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中国医改30年经历两大阶段 让老百姓获利

　　“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搜狐网 金融界 中信出版社共同主办，邀请众多学者、政府领导、企业家盘点2007经济，展望2008发展，并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一次全面的回顾。

　　李玲：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以我想我们利用这个论坛来回顾一下中国医改30年确确实实非常有意义。我们谈到中国医改30年，把这个背景放大一点，全世界在那个时候开了一个会议，人人享有医疗保健，是当时那个会议上发起的，当时那个会议的背景，实际上是总结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经验，把中国推为模式，就是如何在解决基本医疗服务，就是创造了适合国情的，能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这么一个模式。可以说，从78年到现在的30年，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体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应该说都是在往好的方向走，很多国家都是学的中国当时的经验，而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他们又探索到适合他们本国国情的，比如泰国、墨西哥、印度都取得了好的进展，大家可以看一看，78年当时全球医疗卫生的绩效和当时的情况，和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水准。

　　中国恰恰是逆流而动，走了另外一条路，我们中国当时从78年到今天走的路，跟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医改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把我们的医改分成几段来看，我们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基本上当时中国的改革就是分权让利，我也不管了，你怎么活怎么活，到市场上找钱吧。所以这个分权让利，我们在农村是成功的，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现在30年以后又有一个不同的评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当时的企业有一定的收效。但是医疗是有一定的特色的，我们当时把医院相当于一般的企业，让他去市场上找钱去，如果辨证来看，结合当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当时医院的问题是住院难、手术难，也就是我们的医疗资源部够，也许这种分权让利的手段，确确实实调动了医生、医院的积极性，也调动了社会资源进入医疗领域，确确实实当时是缓解了当时看病存在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总结当时的经验教训的话，我们在放权让利的同时，没有对医疗卫生的特殊性有充分的认识，而且没有配套的措施，也就是说你把这个权和利让给了医院，让给了医生以后，你没有配套的措施来监督管理他，他必定会走到极端，就会走到一个物极必反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值得的教训，90年代以后，大家也知道，所谓我们经济改革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医改深化的过程，那么首先就是94年是我们财政分税制度改革，这个其实对中国的医疗有巨大的影响，因为分税制以后，实权、财权的划分以后，公共卫生的责任、基本医疗的责任都是到地方政府，那么我们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势必加大了我们医疗的不公平性。

　　另外一个，我们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的激励指标是非常强烈的，是以GDP来考核他们的激励指标，所以地方政府应该说都没有太大的积极性来管他们的医疗卫生，所以非常极端的例子，就在我们下面调查的，就是你问一个县的县长，他能把他那个县有多少牛、多少羊，哪怕有多少鸡他都如数家珍的告诉你，因为是算在GDP里面的，但是他不知道有多少人。所以我想在90年代以后，这种考核体制下，医疗是进一步放松，而且也涉及到比较核心的产权的改革，因为90年代当时是整个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所以不可避免的有很多产权改革，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地方政府把医院处置掉。

　　所以弊端我就不详谈了，但是我想任何事物都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些地方的尝试，我觉得也为其他地方的改革提供了非常好的可借鉴的经验。医改的转折点，如果我们回头看30年的改革，应该是03年，SARS爆发，应该给我们的政府和老百姓都是一次警告，就是仅仅抓经济是远远不行的，经济社会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新一任政府的登台扭转了我们的方案，到现在我们的医改方案出来了，应该说我们正在吸取我们从建国49年到现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如何真正能够创造中国特色的医疗改革模式，让老百姓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