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现在国民经济研究所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在澳大利亚获得博士学位。他不仅亲历了早期中国经济改革，研究涉及农村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发展、沿海地区开放、国有企业改革等，而且他还是一个有独立学术见解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粮食问题、地区发展和地区差距问题、国有企业转制、收入分配尤其是灰色收入和农村贫困等问题都做过深度研究，并提出了很多独特见解。
他坚信改革才能推进中国经济发展。
⊙倪小林
我与王小鲁教授有一面之交，当时他是长安论坛的一次研讨会主持人，我是听众，他并不认识我。但是，我对他有关国民收入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很感兴趣。
当我面对面采访王小鲁时发现，他依然保持着谦谦君子的儒雅风度，但谈到他在过去的那些岁月中所参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故事时，他的观点非常鲜明，言语表达也很爽快。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时而显得很随和，时而又表现得有些固执，他对自己所要坚持的东西很执着，让人觉得他做学问很纯粹。也许，这足以反映出一个学者最难能可贵的学术禀性。
亲历中国改革的幸运参与者
王小鲁和同龄人一样，初中没上完就从北京到山西插队。要说和别人有些不一样，那就是在劳动之余苦读苦写。他说过：自己呆的那个村子，年年都有逃荒要饭的人，粮食不够吃。这时你就会思考，国家的经济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尽可能搜罗了一些当时能够找到的书来读，希望从书中找答案。他白天和农民在一起干活，深入农民的生活，晚上读书，冥思苦想，写了很多读书笔记。
后来，他到一家铝厂当了一名工人，但读书仍然是他的嗜好。他回到北京后进了工厂，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会和王小鲁擦肩而过，只因他已经就读了厂办的“721工人大学”，不让再报考其他任何正规大学，从此失去了和别人一样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
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命运发生了意外变化。在工厂大学上学时，他写的一篇文章被当时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主编和同仁看上了，他们正在物色年轻的、有思想的研究人员。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正是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王小鲁很快被破格调入此刊物，工作是当编辑，自己也写文章。这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关键一步，说幸运还真的幸运，在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从工厂直接进到国家级的科研机构，接触如此前沿的各种思想，文章接连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
《未定稿》之所以得名，是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它在那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独特位置。王小鲁回忆当时有很多解放思想的文章，都在这里相继发表过。此刊物存在时间虽然很短影响却很大。
正是从这里开始，王小鲁进入了高层政策的研究圈子。后来，他又进入新组建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做过《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杂志主编。自1986年后，他担任体改所发展研究室主任。他的研究范围紧贴着中国改革路径：农村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发展、沿海地区开放、深圳特区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等。他在介绍自己的经历之后，加上了一句话“我研究的内容很杂”。
王小鲁在改革初期担任了当时很有知名度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成员，他还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论文评议员，也是那些有见地的改革思路的坚定支持者。
1989年2月，他去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系统地攻读了经济学理论，并拿到了博士学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海归”，这为后来在国民经济研究所主持项目研究打下了很好基础。8年以后，他回国后感到由衷地高兴，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改革真的已走出了一条市场化路子。
王小鲁有幸参与过中国初期的改革，而后又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这使他觉得“自己做研究得心应手”。这就是王小鲁的人生经历，也反映了莘莘学子对国家发展、社会和民生问题报以拳拳之心的博大胸怀。
学术独立见解需要勇气与智慧
讲到回国做研究，王小鲁对樊纲教授的邀请仍记忆犹新。在1990年代，他在日本访问期间遇到樊纲，樊纲很热情地对他发出邀请：你干脆回国后到我研究所去做宏观经济研究吧！确实，王小鲁早有回国准备，于是在1998年回到了国内，并进入国民经济研究所至今。他“学以致用”，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经济研究之中。
他将国际上最新的经济研究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焦点问题。他做过的一些主要课题有：经济增长问题、粮食问题、地区发展和地区差距问题、国有企业转制和非国有企业发展问题、城市化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农村贫困问题等等。国民经济研究所创设了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并每两年出一本书，今年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
去年夏天是王小鲁与媒体打交道最频繁的一年，除了自己撰写文章外，他还在网络媒体和网友交谈一个话题：怎么看待灰色收入。
“当时，为什么要研究这样一个话题？”王小鲁与同仁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是不完整的。根据2005年的统计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10%这组人，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只有2.8万多元，但按当时汽车拥有量、高档住宅购买、居民银行存款等指标来看，这个数据显然是不真实的。王小鲁正是从怀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他们发现，问题的关键是少数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灰色收入。
“这是一个早已存在的问题，收入问题说到底是个制度问题，现在人们都在说收入差距拉大，但是灰色收入却没有计入统计，数据失真是必然的。只不过大家没有认真去深究。”王小鲁很“固执己见”。学者发现问题，研究上有突破，很多时候是因对数据或真相生疑而有所建树。王小鲁对于收入数据的怀疑，刺激他进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人们的真实收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和同仁一道探索了一些新的方法进行调查和数据分析。他们调查的样本遍及全国27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也覆盖了一批中小城市和县镇。与此同时，他还依据家用汽车拥有量、商品住宅销售量、出国旅游人数、银行存款分布等数据分别对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进行了推算，以对调查分析的结果进行多方面验证。这些结果互相之间有比较高的一致性，以此来说明他们的估计结果是基本可信的。
尽管如此，他也一再说明，由于研究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研究条件的限制，这项研究结果是初步的，还有待于深入研究来进一步验证。根据他们的估算，居民收入中约有4.8万亿没有包括在统计中。他称之为“隐性收入”，并认为这是导致实际收入差距更大的原因之一。这项研究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议论。
王小鲁在一次讲座上表示，隐性收入的大部分是灰色收入。这些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这五个渠道：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金融腐败、行政管理中的寻租行为和垄断行业收入。他认为，造成这些问题不应该归罪于市场化，而是因为制度存在漏洞，这说明一些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因此，他不断呼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王小鲁并非只感兴趣灰色收入，他除了一直关注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也对经济发展问题、市场化问题等等做过很多研究，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有不少受到决策层的关注。
在中国做研究，有时候需要勇气，有时候也需要智慧。在做研究时，或许王小鲁是“二者兼有”。
深化改革才能推进中国经济发展
我的采访大大超出了预计时间，当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可是，我们才刚刚涉及到关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话题。
谈到改革与发展，王小鲁谈兴很浓。他说，“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市场化程度的确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提升得更快。”
在说到改革推进了社会进步时，王小鲁的研究经历闪现了很多思想火花。在改革之初，他曾关注过
农产品流通渠道问题，就有过一些突破性的建议。早在1981年，我国农村改革正逐步推开，许多地方开始搞“包产到户”，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刚刚萌发，可当时的流通体制依旧是“统购统销”。那年正赶上四川柑桔大丰收，当地政府规定只准供销社统一收购。当时地方政府还在公路和铁路设卡，禁止私人收购柑桔外运，结果导致柑桔大批腐烂。得知这个消息，王小鲁与几位同事赶到柑桔主产区四川的江津、南充等地调查。
“四川柑桔流通问题”的调查报告出笼了，是由王小鲁执笔写成。在调查报告中，他们提出了要打破垄断，放开农村的流通渠道，这一建议直接挑战了当时的流通体制。
这些年来，王小鲁还一直在研究中国市场化问题，他们创设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看似技术性很强，其实从研究课题的内容不难看出，其中包含了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强烈关切。
他在很多场合都表露过，“虽然我们的结论是市场化程度在提升，但我还是认为，中国经济中很多制度问题、机制问题，包括收入差距问题，在市场化过程中是难以自发得到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最后，他用坚定的语气表达“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只有依靠改革，坚持不懈的改革才能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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