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有减税空间 货币政策应紧中趋稳

　　宏观经济基本面良好

　　《第一财经日报》：整体来看，应该怎样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陈东琪：当前的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基本面没有大的问题，基本运行在宏观调控的区间内。和年初相比，出现了如下的变化，有了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经济增长方面。

增长虽然减速，但是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增长率高于改革开放30年年均增长9.8%的水平。虽有季度性减速，但还没有出现持续滑坡的现象。

　　第二，物价形势方面。PPI虽然仍然在逐月上行，但是CPI出现了连续三个月的回落趋势，而且这种回落从8月份开始还会延续。

　　第三，总需求方面。外需和内需之间，在外需增长减速的同时，内需增长保持了加速的势头。在内需中，投资和消费关系明显改善，消费增长速度低于投资增长速度的缺口逐月缩小。总供求基本是平衡的。

　　第四，财政收支方面。在去年财政收入增长30%的基础上，今年继续增长30%。国库收入的增加，为我国成功应对今年以来多次出现的突发性自然灾害提供了财政保障。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经济形势面临的一些问题，你认为这些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东琪：第一，工业增加值下降的速度加快，7月份工业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14.7%，是近6年来的最低水平。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小企业，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的中小企业的效益快速下降，企业资金偏紧。

　　第二，城乡居民收入虽然在名义上呈现增长态势，特别是劳动者工资保持了增长势头，但是，受价格上涨因素影响，实际收入增长出现明显的滑落态势。造成居民收入增速放慢的原因，一是物价上涨，二是股市、楼市的财富效应降低，三是就业机会的增长出现减速迹象。实际收入增长下降会影响今后的市场购买力，影响实际消费增长。

　　第三，外需方面，进出口增长今年上半年以来较去年明显减速，虽然7月份有所回升，但是这种增长的持续性面临着挑战。

　　通胀警报渐弱？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谈到了CPI回落的形势还会延续，你的预测是怎样的？

　　陈东琪：在不考虑进一步的煤电油气水价格的调整的条件下，预计8月到12月CPI将会回落到5.5%左右的水平上。全年的通货膨胀会在6.8%左右，全年CPI走势呈现出“静态偏高、动态收敛”的态势。

　　即使下半年CPI降到5.5%左右，绝对水平依然偏高。再加上下半年油电水价格进一步改革，会产生一波提价式通货膨胀。

　　从历史上看，PPI回落滞后于CPI的回落。估计在今年第四季度以后，PPI会见顶回落。在物价水平中，今年前七个月的房价保持了逐月回落的态势。粮食、肉类制品和食用油等食品类价格由于供给增加而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第一财经日报》：能否简单谈一下，你认为通胀形势回落的判断依据。

　　陈东琪：首先要明确这一轮通胀的原因，是内外都有的。从内部来看，6年左右的经济繁荣，积累了一些矛盾。货币发行过多、要素价格上升、运输费用提高、环保成本提高、不动产费用增加等，都会促使价格上行。

　　从下半年来看，内生性的通货膨胀压力会减小。夏粮丰收会把粮食价格上涨的势头压下来，加之上半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了生猪饲养，这会对控制食品价格上涨很有益处。当然，CPI中的非核心部分，即除去粮食和能源的部分可能还会上涨，不过其所占权重比较小。

　　通胀的外生原因，是输入性因素，比如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涨、原油涨价等。但从下半年来看，输入性通胀的风险会减弱，这是因为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将会进一步下降，近期在大宗商品价格泡沫破裂的过程中。

　　在通货膨胀率逐步走低的同时，经济减速带来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要正视经济减速风险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经济的减速风险。

　　陈东琪：是这样，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总量经济增长逐季减速，今年头七个月投资的名义增长虽然保持27%左右，但实际增长已经掉到15%以下，7月份的出口增长比上半年加快，但净出口规模缩小，消费增长也显出疲态，所以存在经济进一步减速的可能。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当前出现的经济减速迹象是我们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内外因素导致的客观结果，具有被动性？

　　陈东琪：有主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前一阶段采取了一些防止过热的措施，比如严格控制信贷等，这会促使经济增长减速，也是宏观调控所要达到的目的。

　　不过，当前经济减速中有一部分是由外部原因引起的，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全球经济降温和需求收缩，必然使相关国家特别是外贸依赖度高的国家的出口减少，最终影响国内生产。

　　从地域上看，世界经济低迷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出口型经济产生了冲击。从行业上讲，纺织、家电、玩具、服装等出口占比比较大的行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不过，由于参与全球化程度不高，内地受到的冲击不大。而且，在危机中，内地承接了东南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在此作用下，内地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比如，河南省的经济增长仍高达13.7%，明显高于广东、浙江和江苏。

　　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地区经济的调整，对我们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会促进我们加快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

　　长期增长动力仍在

　　《第一财经日报》：衡量经济增速下滑，下滑多大，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观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你如何理解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陈东琪：潜在增长率在理论界有很多说法，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率的衡量标准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认为，潜在增长率有一个经验性的衡量办法，就是把过去一段时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潜在增长率的参照。过去30年，我国GDP增长年平均值为9.88%。大致上说，9.5%左右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当然今后会有所降低，到2039年的未来30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能降低两三个百分点，其中前15年降低一两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大约在7%和8%之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将会逐渐转向后工业化。具体表现有：经济增长模式将从资源型、铺摊子的方式转变成集约型；产业上将会从一般加工工业更多地转向服务业；劳动力供给将偏紧，人口红利会逐渐消失，经济增长要更多地靠劳动生产率而非人力投入；投入将更多靠人力资本的投入而非物质投入，经济增长会更多地依靠创新；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增长会更多依靠服务消费和居民非食品购买力的提高，服务消费型内需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在走向后工业化社会过程中，经济增长将会没有主要靠工业推动的经济增长那么快，服务经济的产业链条较短一些，总量经济增长会慢一些，当然对资源的需求和环境的影响也会小一些。

　　《第一财经日报》：请你预测一下下半年一直到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

　　陈东琪：第三、第四季度应该会跌到10%以下，会回落到9.5%到10%之间。全年会在10%左右或略低。这样看来，经济减速大约在1.5%左右。明年的GDP增长可能进一步降低，可能会在9%多一点。

　　当然，即使是这样，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是最快的之一。同时，GDP的下调也为下半年和明年进一步控制通货膨胀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也减少了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财政收入大增为减税创造了条件

　　《第一财经日报》：从宏观调控的方向来看，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东琪：最近几年，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为政府减税提供了条件。繁荣期税收多，调整期税收少，在繁荣期减税可以为调整期提高税收能力。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税项可以择机适当调减，如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或取消利息税，取消股市交易印花税，加快增值税转型等。这些措施有助于放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增进居民收入，扩大内需，促进持续增长。但是，也有应当增加税收的项目，如增加对资源的征收，用高税办法抑制高耗能和高污染产业的过快发展，特别是抑制其出口。因此，实际上是结构性调税有增项，也有减项，冲销后的结果是净减税。利用好税收对经济进行调节，既有利于结构调整升级，有利于改善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货币政策紧中趋稳

　　《第一财经日报》：货币政策的调控走向如何？

　　陈东琪：关于货币政策，最近的争论比较多。我个人认为，从近期看，货币政策从紧的说法不必马上改变；但是，在操作中，可以“紧中趋稳”。

　　继续稳定利率。目前本币利率和外部利率存在明显差距，企业资金紧张，此时不宜提高利率，但从通胀风险看，又不能马上减息。

　　继续稳定存款准备金率。如果信贷增长继续下降，货币供应量继续下降，中小企业资金持续紧张，可考虑适当调整年初定的小贷额度计划，适当提高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在CPI仍在5%以上、货币供应量M1和M2在15%左右、投资增长超过25%、消费增长仍再继续加速的情况下，信贷放松力度不能太大，应当微调。

　　针对性、有选择性地放松。比如中小企业、农业等，应该有具体性的支持举措。

　　《第一财经日报》：汇率政策方面呢？

　　陈东琪：我认为，上半年人民币升得有点太快了。这造成了一些后果，比如出口型中小企业面临困境、热钱大进大出等，下半年可以考虑转到稳中趋贬，让人民币对美元全年汇率升5%左右。今后的汇率水平调整还是应当回到中央提出的“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轨道上来，其中渐进性是很重要的一环。

　　总之，我个人倾向在下半年“三率”应保持总体稳定。在目前经济减速而物价上涨绝对水平依然偏高，投资和消费需求较旺但外需减速，外向度高的地区经济减速但内向度高的地区较快增长。总量经济既不热又不冷的新形势下，政策过紧或过松都不可取，比较好的选择是保持稳健，在一段时期内保持较为中性一些的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