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贾壮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像信风一样,时间到了一定会来。从去年开始,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了每月上调一次的调整频率,今年以来已经上调4次。作为一种数量型调控工具,存款准备金率是目前央行能够找到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流动性管理工具。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此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且下一阶段还有很大的上调空间,预计年内还会有2到3次上调的可能,最高可以调至20%。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王庆也分析说,中国央行近期最可能采取的措施除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就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
不过,专家们并不赞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抑制通胀的说法。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称,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与4月CPI数据之间关系并不大,央行的措施更多是一种例行操作,CPI数据出台并不是主因。央行昨日也表示,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为了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不过,反通胀仍然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正像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所表示的那样,中国货币政策更加关心的问题是反通货膨胀。按照经典经济学的解释,提高利率是抑制通胀的传统手段,中国央行之所以在通胀高企时谨慎选择利率工具,原因是周边环境制约了价格工具的作用空间。
哈继铭称,由于流入境内的热钱数量存有不确定性,央行不大可能动用加息手段。高善文也表示,由于全球市场处于降息周期,中国央行处于两难困境,但是如果形势严峻,加息也是央行的选择。
认为加息对抑制通胀无效的学者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即中国出现的通胀带有明显的输入型特点,这种外生因素无法通过中国自己加息来控制。这些学者主张,对抗通胀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加快本币升值,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同时还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缓解通胀给低收入者带来的压力。
关于这个问题同样存在纷争,北京大学教授卢锋指出,将中国去年开始出现的物价上涨归结为“输入型通胀”缺乏经验依据,国际原材料、能源、资源产品价格上涨内生于中国国内需求,应重视国内总需求并从货币角度理解和应对目前的通胀。
卢锋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货币学派分析方法,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对于资源品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世界总需求,对国际价格的影响非常显著。
抑制通货膨胀需要付出经济增速放缓的代价,防止经济下滑风险已经出现在了政府文件当中,所以货币当局必须考虑到加息对于实体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今年以来,不断出现的自然灾害增加了经济运行当中的不确定性,而同时外部环境同样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货币当局对于利率工具的出台必须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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