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经济学家是经济理论的研究阐释者，企业是经济建设的载体。遵循伟大领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导，中国的经济学家与企业，二者进行了紧密的联系，以至有人认为达到了“过犹不及”的程度。
2005年10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表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了推波助澜，两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讨论仍然借此展开。
合格经济学家的标准
王建(王建博客,王建新闻,王建说吧)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说世界上的经济学家合格的有几个没有意义，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的评价标准，你完全也可以说合格的一个也没有。
按照丁学良的标准，界定了在哪些西方学术杂志发表文章算数，界定了需要发表多少篇后，我们当然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来到底有多少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可以得出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结论。但是，经济学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西方的研究模式进行，是不是只有西方这样一种研究模式，这是存在疑问的。而且，所有的西方学术杂志其实都是被少数人控制的，发表不发表你的文章他们说了算，有一个有形无形的圈圈。有没有经济学知识，逻辑上也并不能用发表不发表文章来评价，不能说没有发表的就一定比有发表的差，很多人的研究成果从来没有发表，却最终以一本专著成名。中国的经济学家也不一定非要到美国去发表，这和投稿有关系，很多人不向那里投稿。很多中国人不懂英文，难道经济学水平的高低，要用英文水平来衡量？
问题在于，中国现在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不论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都不会是合格的经济学家。中国很多经济学的成名，是靠媒体炒作。鸡爪子也是一票，很多人是被外行炒成了内行。还有，就是有些人水分很大，本来只有半桶水却被吹成了一桶水。有很多人并不是学问做得好，而是利用权力与媒体的结合来成名，靠讨政府的欢心，说政府爱听的话而成名。权力和媒体的力量很大，就像火箭，但却往往把一颗子弹当做核弹推了上去。子弹成了名，而有些核弹却因为没有火箭助推而沉了下去。所以，在中国，好经济学家并不一定出名，名气大的不一定是好经济学家。
我比较喜欢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林毅夫新闻,林毅夫说吧)、易纲(易纲新闻,易纲说吧)、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张维迎(张维迎新闻,张维迎说吧)也不错，只是被夸大了一些，邹恒甫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周其仁博客,周其仁新闻,周其仁说吧)和宋国青(宋国青新闻,宋国青说吧)理论上的成就差一些，但对中国的实际非常了解，还有余永定(余永定新闻,余永定说吧)；另外，茅于轼(茅于轼新闻,茅于轼说吧)和盛洪(盛洪新闻,盛洪说吧)也非常不错，只是距离权力中心比较远，没有人去捧；汪丁丁(汪丁丁新闻,汪丁丁说吧)也还行，只是哲学化的东西多了些。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首推厉以宁(厉以宁新闻)，相比而言吴敬琏(吴敬琏新闻)稍差一些，董辅 也很不错。在整个华人圈，经济学家首推张五常、黄有光、杨小凯(杨晓凯新闻,杨晓凯说吧)。如果根据发表文章的引用率，黄有光第一；如果单论某篇文章的分量，张五常第一；如果以系统性原创性来评价，杨小凯(杨晓凯新闻,杨晓凯说吧)第一。还有就是邹至庄（美国的计量经济学家），林毅夫，钱颖一(钱颖一新闻,钱颖一说吧)，田国强，王一江，徐滇庆(徐滇庆新闻,徐滇庆说吧)等。汤敏(汤敏新闻,汤敏说吧)和左小蕾也都不错，毕业于很好的学校，有一定的经济学素养。如果从发表文章上来论，是邹恒甫、钱颖一(钱颖一新闻,钱颖一说吧)、田国强、王一江、张新、文贯中。 易宪容(易宪容博客,易宪容新闻,易宪容说吧)（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丁学良的评价没有意义，因为丁学良根本没有界定什么是经济学家。丁学良采用欧美国家的标准，那么，他应该到欧美而不是中国来套谁是合格的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要拿欧美的标准来套？这对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有什么意义？ 我个人认为，在华人中，张五常绝对是成就最大。第二是吴敬琏(吴敬琏新闻)，然后是钱颖一，周其仁，张维迎(张维迎新闻,张维迎说吧)。我评价的标准：第一是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就是对经济学（知识以及体系）的贡献，第二是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不但要传播经济学知识，而且还要产生很大的影响，改变了这代人的思维的框架，改变了社会的观念、理念。吴敬琏就不用说了，张维迎的《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学经济学的）大学生有几个不读？ 左大培(左大培新闻,左大培说吧)（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合格经济学家，暗含两个标准，其一就是经济学家必须为社会整体利益考虑，第二则是西方的一套学术标准。具体的就是，得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政治经济学季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PE）和《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QJE）等几个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国绝大多数著名经济学家，按这两个标准，确实是不够格的、 不合格的。首先，从为社会利益考虑的角度，很多人就不够格。另外，据我所知，中国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的只有林毅夫(林毅夫新闻,林毅夫说吧)、钱颖一等几个人。
说张五常华人经济学家中成就最大，根本谈不上。张五常有没有成就？有成就。按西方的标准，成就的大小就是看论文的引用率。刚才我说的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那是潜规则，真规则是看论文的引用率高低。张五常的论文是有一些引用率，但张五常论文的引用率还不如黄有光的。中国人不走正道，专走歪门邪道。张五常早就和张维迎说，说咱们中国人要懂诀窍，就是要互相引用，提高引用率。
在中国，经济学家到处乱讲，媒体一报道，就会知名，就会有影响力。所谓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这么一拨人。老实说，包括我，我自己现在的名声，肯定不是由于我的学问，虽然我并不贬低自己的学术水平。我出名就是因为敢讲，因为是左派，讲的都是左派言论，讲的都不是我工作所做的学问。著名经济学家到处乱讲，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讲的与他们的研究不相关，不是那些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可以拿出来的干货。
向松祚（华友世纪创始董事长、经济学博士）：丁学良的评价是很随意的，是没有根据的。我个人很难说有几个经济学家合格，坦率地说，我没有资格评价谁成就最大。道理很简单，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庞杂的学科，领域非常多，我们不可能都熟悉。有些人的成就我可能不知道，还有些人的成就可能根本就没有发表。论文发表的数量、媒体的曝光率，上镜的次数，博客的点击量等，都不是评价一个学者学术成就的好的指标。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只能由该学术圈子内的少数人来评价。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真正在经济科学上有贡献的是张五常。他是有原创性贡献的，这不仅仅是我的个人意见，这是全球经济学界公认的。张五常被公认是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的全部学术著作我都研读过，我写过《张五常经济学》的研究专著，主编过《五常思想》，我对张五常思想的脉络有研究，所以我还有一点点资格来评价他的学术贡献。老一辈经济学家，我比较熟悉并且研读过其著作的，是张培刚先生，他的“农业与工业化”是有贡献的。其他人我不了解，就无法评价。张五常教授和张培刚老师，他们两人的著作我是非常认真地拜读过的，也拜读过相关领域的其他文献，所以我知道他们的贡献在哪里。高鸿业、厉以宁(厉以宁新闻)等，他们翻译了西方的名著，介绍西方的学问到中国来，这是有作用的，但这与学术上原创性的贡献，是两码事。我们翻译了马克思的著作，解释了资本论，但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贡献。 赵海均（春都集团董事长）：
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那些对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做出科学见解、分析的人。知名度高、对公众有影响力不一定就是合格的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对于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董辅 、林子力、马洪、厉以宁等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蒋一苇、马洪、高尚全、吴敬琏、厉以宁、刘诗白、周其仁(周其仁博客,周其仁新闻,周其仁说吧)、张维迎等做出了贡献。单从学术上来讲，新一代的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等实力最强。
孙大午（大午集团所有人、监事长）：我了解的经济学家不多，但我认同茅于轼(茅于轼新闻,茅于轼说吧)、陈志武(陈志武新闻,陈志武说吧)，如果说影响力和知名度，我想到的还有张维迎和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我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有客观性和独立性，其立场应该是客观中性的，其观点学说应该是带有普世性的，是市场经济取向的。另外，合格的经济学家应该是经国济世，而不是经政济私或者说经商济家的。
经济学家的角色：公共知识分子？科学家？政策阐释者？
左大培：经济学家就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专业意见时，首先要过自己的良心关，掂量掂量自己是否是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第二，要讲专业的话。自己不太懂的领域，最好少讲甚至不讲，因为公众不需要。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没有哪个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所有领域都是专家，在一两个、两三个分支领域是专家就很了不起了。1992年，高小勇在美国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很多人面对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提问，直言没研究无法回答。中国有些经济学家之所以对很多问题都喜欢发表意见，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是崇拜通才全才。西方则认为，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有限，能在一个领域做好就很不错了，社会需要进行越来越专业的分工。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决定一个社会的文明发达水平。
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台湾的，很多一开始是踏踏实实跟着西方学的，但最终没有几个能真真正正做研究。为什么？诱惑太多。台湾社会诱惑太多，中国大陆诱惑更多。不管你随便做一点什么事情，名啊、利啊就都来了。于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什么事都不用、都不要、都不必做了。中国人并不是不聪明，而是把聪明才智用到了四面八方，用到搞关系捞好处上了。 易宪容：
公共知识分子要符合三个基本条件：具有专业知识，秉持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有批判精神。所以，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是公共知识分子，但多数经济学家不在公共知识分子之列，这个我们要界定清楚。
经济学家可以为政府服务，为企业服务，为个人服务，在大学做学术，等等。经济学家怎么做都没关系，只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表达清楚自己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到底是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为政府、为企业、为某个人服务。如果我说我是微软公司的经济学家，那么，至于我赚多少钱，我怎样为微软服务，那都是我个人的事。 向松祚：
如果你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你得承认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科学家。科学家也有权利对所有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像爱因斯坦可以就爱情、婚姻、家庭、股票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经济学家首先是一个科学家，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科学研究分开，把自己的感情利益偏好和自己所探索的科学真理分开，把自己的牢骚和阐释的科学真谛分开。
经济学家必须首先尊重真理，这是科学家的责任，更是科学家的基本素质。你不能因为公众喜欢听什么就讲什么，或者某些公众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讲什么就讲什么。我相信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研究者，绝对不是为了要替某些人讲话而去研究的。许多科学家的传记表明，兴趣永远是最好的老师。研究结果出来之后，经济学家希望政府按照自己所揭示的真理去做，那是人之常情。马歇尔说：“我承认，我一直有为政府的政策提建议的冲动。”但这是真理探索出来之后的事。马歇尔又说：“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会单纯地为了给政府政策提建议而去做研究。”
王建国：经济学家不应该依从于任何组织，经济学家与政府的关系，就是独立学者与政府的关系，就像物理学家与政府的关系一样，只不过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是政府也普遍关注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只应该站在第三者的角度，逻辑地去评价一件事情。在给定的前提下，结果会怎么样，至于要不要怎么样，不是经济学家要处理的问题。如果你要解决污染问题，那么我通过研究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才能解决污染问题，至于要不要解决污染问题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当然，对于那些被政府雇用的经济学家，那就是要诠释政府的政策，因为这是你的职业。
经济学家研究效率和公平（平等）的问题。当你研究效率的时候，是价值中立的，不应该涉及利益分配问题，这是政治家的事情。经济学家只研究如果要实现某个效率那么应该怎样，至于应不应该这么做，政府会不会这么做，不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经济学家在研究公平问题时，一般会带有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应该是站在全国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不是站在某个利益集团的角度去看问题。
美国的经济学家更像纯粹的学者，完全独立于政府，他们的思想观念完全不受政府的约束和影响。中国的大学不独立，造成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格不独立，有依附感，会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另外，就是我们的学者，知识分子的人格不纯粹，独立人格有缺陷，掺杂着各种私欲，会去拍马屁、抬轿子、锦上添花。有些人的兴趣不是完全集中在学术上，很多人甚至把学术研究当做谋取权力、利益、名誉的手段，把经济学当做了工具，超越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本分。 质疑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 王建(王建博客,王建新闻,王建说吧)国：
请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请的独立董事几乎都是经济学家，有时候可能更需要会计师、审计师等专业人士出任独立董事。企业不清楚经济学家的专业领域和能力都是有限的。经济学家只能就企业运行的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提供建议，经济学家不研究企业的内部管理，与企业内部管理一丝关系都没有。企业请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可能是为了其他目的，比如说为了与政府拉近关系—利用的是经济学家的关系资源而不是专业知识。还有些上市公司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相关法规和证监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作为自然人，有自己的需要，既然有人请，那为什么不去呢？经济学家作为个体的人，同样是比较复杂的。
向松祚：首先，法律对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有规定，任何人只要符合这个规定，就可以担任独立董事，这是法律界定的问题。第二，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必须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如果你做了独立董事后，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乱讲话，或者制造假的消息，或者利用自己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你本身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另外，经济学家做独立董事，并不意味着他要站在这个企业的立场上讲话。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科学家要特立独行，要独立自主，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不但有钱可以赚，而且还有助于自己了解企业的运营，了解经济的运作。其实，即使第一位的动机是经济学家想赚钱，那也没有什么错，只要不违法就可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在批评一个人一个社会现象的时候，我们不能把道德因素等同于法律要求。 孙大午：
独立董事不独立。既然不独立，董事也就不董事（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由其董事会决定聘请谁不聘请谁、决定独立董事的薪酬待遇，所以被聘请者很难发出独立的声音，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吃谁向谁，谁请的就替谁说话。学者要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前提是必须首先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如果你的饭票在别人手里，你的政治生命由别人来决定，刀把子在别人手里，你就很难做到独立。海瑞很难得，所以几千年来就只出了那么一个海瑞，我们尊崇海瑞但无法（很难）学习海瑞。如果将来大午集团上市请独立董事的话，一定是由监事会来请，而不是由董事会来请。现代企业治理的理念应该是分权制衡，如果不能把这种理念融入到公司治理的架构中去，独立董事就很难发挥作用。
企业聘请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是因为经济学家站得高看得远，其对宏观经济形势走向的把握，对经济前景的分析预测，从宏观上对企业有指导作用。企业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经济学家的知识面比较宽，从这一点来说，比会计师审计师更适合。另外，经济学家的知名度很高，企业即使不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只用经济学家的名声，也可以装点门面，使无形资产增值。 赵海均：
经济学家参与到企业包括到上市公司的实践中去应该说是件好事，可以深入了解现代企业的运做，特别有助于了解证券市场的情况。近几年来，因为缺乏对现实的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很少有富有远见的见解。因此，我并不反对经济学家出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问题是有些经济学家并不是出于这个目的，而是为了经济利益或者像明星一样走穴。
前几年，国内的一些企业邀请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主要是出于社会对知名人士的崇拜。我认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更适合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出任。实际上，在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上，经济学家能提供的帮助很少。根据春都集团当年与外商合资的经验教训，企业的经营管理还是应该依靠职业经理人和律师而不是经济学家，这一点我们应该向外商学习。 经济学家离企业应该有多远 向松祚：
经济学分析人类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几乎所有的领域都用得着。公司、政府、军队都会雇佣经济学家。在中国，那些高科技公司，比如说华为，也雇佣很多经济学家。其实，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经济学里面的很多原理很多真理很多规律，早就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工作中去了。具体到某个经济学家个人对某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没有帮助，那就因人而异了。
王建国：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与（具体的）企业的经营管理距离比较远。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主要是针对整个社会如何运行的，是关于整个社会的，而不是企业内部的。严格来说，经济学对政府比较有用，对企业了解外部的（经济）环境有用，对企业内部的管理丝毫用处没有。
在大企业，确实也需要经济学家的意见，经济学家能就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提供建议，能够为企业提供政府将会怎么做的建议，帮助企业了解政府的政策及宏观环境（企业毕竟是运作在宏观环境与政府行为当中）。另外，对于一些大型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原因，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其影响巨大，比如说汇率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经济学家在这种情况下被雇用，做的还是经济研究工作，而不是管理工作。现在确实存在一个企业的判断问题，企业对经济学不了解，不清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区别，不知道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领域不同，所以他们请错人。很多企业把经济学家当做管理学家来请，寄希望于解决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是错误的。经济学家就应该去做研究、去搞本行，而不是去企业演讲，去做一些不相干的事。严格来说，经济学家应该与企业的关系不大，与政府的关系则比较密切一些。
左大培：在西方，企业基本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就是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是要赚钱。经济学家的本行不是为企业牟利，不是为个别具体的企业牟利，经济学家的本行是为社会牟利。亚当?斯密虽然讲看不见的手，讲个人赚钱了，整个社会也就丰裕了，但是，亚当?斯密讲这些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从增进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的。如果只讲个人利益只讲个人赚钱，谁还会关心社会变好还是变坏？好和坏的标准，不是多少人赚了多少钱，而是整个社会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经济学家应该首先实事求是地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然后告诉政府制定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制度才能让市场经济更好地运行。在西方，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几个人几个企业赚钱，那他不叫经济学家。所以，科班的经济学家往往就是纯粹的大学教授，整天在做研究在做模型，他们往往与企业保持很大的距离。
企业利益是社会利益的组成部分，二者密切相关，不排除经济学家为着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为企业利益考虑，但绝不是考虑某个或者某几个具体企业利益。所以，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家，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帮企业赚钱。他们是从宏观层次来考虑如何调节企业行为的，具体企业如何赚钱，经济学家不知道也不必知道。西方正统的经济学家，是通过研究经济运行的规律，来给政府出主意，这是从亚当?斯密以来的传统。亚当?斯密讲看不见的手最有效率，也就是无为而治，也是为政府出主意，是经济学家为政府出的一种主意。
在西方，不仅企业，工会也雇经济学家，工会有工会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一旦被雇，在讲话的时候，尤其是在以被雇单位经济学家的名义讲话的时候，行内也认为是有一定色彩的。从职业精神来讲，你不应该讲被雇单位的坏话，不能说工会雇你你还反过来骂工会。斯蒂格利茨曾批评自己的雇主世界银行，结果被解雇了。但这却是一个真正经济学家应该做的，斯蒂格利茨虽然受雇于世界银行，但他更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认为世界银行的做法对社会不利，认为《华盛顿共识》有问题，就是要批评。这说明受雇于企业或其他组织，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本身是有矛盾有冲突。这时候，你就面临选择就要做出选择，选择是不是要做一个真正的纯粹的经济学家。
中国有一大帮经济学家讲管理，对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指手画脚的问题在于：首先，你坏了行规，你背叛了经济学；其次，你不够格，你不懂企业经营管理。企业经营管理是商学院的事，这在美国分得很清楚，经济学院和商学院是两家分开。实话实说，不要说经济学家，在中国，就是专业的管理教师，我也怀疑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到底有没有资格讲管理。你在企业做过没有？你有没有在企业的实际管理经历？管理源于实践，也必须扎根于实践，最成功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就是案例教学。 孙大午：
我接触过不少经济学家，和他们都是朋友，但说实话，在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上，我从来没有听从过他们的建议。他们的忠告和建议，距离我的企业太远，他们有时候就是习惯了下车伊始，指指点点。一个企业发展得好，自然有自己的道数，经济学家的经验可能在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有用，但一定不是全都适用。一旦根据经济学家对经济的宏观分析来指导具体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践，很难适用，我没有觉得哪个经济学家朋友的建议对大午集团的运营起到了作用。对于经济学家，企业可以聘请他们做顾问，顾他问他，用他们的专业知识，而不应该让其参政议政，而不是让其起监督作用。这应该是企业与经济学家的正确关系。
经济学家的基础并不是经济，而是政治，政治学家的基础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对企业，经济学家应该关心的是其制度建设，这属于政治范畴。一个企业，如果制度建设上不去，其赢利就不可能持久。经济学家撇开政治谈经济，就会走向经政济私。我们说市场经济使公众的道德大滑坡，义和利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金钱面前，义理道德都黯然失色，都在崩溃。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西方的经济学家一定会研究本国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把义利分割是一个误区。利必然以义为归宿，义必须以利为基础。企业赚钱必须有意义，没有意义财富就不可能产生，义和利不可能是背离的。“垄断是为人民服务，特权是为了大家好”，我们把垄断把特权贴上了义的标签，才使得潜规则盛行。经济学家不应该去诠释这些标签的正当性，不应该投赞成票，不应该在这种所谓义的基础上去谋取自己的利。道必然产生德，因道而德立，有道必有德，德从道而来。现在你这种德不从道而来，是从特权而来从垄断而来，就必然使商人走向投机取巧歪门邪道，必然走向潜规则盛行。经济学家不应该做这种投机取巧者的高明军师。我不认可这种经济学家，他们经济上不能独立，思想上也不能独立。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很难提供普适的经济理论来指导企业，我如果听从这样的经济学家，我的企业就必然会变成一个赚钱的机器，也就是我们经济学家所宣扬的，企业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组织。
中国经济学家的信仰与挑战
王建国：我们的挑战是，怎样把现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理论。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市场经济，逻辑上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西方的现代经济学，但我们的制度体制与西方经济学适应的前提不符，所以我们需要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然后得出一些新的结论。像丁学良邹恒甫开口闭口都是西方经济学，以为不在那里发表文章就不行，这是不对的。但是，认为中国只能搞中国的一套，这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研究方法是落后的。
向松祚：探索和追求科学真理，应该是经济学家的第一信仰。
从科学发展上来看，我个人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很失望。我们还要不要《原富》（即《国富论》）？当然需要，但只有《原富》是不够的。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被誉为奇迹，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揭示其中的规律，应该有很多原创性的贡献，但我们还没有看到。所以，解释中国的制度变革是重大挑战之一。张五常、林毅夫、张维迎等做了许多研究，但还不够。我们没有看到能够影响学术发展的重大贡献，我们期望中国能出现像亚当?斯密像马克思这样的大师。我们应该学习英国，英国在各个学科都能人才辈出，大师迭现。
左大培：在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中，经济学家起码要有一个为社会利益考虑的立场。就在为社会利益考虑的大前提下，还是会有很大分歧，在为“有没有一个社会？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利益？”等问题争论不休。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就提供了不同的两条路。但是，有没有为社会利益考虑的基本意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自由派只看到了西方成功地进行了城市化，却没有看到拉美的失败。其实，自由派学者根本不了解西方社会，西方社会绝不是他们所声称的个人社会，经典的欧美社会时是一个很有集体感团体感很团结的社会。他们通过基督教文化，很奇妙地组织了起来。很多事不是通过政府，而是通过民间的互助自动地就解决了。西方社会的自由的境界，就像七十岁的孔子，“随心所欲不逾矩”，中国人、中国的社会是达不到的。孙中山深有体会，他在游历了西方国家后，感慨地说中国是“一盘散沙”。欧美社会的基础就是韦伯所说的新教精神。韦伯碰到一个美国商人，商人说，我只和信基督教的人做生意，因为一个连上帝都不信的人，你怎么相信他明天会给你汇款？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缺乏类似的东西，但在我们如今的社会中却得不到遵行。
易宪容：我希望经济学家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可能吗？我们都希望经济学家为社会利益鼓与呼，为大众服务，但这只是个理想，是没有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不能以一个没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来衡量经济学家群体的对与错。
另外，我的愿望也只是我的个人意见—经济学家没有必要遵照别人设定的标准和模式去走去做。经济学家可以信仰社会主义，也可以信仰基督教，这都不重要。一个人的行为好不好，由社会来甄别。市场经济就好在这里，每个人都在说话都在做事，但由市场来评判你的行为好不好。社会在选择的过程中，会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 赵海均：
经济学家的任务应该是深入了解现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以便为政府和决策者提供更有前瞻性的建议。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在迈过照抄照搬西方经济理论的初级阶段后，却未能建立起新的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经济理论。长此以往，在中国创造举世瞩目经济奇迹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将看不到经济学家们的真正贡献。实际上，如果抛开表面的喧嚣，近三四年来，经济学家已经或者正在被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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