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民周刊
撰稿·金姬(记者)
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中，民权与法治只好让位给权力。
陈志武最近在国内举办一系列活动，以回应他8月出版的新书《金融的逻辑》在中国引起的诸多讨论。他将此行戏称为“打虎”之旅。“这些年我心中总有一个纸老虎，就是我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的过程中被灌输的观念”，陈志武说，“纸老虎 ”大到“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越强大”的想法，小到“养儿防老”的家庭幸福观，更有基于“阴谋论”的黄金本位主义。
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这位自称有些理想主义的经济学家宣称自己有义务告诉国人：金融不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还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尤其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发展证券金融是唯一的出路。
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
《新民周刊》：很多人把《金融的逻辑》和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相提并论，您怎么看？
陈志武：我在《金融的逻辑》中没有提及宋鸿兵的书，只是驳斥了“西方的崛起时靠掠夺”这样的观点。比如畅销书《白银资本》，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兴起，是因为它们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掠夺了大量的白银，这样才使西方有了“钱 ”。其实，只要有了便于金融票券交易的制度，金银作为“钱”的价值就没有了。制度的优劣决定了一个国家“钱”的多寡。
像《货币战争》这样的书宣扬的是阴谋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都由少数神秘而古老的财团以及美联储等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控制，金融成为他们挑起国家战争、控制全球经济、制造经济危机、搞垮竞争对手的工具，金融的背后是有组织的阴谋，中国应该避免陷入西方国家金融圈套。这种观点就像以前的迷信思想，把人类社会不能理解的东西看成是“背后有鬼”，也就是我们所不知的力量在驱使。阴谋论是一种精神麻醉，是智力上的懒惰。迷信或阴谋论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那些成功国家之所以发展成功的原因，这种视角不能给我们任何知识，或者让子孙后代掌握金融市场交易的技巧，只是留下感官上的刺激罢了。
由于我的专业训练和工作研究，《金融的逻辑》更多是探究为何有些国家可以很好地发展金融市场而另一些国家不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社会和普通人有啥影响？我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能促进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最终能解放个人，实现个人自由。而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完善的金融制度功不可没。
《新民周刊》：您认为发展证券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但是有人质疑您照搬西方近三百年的金融制度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也有人认为您在国外待久了，有些想法“太天真”。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您为何还是坚持呼吁中国放开金融管制呢？
陈志武：美国允许自由的金融创新，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并不奇怪。因为必须通过出问题，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要有监管。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金融市场不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中国应该进一步地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和管制，应该允许更多的个人、民营企业开一些金融服务公司，这样可以让中低收入家庭可以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带来的好处。
我在美国待了将近24年，1986年到2001年这15年主要在做数理金融理论训练和研究，2001年之后才关注“大社会”中的金融问题，如市场发展和社会转型等。要理解中国的经济、市场和金融等，不可避免会遇到制度架构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喜欢说“中国特色”。但是我认为，世界各地的人性都一样，最核心的就是要过得更好。这种追求具有普世性，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行为、文化、社会团体和制度架构。因此，只要是能让中国百姓过得更好的制度，就应该推崇，“中国特色”不是挡箭牌，西方制度也不是“洪水猛兽”。
此外，我要强调一下“时间”概念。因为很多人会说传统的中国制度架构在这片土地上存在了几千年，让中国社会发展壮大到现在，为何现在还要借鉴西方的制度架构？我认为传统的制度架构已经不适合中国社会，原来的东西阉割了个人空间和个性，应该解除。
时间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定义。我的算法是根据人类收入增长幅度为指标。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全球人均GDP 翻了一倍。1880年到现在，全球人均GDP翻了7倍。如果每翻1倍作为一个单位时间，那么过去120多年经历的时间是之前1880年的7倍。而中国从公元元年到1950年，人均GDP几乎没变，生产能力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个时间似乎是静止的。1978年到现在，中国人均GDP大概翻了五六倍。因此以前2000年不变的制度，未必说明有多么优秀，只能说明适合当时的生产力。那个体系可以支持中国人活下去的最大化安排，当然可以延续，但并不代表也适合今天的中国。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
《新民周刊》：您在新书中将“养子防老”解释成一种利益交易体系，把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都从经济角度来解释，是不是过于功利化？
陈志武：我想这其中存在一定的误会。我只想把人际交往中的利益因素单独剥离出来，让金融市场去取代，也就是分离“利”和“义”。对这种研究方法反感的人其实有些掩耳盗铃。
金融交易跟一般的商品交易有一定的差别。产品的交易是你今天付钱了以后把产品卖给你。而金融交易往往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易。我今天作为父亲、母亲，在我子女身上做很多的投入，我希望在我老的时候，不能动、没有收入的时候他能够给我提供回报，这是金融交易，我以前把这种叫“养子防老”。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维护“家”的经济功能，孝道就是为了在子女、亲戚身上的投入能有回报，当然儒家也在乎家的情感功能，但这是第二位的。
古代中国为了支持“养子防老”的交易安全体系，衍生出很多风俗，如纳妾、租妻、卖妻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理念根深蒂固。显然，不能生儿子，“养子防老”交易体系就无法实现。像中国的养子防老主要是满足人基本需求的需要，但是现在有养老基金，还有一些不同的基金管理公司，这个结构正在被我们现在越来越熟悉的金融市场所取代。我只是赤裸裸地把家庭、婚姻和目的表露出来，这样不仅没有淡化“人情味”，反而强化人际关系的情感部分。
《新民周刊》：无论在您的新书还是您之前的言论中，有一点被反复强调，那就是提倡“政府穷民间富”。
陈志武：“政府穷民间富”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民间富有应该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政府穷则有利于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英国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215年，英王签署《自由大宪章》，国王与社会约法三章，国王不能侵犯个人财产，不能随意改变游戏规则。但在英国，现代民主法治架构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才建立的。中间这40 0多年的折腾，英王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发生很多次变化。400多年间，一旦英王钱多了，就解散议会，单方面说了算；若没钱了，则恢复议会。英国历史充分证明国家如果太富，民主法制建设就会受到阻碍，既然朝廷不需要向民间征税，则不需要求老百姓，自己的政策不在乎老百姓喜好。
英国的经验适用于今天任何国家。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而“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中，民权与法治只好让位给权力。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政府太富有就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宪政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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