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商务周刊》
作者：吴金勇
本轮国进民退不仅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企的共同行动，几乎涉及到所有重要行业，更是政府意志和政策导向的结果
□ 记者 吴金勇
金融危机初临时，许多人都在预测危机过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出现革命性变化，一些新的经济力量和组织模式将涌现。然而，一年
12月4日，北京奥体南地块拍卖创造了新地王，央企中建国际以48亿元将三块地收入囊中，平均楼面价格每平方米近2万元。参与拍卖的8家地产企业能与中建叫板的只有另一家国企地产商远洋地产。暂落下风的远洋地产在两天后，就以48.3亿元人民币投得北京亦庄新城的一幅土地，楼面价也超过了1.8万元。
从今年4月开始，大连、杭州、上海、厦门、南京、重庆、深圳和广州相继出现了新“地王”，其中绝大多数归属大型国有企业或具有庞大国资背景的地产企业。
国企砸巨资提高地产业介入门槛，这也成了国企与民企争利的最有力证据。近日香港富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赵勇说：“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让民营开发商能够生存下来，许多同行不要说投地王，他干这个行业都干不了了，我觉得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保护他们。”据证券分析机构九鼎德盛之前的相关统计，目前136家央企中， 已经有七成涉足房地产开发。
除了利润丰厚的地产行业外，新一轮“国进民退”还在资源、钢铁、航空、煤炭等国有经济占绝对比重的垄断领域迅速推进。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后，奥凯航空、春秋航空、东星航空、鹰联航空等民营航空相继出现，但今年以来，奥凯航空停航正待重组，东星航空破产清算，鹰联航空被四川航空重组；9月，亏损的国有企业山东钢铁集团收购了赢利颇丰的民企日照钢铁；煤炭行业的国进民退更是趁着整治矿难的机会大举推进。
“国有体制改革从1998年开始，到2003年之后基本没落实，回潮的标志是两个：第一是国企扩张的边界问题，二是不以市场为导向重组，国企拿着国家注资和银行优惠贷款来并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说，“这样的资源分配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都是不合理的，意味着市场化进程的倒退。”
然而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从来就不是由民营经济来主导的。本轮国进民退不仅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企的共同行动，几乎涉及到所有重要行业；而且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活动，而是按照天则经济所理事长张曙光的话说，“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主导组织和公开介入，是政府意志和政策导向的结果”。
这场新国有化运动，既有国际和历史的大背景，也有国内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在原因。一是我们一直把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作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方针，因而不惜通过大量注资和利益输送来支持国有企业，例如，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十亿，国家给予救助和补贴，而民营航空则受到排挤，亏损几亿元即只能关门；二是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产业政策向大型国企倾斜，国企特别是央企往往是龙头企业，受到政策扶持，反过来，又过多限制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使之面临着被重组和关闭的命运；三是国有银行垄断的金融体制和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提供了大举扩张的资金支持；四是金融危机冲击和产能过剩的结果使一些制造业利润下降，国有企业向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扩张；五是地方政府的GDP偏好和政府竞争，促进了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的联合，强化了国企利益集团，进一步压缩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
这些做法的合理之处在于，一批资本、技术密集型大型国企的生存能力得以加强。一方面它们可以实现进口替代，另一方面，越是资本、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越少，因此拓展外销的阻力更小。这类产品所涉及的庞大投资额和所承受的巨大市场风险，往往是财力普遍不够雄厚的民营企业所无力承担的。
既然当前的世界经济大背景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向资本、技术密集行业倾斜，而在资金和“胆量”方面更具优势的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又具有明显的先天优势，由此造成的“国进民退”恐怕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
“只要金融是国有垄断的，国进民退就没法避免”
——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小玄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这一轮国进民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刘小玄：应该说大约2003年、2004年是一个分界线，从那个时候国进民退就出现萌芽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一直低于民营企业。然而到了2003年以后，民营企业生产力的增长幅度反而低于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上，我们认为，谁的增长力增长得快了，谁就是在“进”，慢了，就是在“退”。今年大家看到的国进民退更多了，主要是与这次金融危机有一定关系。去年底为应对危机，政府出台了大量经济刺激和调控政策，在放贷和投资上都在向国企倾斜，这是政府行为的惯性，与金融体制有关。
《商务周刊》：这一轮国进民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刘小玄：2003、2004年以后国有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为什么增长更快，开始我们考虑了很久都没有答案，后来我把银行作为一个变量引入进来。一旦考虑了这个变量，国有企业的较高增长率就下来了，与民营企业基本上持平，不再有优势了。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生产力增长的背后原因是金融的相对低成本支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金融市场不放开，还是保持国有垄断的情况，那么商品市场再自由竞争也起不了决定性作用。
我曾经研究过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当时政府搞的两个大措施，一个是通过供销社统购统销，把所有民营企业的原料给掐死了，还有就是把民营的贷款掐死了，这两个一掐死，它就没有活路了，就必须得公私合营了。现在我们就是把民营控制在高的融资成本和低的利益来源的基础上，同样市场需求增长的条件下，民营企业也会因拿不到足够的贷款，增长率慢下来了。
银行的背后是政府，政府是一种什么政策导向，银行就有什么样的支持力度。今年9月山东钢铁集团兼并日照钢铁，为什么亏损的国有企业反而能够兼并赢利的私营企业呢？就是因为山东地方政府的发展导向问题，日钢得不到支持，拿不到贷款了。钢铁行业对资金的需求非常大，一旦拿不到贷款它就必然要垮台，所以它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无奈接受兼并的。整个的根源就是在金融这一块，只要金融是国有垄断的，那么国进民退就没法避免。
《商务周刊》：2003年以前民企发展快，是否有国企技术外溢和人才外流的原因，而此后下降是与技术外溢递减有关呢？
刘小玄：技术外溢从1980年代之后一直存在，通常在国企经营情况不好时，人才外流等都会形成外溢，直到2005年这种外溢都存在。2003年之后，外溢的效果可能出现了递减，但国企与民企增长力发生逆转的主要原因还是融资。
2003年，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抑制投资增速，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其中最主要的调控措施是要求商业银行紧缩信贷，首当其冲的就是减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甚至提前回收已经发送的贷款。毫无疑问，突如其来的信贷紧缩恶化了大型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因为大型民营企业资金需求量巨大，而银行贷款是重要的融资来源。宏观调控使得商业银行紧缩信贷，导致许多大型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
不仅如此，在宏观调控政策下，民营企业在钢铁、汽车、电解铝和水泥等高耗能项目的投资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在建项目被迫停止。在宏观调控期间，许多小煤窑和小火电厂被取缔。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不仅仅是在整个宏观经济层面，而且介入到了产业层面，许多在上述行业“下注”的民营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民营企业的绩效下滑。今年我们看到的许多现象，只是当年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商务周刊》：国进民退，对于中国经济整体环境有哪些不利之处？
刘小玄：从目前看，负面影响还不太明显，因为经济高增长、需求拉动，但一旦发展放缓，负面效果会很大。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国进民退的事例，许多本身就是不公平竞争的表现。从投入产出比来说，国有企业的效率还是很低的，而且一旦亏损了，解决办法只能是银行坏账，最终承担者都是老百姓。这种事我们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初期都经历过呀。而从分配上讲，收入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国企垄断造成的。
许多人可能会说，金融危机时期，江浙的民企都倒闭了，他们抗风险能力差。其实这不是所有制的问题。如果国企也涉及到外贸行业，它拿不到订单也没有办法。再说金融危机中，国企做的金融衍生品的亏损究竟有多大？国企的抗风险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背后有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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