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低价强行收买民企让政府失去信用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我们都是在不断的重复历史、重复过去，我们知道一开始清末不允许私人办任何新式企业，但是洋务运动搞了一些军工搞不下去了，李鸿章就想了一个办法搞了一个官督商办，这样就办了一些能够赚钱的企业。这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重复历史，改革开放之初也不允许私人办企业，就是要戴红帽子，李鸿章也是一样的，李鸿章要想一个办法让民间办。但是就面临着以后发展产权不清的问题，所有的这些企业比如说江南招商局，“局”就代表国家性质的，中国一开始办的民营企业没有一个叫厂的，叫局就是国家的，而且这些局领导都是官方任命的，哪怕是聘请的商人也必须授予一个行政级别，今天也一样。大国企的领导人都是有行政级别待遇的。当官督商办的企业办起来以后，面临着究竟是商大还是官大的争议？李鸿章是比较支持商，商人觉得这是我出的钱我经营这是我的，但是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官家的，我给了你某种政策优惠，这是国家的，所以一直有这两种观点在清朝内部斗争得非常激烈。李鸿章主张是由商人办，但是这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后来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本来都是商人为主，李鸿章去世袁世凯上台后，他就觉得应该收归国有，他是很强势的。当然在他之前就有其他人有这种争论，在这之前最大一次争论就是爆发了一次金融危机，很多人提出来就应该把轮船招商局收回来国有，所以金融危机是清末“国进民退”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后来李鸿章死了袁世凯就更强势，说这些都收回为国有，盛宣怀他觉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其他商人的利益应该照顾商人的利益，他斗争了半天，说国家收回去可以但是要给多少股权，袁世凯就不同意，后来还是袁世凯胜利了。

　　过了几年光绪和慈禧死了宣统皇帝继位了，盛宣怀又重新得势，又注重商人的利益，该补偿的都补偿了。盛宣怀跟袁世凯的斗争中觉得中国还是官说了算，不当官不行，他又行贿当了官。他后来当了轮船部尚书，中国最可怕的是他的地位发生变化又主张应该国有，其中最明确的一个，一直到最后是他1911年提出铁路收归国有。因为清政府后来也知道办铁路很重要，但是又没有钱，就招商人办大家入股，然后就形成了两湖的保路运动。但是很快就平息下去了，因为那边是当官的多，清政府几乎是等价的买过来，自然就平息了。广东也平息了，给了60%的价格买下来这些路，因为广东入股的多数是华侨商人，跟国内的联系不是很密切，他觉得你不讲信用我被坑了一把就走了。最厉害的是四川，全是农民、小贩入股的，那么多人入股，但是清政府又拿不出钱来等价的交换或者等价的买过来，他用极其便宜的价格，说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四川就兴起了一个隆隆烈烈的保路运动，后来川督镇压又打死了十几个人，又开始调动军队镇压，所以一下子打起来了。

　　我觉得一个政权经济政策是要稳定的，清末一直没有稳定的经济政策，它在国有和民营之间摇摆不定，当你这样摇摆不定的时候一个政权的稳定，我认为经济政策应该是基本的政策，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当你没有稳定的经济政策的时候，你的政权就很难稳定。这就牵扯到一个政府的信用，或者说政府只要出适当的价格别人能够接受的价格，你想买过来也可以。那么就是涉及到比如山西这个，既然几年前招商让别人来，我觉得现在就不该是收归应该是买，两个人在平权意义上的交换，我愿意卖就卖，我不愿意卖还可以讨价还价，这是政府的信用。这还牵扯到你违反了原来的规定，要付更高的违约金，这是政府的信用。当你认为用低价强行收买的民企，以为付出的是很便宜的成本，实际上政府信用搭进去了，这是很高的成本，我觉得从政府信用角度来看这次是很高的成本，因为除了钱以外你搭进去了信用。我觉得有一句话大国企的领导说的特别反映了大国企的本质，他说我们是共和国长子我不垄断谁垄断，这种长子还反映出中国传统的伦理结构，为什么五四运动的时候提出伦理？共和国长子论还是中国的伦理结构，就是大家长下面有一切，我一开始不明白五四提出了伦理，实际上是把国家当做一个大家长，其中有父亲、长子、非长子，嫡出、庶出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废除这种论调，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