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预测值”可调至6%~6.5%

　　何协

　　编者按

　　2008年显然是不寻常的一年，全球的不同经济体以相同抑或不同的剧情面临了共同的巨大挑战。当次贷危机无情地惩罚了全球金融市场对于风险的过度偏好之时，石油和农产品推动的通货膨胀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蔓延。

　　在风险四伏的国际经济大幕下，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在2008年的挑战异常艰巨、前所未遇：一方面，低通胀高增长的时代似乎正在和人们依依惜别，“高成本时代”似乎正在来临，治理通胀已经成为第一要务；另一方面，经济过度减速的风险也开始隐现，保持经济稳定同样至关重要。在挑战和难题面前，政策选择，以及基于政策选择之上的政策组合考验着中国决策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第一财经日报》即日起推出治理中国通货膨胀特别系列评论，在国际经济大背景下，力图全息梳理中国治理通胀的政策选择和政策组合，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在将通胀预测值调高至6%~6.5%的基础上,可以作一定的分解：将其中5%左右确定为当年通胀的预测目标，而余下的1%~1.5%可以被确定为要素市场化改革预留空间。这样有助于在传达治理通胀的坚定决心的同时，有序渐进地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亚洲的决策者和金融当局忙碌地应对着持续攀升的通货膨胀。全球性的石油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点燃了这轮通胀的引信，并将其传递到一个又一个经济体。

　　治理通胀是第一要务

　　曾经在过去若干年中对全球远离通货膨胀贡献卓著的中国，从去年开始上演了新的剧情。在本世纪以来的8年中，除了少数例外，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成功地拉低了亚洲10个经济体（印度、泰国、韩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总体通胀率，然而，从2007年中期开始，中国的通胀率开始持续拉高这10个经济体的通胀率。

　　中国面临的挑战无疑是艰巨的，至少来自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能否制服通货膨胀这头怪兽？如果不能，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通胀的失控和预期相互推波助澜，如若再加上一些不确定因素或者外部冲击，会将一个经济体推向崩溃的边缘。其次，如何实现治理通货膨胀和维持经济增长的精巧平衡？治理通胀必定会损及当期的经济增长，不论程度如何，而增长对于中国至关重要。如若没有掌握好平衡，治理通胀可能会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减速的速率，这也就是一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滞胀”担忧（虽然“滞胀”这个概念放在这里未必符合其经济学含义），并中断/暂时中断中国维持了若干年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

　　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精巧的政策组合、并“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就成为眼下宏观政策制定者的最大难题。

　　求解这个巨大的难题，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一组条件：第一，前瞻性地、恰当地对经济形势形成准确的判断；第二，充分识别通胀的根源和特征，对症下药；第三，对整体经济和宏观政策的复杂局面和相互关系有充分的了解，要将对一项政策效果的评估，置于更大的宏观背景和经济全局下检视，同时要实现各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以上的三个条件，如若不是困难重重，也是任务艰巨。

　　中国最高决策层在最近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宏观经济政策要重视“前瞻性”。事实上，各项宏观政策都面临“时滞”的困扰，一个最糟糕的局面是，当一项经济政策度过“时滞”阶段开始发挥效果时，宏观经济状况刚好/早已发生了临界的逆转，彼时，这项政策就会很不幸地成为“叠加过热”或“叠加降温”的助推器。前瞻的眼光有助于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同时，动态、迅速基于时势的变化而调整判断，对于前瞻性的政策也不可或缺。

　　应当说，在目前的局面下，所谓“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表述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一方面，治理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第一要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5月9日的陆家嘴论坛上首次提出了“反通胀”的说法，货币当局对通胀的正式宣战同时意味着，通胀已经不是风险，而是现实。另一方面，“保持经济稳定”也被最近的这次经济会议提上议事日程。保持经济稳定包含了“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内容，而维持经济“适度增长” （8%~10%）是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条件。所谓“适度”就意味着GDP增长，既排除了“过热”的可能，也表明政府要努力避免出现“滞胀”的局面。

　　“庖丁解牛”研究通胀

　　在这个“多重迷局”里，治理通胀是关键。因为这是最大风险的来源之处，容忍通胀、贻误战机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越南的案例是这个故事的最新演绎。治理来自两个前提：第一，对于通胀的机理和内部结构有“庖丁解牛”般的细致和精巧分析。第二，在此基础上，形成对通胀的总体局面和水平的准确评估。

　　对于通胀机理和特征的“庖丁解牛”般的分析是治理通胀的基础。我们认为：首先，当前的通胀属成本推动型，不同于1988年和1993年的需求拉动型通胀。成本推动的因素很多：市场和政策推动劳动成本上升，国家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推动资源成本上升，国家环保制度的落实推动治理污染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上升推动出口企业国内采购成本上升，进口能源、矿产品、农产品价格上升推动原材料成本上升等等。

　　其次，当前的通胀是当前因素和历史因素叠加形成的。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当年的成本推动因素，前几年潜在的通货膨胀指数也要在这几年释放出来。比如成品油、电、农产品及食品等重要商品价格已经影响到市场供给，释放的压力很大。与此相关，虽然当前通货膨胀首先表现出来是食品价格上涨推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但我们要治理的是全面通货膨胀（至少是潜在）。成品油、电、钢铁、有色金属、土地、矿产、水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环保成本等等都是全面通货膨胀的因素。可以预期，随着粮食和农产品供给压力的缓解，来自其他领域的通胀压力在下半年会对价格指数逐渐施加影响。

　　最后，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内生性因素和输入性因素叠加的结果，尽管前者目前表现为主要方面，但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会逐渐显现身形。

　　调高通胀预测值

　　事实上，以上的分析显示，中国政府早先预测的4.8%左右的通货膨胀率已是昨日黄花，这几乎是各方的共识。人们早已心照不宣，相互小声说“这不过是政府表现决心的一个数字”。从决策的前瞻性角度计，也从对于全局的准确把握计，中国政府应更新通胀的预测值，至6%~6.5%。

　　上周上调油价和电价，一般的估计是将通胀推高0.5~0.6个百分点。这项政策最终对于通胀和经济的后期效果还有待观察，但理顺市场价格，刺激原先理性选择“不供应”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尽管从数据上、从传导机制上也给通胀带来了上行的压力。我们认为，在将通胀预测值调高至6%~6.5%的基础上,可以作一定的分解：将其中5%左右确定为当年通胀的预测目标，而余下的1%~1.5%可以被确定为要素市场化改革预留空间的指标。这样有助于在传达治理通胀的坚定决心的同时，有序渐进地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有一种意见认为，政府不能轻易改变预测值。这种意见是不可取的。如果不改变预测值，到年底的统计数字出现6%或7%的时候，社会就可能出现对政府预测值的不信任态度。如果明年政府的预测值是6%，社会可能以今年为例，认为政府故意压低预测值，实际上通货膨胀率一定会达到9%甚至更高。大家公认通货膨胀预期升高比通货膨胀本身更危险。政府不改变今年的预测值就必然会丧失政府的公信力，而推高明年的社会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如同前文所述，在全面解析通胀根源和特征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恰当而精巧的政策组合是治理通胀和保持经济稳定的关键。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贸易和产业政策、汇率政策和其他社会扶助政策“一个都不能少”，而这些政策间的相互配合和补位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治理效果更加重要。本系列将在未来的篇章里对这些政策逐一作出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