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4万亿投资有可能是饮鸩止渴

    4万亿投资有可能是饮鸩止渴

    访《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 新望  

    来源：价值中国

　　同样是面对经济危机，但中国和美国不是一样的病。

这种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启动内需的举动，实在是缘木求鱼。中国经济这三十年的经验表明，只要体制稍微改革，地方经济就会迅速出现亮点。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在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在往前推进，但还是非常不平衡。

　　价值中国：“4万亿投资”须拉动相对应的消费，而启动消费的关键不仅要调整居民收入结构、完善社会保障，还在于重树消费者的信心。您认为国家在促进个人消费方面应做什么？

　　新望：我觉得这次金融危机不能紧仅仅看成是一个由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金融海啸”这个说法不是太准确。如果把时间再拉得长一点，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表现，只不过先从金融领域开始了。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整个美国领导的以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应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靠的是技术推动力和消费推动力，在没有出现大的新的技术推动力之前，在它那样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仅仅靠金融制度的创新，没有实体经济和高新技术的支撑，如果违反了基本的边界和常识，肯定会出问题的。如果说美国要走出危机的话，很有可能要通过他们的技术创新，例如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等。

　　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不一样，中国经济是一个投资拉动、出口拉动的经济。即便同美国一样同时表现为衰退，那也是两种不同的危机。我们一直内需不振，启而不动，而投资部分是政府主导，也因此，投资结构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浪费，这是老问题。

　　2003年之后，大型国有企业迅速崛起，国进民退，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被挤占。一些部门通过规章制度与国有企业结成了利益联盟。所谓七大行业，能源、电信、电力、汽车、钢铁等等强调国有企业的控制力。我们搞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什么突然又提出一个加强国有企业的控制力？这是一个在理论上说不通的问题。

　　其实在2001年年之前我们国有企业还是“减亏”的对象，那个时候国有企业怎么改实际上已经有共识。但是后来又提出一个抓大放小，使国有企业的改革拐了一个弯，只是把小的改了，而大的没有改，反而倒退。尤其在政企关系上，更加倒退。我们改革国有企业的时候有16个字，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政企分开是衡量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但是我们可以看看，今天大中型国有企业尤其“央企”的政企关系更加紧密了。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受到了遏制，发展势头衰减。原因就是政府主导的国有经济把利润都攫取了，留给民营企业的只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民营经济只能被逼在出口廉价劳动力，利用廉价劳动力出口中国制造。国内的市场即使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也被行政权力所分割和扭曲。国外的软件、烟草等等也是高度垄断的，但是这个垄断是竞争形成的，而且他们有一套反垄断机制。但我们国家全部是行政权利形成的垄断，而且没有一个成功的反垄断机制。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靠4万亿下去能解决的问题。这4万亿只会更加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结构和国有企业的逆淘汰机制。现在还用这样一种办法来启动内需，遏制衰退，实在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在内需上，在释放民间活力上，归根结底在体制上。如果说我们现在在国退民进、打破垄断这方面稍微有一点改革，我相信中国的经济马上会好起来。

　　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和美国不一样，我们是制度瓶颈约束了经济活力。如果美国这次经济危机总结教训的话，是要加强市场监管。而我们如果要走出衰退，则应该是开放市场。虽然世界市场一体化，但我们和美国不是一个病。我觉得中国经济如果再出现问题就是因为单纯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拉动主导的国有经济占主体的这样一种经济出现积重难返的问题。中国经济这三十年的经验表明，只要体制稍微改革，地方经济就会迅速出现亮点。80年代初、政治风波后的92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都是这样。

　　价值中国：但这个问题是不是基本上无解呢？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探讨，但制度后面其实是利益问题。

　　新望：谁来推动改革的确是一个问题。根据中国建国60年的经历，我觉得历来在大家都有好日子过的时候，大家对改革的愿望不是很迫切；一旦出现了危机，反而容易形成改革的共识。危机更容易促成改革。

　　现在政府紧急采用4万亿投资政策是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另外一块工作，更重要的精力应该放在启动有效内需上。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内需中非常薄弱的一部分，是有效内需。这样的有效内需我还可以举四方面的例子：

　　首先是让税，比如说房地产市场，把按揭的这一部分钱扣掉之后，再征收个人所得税。只要这一条就马上可以解放一大批中产阶级，让他们成为有购买力和购买欲望的人。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做的文章太多了，但是为什么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启动内需呢？政府要放弃与民争利，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启动内需。否则，如果还是这样一种“大政府”心态，那中国经济的衰退乃至创新能力的枯竭将是必然的；

　　第二，建大量的廉租房，将其面向农民工。这些人本身是创造价值，而且这是启动内需、解决社会冲突、实现和谐社会一举多得的举措；

　　第三，给农民工进行技术培训，可以先免费培训，等他就业以后再将这个钱还回来。现在城市里的失业看得到，实际上农民工的失业也很严重。东部地区经济衰退之后，东西部的大量农民工失业回乡就可能会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

　　第四，农村社保。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内需，而且这不光是中国启动内需，而且也是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大事。

　　现在民间投资还基本上没有拿到国家和各级政府投资的这个渠道。我们现在这4万亿是通过行政渠道而不是各个协会或者基金、投行招标下去的。当前，能否真正把资金投到老百姓需要启动内需的地方或者说能不能把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并举，一视同仁的，至关重要。

　　价值中国：民营经济要怎样应对这次危机？

　　新望：我觉得对民营经济来说，也应该抓住这次好机会。因为每次危机的时候，都是结构调整的好时机，而且，每次走出低谷都是民营经济在牵头。我们很多出口导向的企业，一个方面要尽量保持现有的市场份额，同时眼睛向内，面向国内市场。我最近到江浙走了几趟，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可谓水火两重天。做出口市场的企业倒闭、破产、积压以及老板自杀、工人失业，日子非常难过；反而一直做国内市场的企业不仅发展水平没有下降，反而增长了。而且内需的这些产品在国内市场做大之后，极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上优化组合、兼并重组。

　　价值中国：而且我感觉国内市场还有另外的意义，其实外资已经到中国来了，他们在国内消费。

　　新望：是这样

　　价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中，您觉得相对中国的传统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家有哪些方面的创新？

　　新望：我认为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创新，一个是经济运行机制——以市场还是以计划为配置资源的基础；

　　第二个是所有制改革，实际上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既然搞市场经济，就必然搞多种所有制，不能单纯只是公有制。所以，要说突破最大的突破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这个突破了，后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第三个我认为耗费中国经济学家脑汁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改革，这个并不是单独的理论问题，但它作为一个实际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按理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里已经有一套理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阻力。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光是产权理论，包括国有企业战略布局的调整以及国有企业的功能的明确，我认为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改革这两年又放缓了；

　　第四个是资本市场，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一确立，自然而然就会需要出现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当然，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会面临很特殊的问题，这又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连在一起；

　　第五个问题是农村改革和三农问题。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30年前，解放了农民之后，改革取得了一个很大的示范效应。但现在还留有很多尾巴，需要继续深化改革。譬如等级制的地权制度、等级制的户籍制度等；

　　第六个方面的改革是分配制度的改革，这也应该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因为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必然要承认在按劳分配之外，还要按资本分配、按要素分配。老百姓不光有劳动收入，还应该有财产收入和资本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还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我们的社会结构就是工农兵，现在阶层分化非常厉害，乃至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个中产阶层。这个对中国经济的改革、社会的前进所产生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与分配制度改革连在一起的是近两年出现的所谓“民生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公共事业的改革，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卫生、社保等等。这些领域里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市场化”过度的问题，而是改革不彻底、权力寻租的问题；

　　第七个方面的改革就是政府改革，这实际上是近几年以来我们面临的一个重点问题。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发现，没有同步的政府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只能原地打圈，只能是一个扭曲的市场经济体制。从十三大高调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到今天，实际上我们的政府体制改革的推动是十分缓慢的。所以我们的政府体制改革像张维迎提出的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政府究竟要干什么？这个需要思想进一步的解放。实际上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改革，像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政府体制改革，但是目前还很难看到一些实质性的改变。今年能看到的一个好的趋势就是，像出租车事件中体现出的政府对话协调机制在慢慢发展。但这个还是很不完善，政府体制改革，包括行业组织、民间组织的建设这些方面面临的问题还非常之多。

　　第八个方面就是是对外开放方面的研究。特区、开放城市、引进外资，乃至入世等等。如马洪、王建、江小娟等人这方面的研究都对改革决策和实践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除此之外，我们的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的创建，比如改革的基础理论，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改革的路径选择是渐进式改革，以及政府怎么控管调控，管理经济，还有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等等。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学家在宏观调控问题上做了很多方面的研究，这方面也有很多的成果，但是直到现在宏观调控方面体制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看到不同程度地在往前推动，但还是非常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