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近哥本哈根会议仅有48天的时点上，中国官方智囊给其前景“算了一卦”。

　　10月22日，由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09年）——通向哥本哈根》（下称《气候变化报告》）中预测，根据目前的态势，哥本哈根会议的一种可能是达成一个明确保护全球气候，如控制升温2度的框架性政治协议。

　　这份报告由中国气象局和中国社科院两家组建的实验室，组织了中国长期从事应对气候变化重大科学与社会经济问题研究和国际气候谈判的部分资深人士，进行了4个月研究的成果。

　　“报告里的论据已在和欧盟等国的谈判中用到，特别是包括航海等行业的减排谈判中。”当日发布会上，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易先良表示，报告中的数据和观点在之前的气候谈判中，作为中国的“武器”发挥了作用，“未来50多天中，我们还要用这本书的观点和论据。”

　　“联合国曼谷会议后，大家对哥本哈根的前景忧心忡忡。”多次参与气候谈判的专家、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称，真正的谈判可能在“后哥本哈根”时代。

　　对此，《气候变化报告》也提出了相同判断，即京都议定书的诞生，谈判历时不足三年。而其生效，则经过了漫长的8年历程。哥本哈根的历程，很有可能要步京都议定书后尘。

　　哥本哈根：四大矛盾纵横交错

　　7月八国峰会、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20国领导人会议，及近期的曼谷会议后，气候变化谈判议题将要在12月的哥本哈根得到怎样的结果？中国学者们给出了预判。

　　“鉴于大致趋同的科学认知和声调极高的政治意愿，巴厘路线图所要求全球对长远目标的一个共同愿景，几乎可以肯定能够形成。”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称，这一愿景将体现在哥本哈根国际文件中，即到2050年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也有可能具体描述与之相对应的大气温室气体应该稳定的浓度水平，通常认为在450ppm。

　　尽管可能对50年后的愿景达成一致，而从频繁国际会议上，并未看出达到这一愿景的具体措施和承诺。

　　《气候变化报告》称，今年高密度的首脑会议，似乎是各国政治家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紧迫性高度一致。然而，在涉及到具体目标时，多舍“近”求“远”。

　　即对长远目标，尽管对减排目标存有分歧，但对2度温升目标，反对者寡。发达国家对巴厘路线图所要求的达成深度减排中期目标即2020年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减排25%-40%，或是避而不谈，或是大打折扣；甚至抛弃巴厘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参与承诺减排目标。对于原因，《气候变化报告》给出了总结，即气候变化背后是发展空间、产业竞争力、国际政治领导权问题，南北矛盾、北方矛盾、南方矛盾和大国矛盾四对矛盾纵横交错。

　　正因此，作为当今最惹眼的全球参与的谈判，气候变化谈判频繁变脸。

　　“形势发展非常快，同一个国家的态度，上午转到手里的和下午都不一样。”易先良。

　　“我们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会场上，甚至厕所都不敢上，就怕回来就变了。”吕学都笑称，目前气候变化谈判的新趋势是，双轨谈判还是重开炉灶？

　　按之前协议是双轨制谈判，即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和加强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义务的谈判（巴厘行动计划）。同时，巴厘会议为上述两项设定了一个两年谈判时间表。

　　“现在印度和日本想抛弃这个双轨制，重启炉灶谈，这个迹象很明显。”吕学都称，他判断哥本哈根会议不太可能就操作性达成协议，操作性、技术性的要在今后三年。

　　中国对策：“自愿承诺”

　　下一步中国如何行动？

　　《气候变化报告》用三个定义给出了建议——中国不能承诺、中国可以认同、中国可以承诺。

　　首先，该报告撰写者认为，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规模高速度，资本密集度非常高，能源消费的增长幅度大，因而依赖较为低廉价格的化石能源作为动力的碳密集度即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也必然高：高于传统的商品能源消费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也高于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技术密集度高的后工业社会。中国的人口尚在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成，消费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技术资金能力还较为有限。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尚不具备条件，承诺绝对量的减限排目标，也不可轻言排放量峰值的准确时间。”撰写者称。

　　而中国可以认同是保护全球气候，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当前不承诺减限排目标，并不表明中国不承担保护全球气候的义务，并不表明中国未来不承诺具体的减限排目标。

　　“就目前来看，中国并没有公开反对2摄氏度的长期温控目标，认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潘家华表示。

　　在专家们看来，中国可以承诺的是一些自愿承诺的内容。如胡锦涛主席在9月22日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的演讲。

　　“显然是基于国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自愿行动。这些行动，尽管没有在国际协定中，但体现了某种程度的自愿承诺的性质。”潘家华称。

　　谈判就是利益博弈，谈判中的话语权和结果，离不开技术支撑。

　　“我们正在积极参与IPCC的第五轮评估，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会后，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IPCC（即199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一直以独立、科学权威的姿态出现，对历次气候谈判具有重大影响，在这个领域谁走在前面，谁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郑透露，目前中国气象局和科技部正投入很多力量来提高中国在此领域的实力。

　　除了技术，谈判成效更来自于思路。专家们对发展中国家给出了建议。

　　“与其纠缠发达国家具体的减排目标和数额的承诺，不如想办法让他们多拿出钱来。”中科院院士、北大教授方精云称，他认为单从科学角度看，即便是远期愿景——到2050年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也就是与之相对应的大气温室气体应该稳定的450ppm浓度水平，实现起来也缺乏科学考量，即这一目标的科学性和现实可行性均未得到科学的认同。

　　“如果完成这一目标，2005年就要开始采取减排措施，而且要求很多国家排放量几乎应该是负值。就现实而言，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做到。”方称，“除非人类在新能源、新技术上有重大突破。”

　　因此，方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把精力更多放在争取发达国家资金上，再投入到新能源的研发领域，以此才能真正有“科学”依据的达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