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杰一样的尘肺病 不一样的命运

　　　自9月14日以来，“开胸验肺”的张海超曾工作过的企业——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又有11名工友先后查出患有不同等级的“尘肺病”，当地政府部门和企业表示，要对这些工人“边治疗边解决赔偿问题，对他们进行安抚，同时，该公司上报劳动部门，申请工伤鉴定，共同研究治疗方案。目前治疗及赔偿事宜正按有关程序进行”。

　　但随着记者的散去，离开了媒体大规模的“聚焦”和追问，一切似乎又掉进了张海超在开胸验肺之前遭遇到的“程序陷阱”。

　　由于没有了“特事特办”，曾与张海超在同一企业工作过、同样患有三期尘肺病的王根杰，却在鉴定、治疗、赔偿等一系列问题上，得到的是与张海超完全不同的待遇。

　　在新密市曲梁乡黄台村自己家中的王根杰，脸色土黄，胸闷难耐。记者采访期间，他咳嗽不止，走起路来，只能用“挪动”来形容，步伐极慢，气喘吁吁。

　　自从离开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东公司”）后，他就越来越频繁地感冒发烧。一感冒就要吃药、打吊瓶，家里窘迫的经济状况使他又不敢去大医院。

　　妻子在2004年与他一起离开“振东公司”后，就再没工作，一直做家庭妇女，完全没有收入。两个女儿如今虽然都在本村的服装加工企业工作，每月平均收入有1000多元，能给家里一些帮助，但也力量有限。何况还有一个儿子在湖南上大学，也正是花钱的时候。离开振东公司后，疾病缠身的王根杰已基本干不了什么工作，现在，全家已欠下外债达五六万元。

　　■与张海超在同一家污染企业工作

　　8小时下来鼻孔里能清出两个黑疙瘩

　　今年49岁的王根杰，于2003年4月至2004年7月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也就是张海超曾经工作过的企业。王根杰在这家企业从事的工种是“破碎工”，每天8小时操作着一种叫做“冲击破”的机械，破碎硅石。

　　当时的工作状况还历历在目，王根杰告诉记者：“每当工作起来，身边左右，满眼灰尘，2米之内看不见人的面孔。虽然工作时戴着海绵口罩，但8小时下来，依然满头满脸都是粉尘，鼻孔里都能清出两个黑疙瘩。”

　　他最早感觉身体不适是2004年，正是在这家企业工作时。感觉胸闷、胸疼、浑身无力、呼吸困难，还总是咳嗽、发烧。他的妻子和他一同在振东公司工作，负责在3号“冲击破”看仪表，妻子黄巧莲也同样感觉身体不适。

　　当年8月，夫妻俩越发觉得身体状况不好，就一起到与新密市相邻的新郑市的“新郑市工人疗养院”检查身体，并都拍了胸片。

　　医生看了胸片后问他们在哪工作、从事什么工种。听了他们的介绍，医生很严肃地说：“这个工作不能再干了，再干会死人的！”

　　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王根杰，拿着写有“胸部有阴影”的医生诊断病历，回到新密后，交到公司的副总经理秦永彬手里：“我们有病了！不干了！”

　　王根杰告诉记者，秦永彬一边说“这算什么，胸膜炎”，一边随手把王根杰、黄巧莲的两页纸病历都撕了。

　　“还是别走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大事！” 秦永彬想让王根杰留下来。那时，王根杰已是“碎石车间”的车间主任，管着2号、3号“冲击破”和50多个工人。他辞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

　　“不管是什么炎，反正我们不干了。” 早已下定决心的王根杰随后就与妻子一起离开了这家企业。

　　秦副总经理当时很生气，他表示：“你们现在离开，就不发你们8月份的工资。”结果真的没发。

　　辞职之后的王根杰，又到了当地另一家私人煤矿工作，但由于身体原因，只干了20多天就被辞退了。之后，再没人雇他干重活。他只能为亲戚朋友干些零活：看车、收木材、拉废塑料等等，挣些小钱。

　　■没有了“特事特办”的幸运

　　今年7月，在张海超“开胸验肺”之前，王根杰也和张海超等工友一起到各地上访、反映问题。

　　执著的努力和“开胸验肺” 的破釜沉舟之举，让张海超不仅获得了国内众多权威治疗机构的“尘肺”鉴定结果，也为自己争得了话语权。

　　继有关部门“特事特办”给张海超出具了“三期尘肺”的鉴定后，王根杰也与马建山、尚文革、王友才、高水武等工友一起接到新密市防疫站的通知，于今年7月29日，一起到“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体检。

　　但由于已不在振东公司工作，加之相关证明材料的缺失，王根杰遇到了更多的麻烦。一起参加体检的几个人中，只有王根杰一人被“防治所”告知，要想得到“鉴定结果”，必须要提供如下材料：

　　曾经就职的企业（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的相关职业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证明；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本人历年职业病诊断书等等。

　　王根杰被告知，没有这些材料，就不能“鉴定”。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在王根杰的问题上，并没有“特事特办”。

　　■陷入相同的“程序陷阱”

　　与“开胸验肺”之前的张海超一样，对于王根杰来说，要拿到这些材料，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些材料只能由他曾经就职的振东公司提供。

　　他又一次来到振东公司，想找到那位曾撕掉了他体检病历的秦永彬副总经理，这次，他连公司的大门都没能进去。此前王根杰已经找过秦永彬，但他说：“什么病历？我没法给你开证明。”

　　“正是因为他撕掉了我的病历，也不承认看到过这份病历和我在这家企业工作过，我才难以证明当时我到医院进行过身体检查，也无法证明我当时的肺部出了问题。” 王根杰气愤地说。

　　心怀侥幸的王根杰，来到“新郑市工人疗养院”，想找到2004年在这里拍的胸片和病历存档，疗养院答复：2006年销毁了一批医疗存档，那些材料也在销毁之列。

　　没有振东公司的配合，此后所有程序都无法进行。张海超曾经的遭遇在王根杰身上重演——找到新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那里告诉他“这事不归我们管，去找卫生局吧”；找到新密市卫生局，又被推到“新密市防疫站”；到了防疫站，得到的回答是“这事应该找你说的振东公司呀！”

　　一时间，王根杰陷入了相同的“程序陷阱”，走投无路。

　　■得到省卫生厅的帮助

　　却错过了媒体关注“末班车”

　　万般无奈中的王根杰，最后只能找到河南省卫生厅。

　　卫生厅的领导很重视：“你没有那些材料，那能找到什么证明材料？”

　　“我有当时在企业工作的上岗证，有三份，包括制砖上岗证、破碎工上岗证，还有车间主任上岗证。还有同车间工友的证人证言。”

　　“这也行，我们可以帮你。”在省卫生厅的帮助下，王根杰职业病鉴定的事才有了转机。9月14日，他终于得到了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出具的“职业病鉴定证书”，鉴定显示，他与张海超一样，所患的是尘肺病中最严重的“三期尘肺”。

　　但这时，他已错过了媒体监督的“末班车”。新密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要获得工伤认定、工伤等级认定并最终获得赔偿，都要走法律程序。”也就是说，已经没有解决张海超问题时的“特事特办”了。

　　“要不是振东公司拒绝提供应该提供的相关材料，我也能和张海超及最早一批解决问题的工友一样，在今年7月29日就得到‘职业病鉴定证书’了！”王根杰气愤地说。

　　■索赔之路仍然漫长

　　9月15日，张海超与振东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振东公司赔偿张海超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等各项费用共计61.5万元，张海超与振东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张海超说：“赔付标准是依据三级伤残这个鉴定结果进行预算的，因为我这个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赔偿的金额比赔付标准高一些。”

　　张海超的四位工友在经过尘肺病诊断之后，也在调解之下获得了100多万的赔偿。鉴于张海超、马建山、尚文革、王友才和高水武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当地镇政府还为他们办理了低保，今年10月起生效。

　　而王根杰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与张海超是一样级别的病症，一样都有在那家企业工作过的经历，但张海超等人是“特事特办、程序从简”、“边申请工伤赔偿，边由企业垫一部分资金进行治疗”。而王根杰从工伤认定、工伤等级认定直到最终获得赔偿，“都要走法律程序”。这意味着漫长的等待。

　　让王根杰无法接受的是，12月4日新密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还对媒体介绍：“同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工作过的工人王根杰也被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鉴定为尘肺三期，但由于其2003年4月至2004年7月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工作仅14个月，后在其他企业工作，现不属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职工，其职业病暂不能确定为哪个企业所致。”

　　12月7日，王根杰从新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拿到“河南省工伤认定决定书”，并填写“伤残等级申请书”。

　　填写之后，王根杰问新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彩虹：“什么时候才能拿到‘伤残等级证书’？”

　　得到的回答是“要2010年1月20日以后吧！”

　　按照程序，王根杰拿到“伤残等级证书”后，才能再到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理赔仲裁”，具体再提如何赔偿？赔多少？

　　王根杰说：“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呢！”

　　在王根杰之后又都查出“尘肺病”的那10名工友们，也大多遭遇了与王根杰相同的命运。

　　■图片由王根杰提供

　　企业说法

　　王根杰曾在煤矿工作过

　　记者昨天打通秦永彬的手机，想就此求证他的说法。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语气极为客气：“昨天刚来公司，对公司和以往发生的事都不了解，无法回答任何问题。”随后表示，“可以说出你的工作单位、姓名、地址，我逐级转告秦总。”

　　随后不久，公司靳秀理总经理打来电话说：“王根杰2003年至2004年确实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我们公司工作过，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人反映，王根杰在来我们公司之前和离开我们公司之后都在煤矿上工作过，因此很难说污染原因在哪。”

　　至于“秦永彬副总经理2004年8月是否看过王根杰的病历”，靳秀理说他问过秦永彬，秦永彬回答“不记得有这件事”。秦永彬表示“5年前还不是公司的副总，只是一个负责生产的协调员，当时已经是车间主任的王根杰看病回来，应该找主管副总或总经理来反映”。

　　靳秀理说，“振东”公司自1988年成立至今已21年，每年人员的流动率都在20％至30%，这么多年来，流动的总人数也有几千人，基数很大。新密又是个各种污染企业很多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慎重，会有很多人找来，这是很麻烦的，对企业也是不公平的”。

　　昨晚，记者就靳秀理总经理的说法再次向王根杰求证，王根杰很坚决地表示，2003年，进“振东”公司之前，他有六七年时间是在郑州市一家菜市场卖猪肉，从没进过煤矿。而离开“振东”公司后，他的确是到一家私人煤矿工作过，但从事的工作是抬液压柱，与下井挖煤根本没关系，而且因为身体问题，只干了20多天就被辞退了。所以不可能是在煤矿患上尘肺的。

　　王根杰说：“我的身体本来一直很好，但是离开振东公司到了矿上，抬着液压柱走不了几步就喘不上气来。抬液压柱要两人搭帮，后来就再没人愿意和我搭帮了。老板也就毫不客气地把我‘开’了。”

　　新闻内存

　　工伤赔偿背后的“多米诺”

　　地处郑州南部40公里处的新密市，山中蕴藏丰富的煤炭、铝矾土、石灰石、硅石等矿产资源。2000年后，各种矿产资源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起来，“进厂矿干活”也一度是当地农民的首选。

　　当时在新密市，耐火材料企业就有300多家，产能占到了全国的四分之一。耐火材料生产过程中，很多工序都会产生粉尘，以含硅粉尘的危害最大，这种微细的粉尘可以长期以悬浮状态停留在空气中，如果工作人员没有相关的防护措施，极易被吸入呼吸道，长此以往，职业危害也就产生了。粉尘进入人体肺部，会严重危害人的健康。

　　新密市劳动人事部门近期的一份统计显示，新密市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单位有2000余家，至少有4万至5万人接触职业病诱发因素。这份报告还说，新密市辖区接触职业病劳动者健康监护率在逐年降低，新密市实际职业病人数量远远高于登记在册人数。

　　巨大的污染源和受污染者基数，使得当地相关部门对赔偿可能产生的多米诺式连锁反应深怀恐惧。

　　记者手记

　　“特事特办”，幸运还是不幸

　　张海超以自己“开胸验肺”的决绝之举，引来了媒体、舆论的关注、监督，又最终在社会各方的强力介入下，获得了自己应有的权益：赔偿与救治。

　　而一直在以循规蹈矩的方式寻求自己权益的受害人，虽然与张海超有着相同的经历、相同的病情，却遭遇到与张海超“开胸验肺”之前相同的“程序之困”。王根杰们的命运轨迹，再次暴露出我国劳动保障制度的缺陷，尽管“张海超事件”发生时，制度缺陷已饱受诟病，但在离开舆论视野后，这种缺陷却依然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或许王根杰和他的工友们命运的最后转机，依然来自于舆论监督等程序之外的力量的介入和政府部门的“特事特办”，就像张海超一样。对他们来说，“特事特办”或许是一种幸运，但成千上万的尘肺病患者以及更多的正在被各种职业病折磨的工人们，都能享受“特事特办”吗？在一个健康、正常运转的社会中，岂能让“特事特办”变成大多数人的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