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就业应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防止经济下滑，一般做法都是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通过“乘数效应”带动一系列产业扩大社会投资，不仅可以让城乡人民更多地共享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扩大就业，把改善民生落到实处，维护社会安定与和谐。

　　促进就业，不能全靠政府扩大投资来提供就业，政府还应鼓励和支持广大求业者自主创业。发展中小型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私人、个体及家庭企业），为广大求业者提供广阔的创业园地。

　　为了应对来势汹涌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基本方针及相关措施，这是及时、正确、有力的。但解读和执行这一基本方针时，千万别忽略失业或就业问题，要把它置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的高度。

　　中央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提出的基本方针“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虽没有明确提出就业问题，却在每个方面都把促进就业作为一个重要考量。

　　一、“保增长”的最终目的在于促就业、保民生

　　近几年来，中央一再要求各地政府一定要按科学发展观行事，不要只盯住ＧＤＰ，不要不计代价地盲目追求ＧＤＰ的增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宣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重申坚决防止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决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中央出重拳，推出４万亿元公共开支计划，用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灾区重建，加大对“三农”、社保、教育、医疗等一系列公共工程、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支出，“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知道，为了防止经济下滑，一般做法都是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通过“乘数效应”带动一系列产业扩大社会投资，不仅可以让城乡人民更多地共享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扩大就业，把改善民生落到实处，维护社会安定与和谐。

　　促进就业，不能全靠政府扩大投资来提供就业，政府还应鼓励和支持广大求业者自主创业。发展中小型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私人、个体及家庭企业），为广大求业者提供广阔的创业园地。

　　为了发展中小企业，应破除两个“瓶颈”：（１）市场准入“瓶颈”。应大大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不仅降低注册金额，而且提供廉价的公共大棚、大商场，租给小业主、小摊主，甚至允许小业主、小摊主在自家住处开设小商店、小作坊；对一些个体或家庭经营的小摊主、小业主实行税收优惠。（２）信贷“瓶颈”。当前最需要的是在城镇建立专业的中小企业银行，其中一部分信贷业务可以是政策性（低息或免息、无担保、无抵押），且应向个体户和农民创业者倾斜。只要突破上述两个“瓶颈”，自会激发起群众性的自我创业活动。诚然，不可能所有个体创业者都能获得成功，但只要５０％能成功（存活或发展），平均一家再雇用１－２名员工，就可进一步扩大就业面。

　　二、“扩内需”，关键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我国过去长时期的经济高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现在要转向靠内需带动。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绝大部分均属于扩大公共投资性支出，但有一项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即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提高对城乡居民的补助，这有助于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和消费支出，但在失业人数大增的情况下，它对于扩大消费的作用有限。

　　为了刺激消费，我国台湾、韩国采取了由政府向居民提供消费补贴的做法。我国成都市也对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这些做法，虽有助于扩大消费，但都是而且也只能是一次性的，对扩大内需的作用也有限。

　　我国居民储蓄增加很快，高达２０多万亿元，但由于养老、子女教育、医疗费用、住房等问题的困扰，未来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加之当前在失业阴影威胁下更不可能不储蓄。有专家预计，中国高储蓄率还将持续１０—２０年。所以，靠降低储蓄来扩大消费的可能性不大。老百姓虽有储蓄，却不敢花钱。

　　于是，扩大内需，要靠增加收入。这是对的，但如何增加收入？中央提出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给农民提供各种补贴，这自然是提高广大农民收入所必需的。但如何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有些地方采取的做法很值得研究。例如，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５日和１６日，羊城晚报和新华网分别发表两则消息，一是说广东省从２００８年起实行“工资倍增计划”，要在２０１２年前将全省职工工资翻两番，每年计划增加１４％；另一是广州市政府打算增加公务员工资，平均每人增加１５００元。就这两则消费看，广州市政府拟增加公务员工薪，是属于政府职权范围之事，能否做得到取决于政府的财政；至于企业职工工资的确定，全属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应由雇主和雇员两个群体根据本企业的业绩及市场情况进行协商确定，政府只有在双方争执不下时才会出面调停。政府用心虽好，但不宜用行政手段来取代市场机制。所有上述计划，都只是提高已就业者的收入，而对广大失业群体来说，提高他们收入的最根本措施，就是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帮助他们自主创业。促进就业是当前扩大内需的重要渠道，人们有职业才敢花钱。

　　三、促就业，是“调结构”的一个重要考量

　　我国急需调整结构，就经济结构讲，应由过度倚重外需转向注重内需；就内需结构讲，应从倚重投资拉动转向倚重消费拉动；就投资结构讲，应不再投向“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业，而应投向节能、环保产业；就增长方式结构讲，应从传统的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特别是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支持“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产业”，其着眼点在于扩大就业。

　　我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不同，它一旦得到利用就能创造财富，得不到利用就会形成社会问题（失业）。特别是当前国际金融海啸导致我国出口下降，沿海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受到严重冲击，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侧重外需转向侧重内需的同时，还需注意支持“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产业”。其间，既有传统的纺织业、服装业、建筑业；也有现代的电子加工业、旅游业等。这类产业以小型企业居多。支持这类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实际上是帮助这里的农民工在城镇地区的二、三产业就业，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

　　我国沿海有的地方大批外向型中小企业倒闭或迁往境外，几百万农民工返乡。我认为，这些地区在几十年发展基础上抓住目前时机实行产业升级是合适的，但不应消极地坐视大批中小企业自生自灭或外迁，而应大力支持有困难的中小企业开拓新出路。例如：

　　（１）可把众多中小企业组成产业群体，发挥集聚效应。大多数中小企业不可能大而全，只是完成该产业当中一道或几道工序，多属零部件产品，需要该地区其他企业与之相匹配。这种由生产技术链以及产供销联结在一起的中小企业，就会形成集聚效应和竞争优势。不仅可以让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保住过去长期奋斗才在国外市场上争得的一席之地，还可以拉长生产技术链条和产供销链条，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工序延伸到内地，加强沿海与内地的经济互动，增进双赢。

　　（２）向内地实行产业转移。鼓励和支持那些虽有困难但产品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向劳动力成本较低、各种投资条件较好的中西部地区转移，把加工车间迁到那里，而把技术开发、产品组装以及对外营销留在本地。仿效当初香港与珠三角采取的“前店后厂”模式，让内地变成沿海地区企业的“后厂”，沿海地区成为内地的“前店”，既可实行“沿海”“内地”优势互补，也可实行产业从沿海向内地“梯级推进”。开发内地经济，也会扩大内地市场，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将随着内地市场扩大而逐渐降低。要知道，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既给沿海地区带来产业升级的好时机，也带来产业向内地转移的好时机。沿海和内地有关政府部门应合作推动这种产业转移，内地政府应搞好投资环境（包括优惠政策），筑巢引凤，沿海政府可向有困难的企业提供政策导向和切实帮助，两地政府可起到双火车头的作用，一拉一推，推进产业有秩序地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