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独家采访经济学家林毅夫：

　　要抑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焦点报道）

　　短期：控制土地开放总量　长期：禁止地方减免税收

　　本报记者　张意轩

　　有研究者将中国近年来投资、信贷和外贸顺差不断增长的趋势戏称为“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持续高增长的原因何在？应如何应对？本报就此独家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增长过快有何正常原因

　　记者：您如何评价我国今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

　　林毅夫：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情况良好，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但出现了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的情形，这三个问题高度相关，其中投资增长过快是核心。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增长过快的局面？

　　林毅夫：对此要全面分析，其中既有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正常、合理原因，也有改革不到位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的根源。

　　记者：正常、合理因素有哪些？

　　林毅夫：主要有三方面：其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早期，即使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的空间都还非常大，高投资回报率的机会很多。从东亚经济的发展历程看，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人均收入增长很快，居民和企业的储蓄倾向都会很高，在既有投资机会又有充足资金的状况下，投资增长自然比较快，这是我国缩小和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收入水平差距的重要机会。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基础大为加强，尤其是沿海珠三角、长三角的制造业已形成许多很有竞争力的产业群聚，使得大批以出口为导向的外资将产业转移到我国，作为出口基地；同时，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吸引了大量以进入我国国内市场为目的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些外资的进入不仅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率，也提升了我国外贸出口竞争能力和进口替代速度，加大了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的积累。

　　其三，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加速和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导致对房地产的需求增加，因此，房地产投资增长较快，也有其合理性。

　　这些因素对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在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时，不应妨碍这些因素的作用。

　　体制政策因素要重视

　　记者：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林毅夫：主要有四方面：第一，银行业过于集中。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而银行业务则集中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来，由于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中小企业发展相对不足，减少了就业机会，扩大了收入分配不平均，使居民储蓄倾向提高，由于其他投资机会有限，更多的储蓄资金进入大银行；第二，大银行给大项目和大企业提供贷款融资的积极性高，投资往往轮番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

　　第二，地方政府的行为。ＧＤＰ增长率对地方官员考核政绩的重要性和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使得地方政府竞相以各种办法来刺激投资，如等税收优惠、压低土地的价格等。对每个地方政府而言，这些投资是有利的，但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很多就会是重复和过度投资。

　　第三，外资外贸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双缺口”时期实行的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的政策至今仍在沿用，结果从１９９４年开始，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年年出现巨额双顺差，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失衡加大了人民币投机压力，为投机人民币升值，经营外贸的企业可以以低报进口产品价格、高报出口产品价格的方式，合法将由此获得的外贸盈余兑换成人民币，这可能是去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达到１０２０亿美元，以及今年１－６月实现顺差６１４美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国内外的房地产投机性需求。我国是全世界对外国人进入本国房地产市场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有些外资为投机人民币升值，将外汇换成人民币合法投资房地产，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并抬高房地产的价格。投机需求购买的房地产以有利于投机的大户型为对象，房地产价格不断被哄抬，开发商也就不愿意建造一般市民有能力购买而利润微薄的小户型住宅。

　　采取措施促良性发展

　　记者：应从哪些措施入手，控制住这种增速过快的势头？

　　林毅夫：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当前，我国的生产、金融、外贸都处于较宽松的环境，应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但是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也有必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长短结合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第一，控制投资和信贷增长过快。目前央行采取的定向票据和提高准备金率以减少银行过度充足的流动性，同时，运用窗口指导，加强银行在贷款时对贷款企业的行业准入和贷款条件的审查。

　　第二，降低银行贷款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和少数行业。短期内应该要求商业银行遵照有关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支持力度；从长期来讲，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降低我国的银行集中度，当前的要务是从试点入手尽快将政策落到实处。

　　第三，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从短期看，最好的办法是：管住土根，控制土地开放总量；加强“招拍挂”的政策，增加土地供给的透明度，并使地价向市场价格回归。从长期看，必要的政策措施包括：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禁止地方政府用税收减免等方式创造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用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政策吸引外资；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消除ＧＤＰ崇拜，按照科学发展观重新拟定评价体系。

　　第四，改革在“双缺口”条件下形成的外资外贸政策。实行“两税合一”，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按ＷＴＯ的原则实行“国民待遇”；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率。

　　第五，抑制房地产投机需求。除已制定的增加小户型住房供给、提高按揭首付比例、５年内转售必须缴纳营业税外，还可考虑征收物业税和房地产转手交易时的资本获益税。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