，但如果有一天发现效果欠佳而想要取消它，就会遭到来自企业的强烈反对。”埃里克松强调，“实施税收激励政策必须谨慎。”

　　他认为，挪威在这方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实施激励措施之前，一个类似VINNOVA的机构会根据企业的研发计划进行评估，在确定该项目确实具备良好发展前景后，才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政府资源配置的浪费”——而这正是埃里克松最担心的。

　　瑞典式的“首台首套”

　　政府采购制

　　当人们更多地认为自主创新就是从供给层面增加技术、管理以及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产品时，雷永博格和埃里克松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则强调了增加“创新需求”对于推动产业创新的重要意义。埃里克松分析说: “为承担新技术产品开发初期的市场不确定风险，政府可以扮演领先使用者的角色或者推动公众需求，一则可以保障企业创新投资的回收，再则也可引发市场后续的需求。”

　　以美国为例，美国国防部通常都是新兴通讯科技、材料科技、以及高速计算机技术的领先使用者；台湾早期也曾经推动过“电子化政府”计划，对于台湾软件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帮助。

　　雷永博格认为，瑞典社会和民众一直就具备接受新技术、新概念的文化传统。当然，政府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以1990年代计算机在瑞典的推广为例，瑞典政府出台了以下政策：任何瑞典市民购买电脑，都可以获得极优惠的购买价格。埃里克松回忆说：“这一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计算机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在瑞典家庭中普及开来。”

　　类似的政策还体现在政府对生物燃料等新能源技术的推广上。埃里克松认为，瑞典的高税收体制为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瑞典对石油燃料的征税极高，相比较更加优惠的环保型汽车和生物燃料，人们自然选择后者，公众需求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瑞典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因此形成。

　　尽管相比中国，瑞典的创新机制较为完善，但雷永博格和埃里克松仍然不忘时时强调自己的不足。“Things always happen elsewhere”，埃里克松在采访中经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或许正因如此，他们才能用更开放的心态吸收其他体制中的优点，以获得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