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化的浙商在为房地产市场受过

　　在很多人，尤其是缺钱缺房的人眼里，买房就是为了自住，炒房、囤房的人太可恶，是他们把房价抬起来了。对此，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陈俊认为，“浙江商人也好，温州商人也好，他们的投资行为，绝没达到能左右城市房价的地步，房价一路攀升的原因很复杂，假如把所有的原因归于浙江人，那太冤枉了，我们成了替罪羊。”（《中国青年报》12月16日）

　　那些骂浙江炒房团的人，其实是在骂高房价。浙江炒房团到底有没有能力左右城市房价，应不应该因为高房价受到谴责，这首先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商业道德当然很重要，但商业道德的建立，离不开健全法制的护佑，否则，商业道德只会沦为各取所需，变相向他人倾泄语言暴力的道德权杖。有一点似乎无甚疑问，那便是，浙江炒房团尽管十分引人关注，但并非借助违法渠道获取不义之财。

　　对于浙江商人手中到底有多少闲钱？官方渠道欠缺具体评估数据，民间说法更是不一。不过，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已完成原始积累的浙商，不乏家底殷实者，更不乏超强的融资能力。浙江炒房团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概念，不可能每次都像媒体勾勒的那样，总是从肩上的背包里倒出一堆现钞。那么，浙商用于炒房的钱到底从哪里来？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山西煤窑的整治收编，民资逐渐被挤出。而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6年6月~2008年6月）》也显示，从2006年至2008年这两年间的情况看，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势头开始放缓。

　　放缓至少包含两层含意，一是民企发展壮大后，过去的发展空间不能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二是民企资金被迫从一些行业退出。然而，就像陈俊所说的那样，退出的资金必然要寻找出路，既然缺乏长线投资渠道，那么无以计数完成原始积累的商人难免会将眼睛投向民生行业。加之，不少地方出于土地财政的暧昧，对这样的投资商表面排斥实际欢迎，于是炒作之风愈演愈烈。

　　其实不仅商品房市场，包括对山西小煤窑的趋之若鹜，乃至最近的大蒜、干辣椒价格暴涨的市场异动，几乎总能见到浙商的身影。也几乎每一次价格暴涨后，浙江商人总会“收获”海量质疑乃至近乎公开的谩骂。

　　倒不是有意为浙江炒房团唱赞歌，而是在一个致力于法治的社会里，与其将无谓的愤怒倾泄于那些投资商，倒不如静下心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市场监管制度到底是否足够缜密？社会闲资是否能够得到很好的疏解？那些消化渠道是否真的就能促进社会尤其民生的进步？这远比骂几声炒房团出几口恶气有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