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国企问题更严重

　　　哥本哈根会议使得全球似乎都在为低碳兴奋。“低碳、新能源、新兴产业”等名词开始频繁出现。但近日麦肯锡研究报告称：中国构建“绿色经济”从现在到2030年需40万亿元。而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估计，这个数字为45万亿元。即每年需1.5万亿~2.3万亿元人民币的投入，才能有效实现“绿色经济”。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指出，中国向低碳产业转型所付出的代价要更大。其中，中国的低碳技术的落后，市场有待规范都急需突破。

　　《中国经营报》：中国政府此次宣布到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目前来看，绝大部分的减排任务会落在传统产业，尤其是钢铁、水泥等高能耗产业。那么，一个国家到一个企业，他们的低碳经济转型成本如何衡量？

　　肖耿：就目前来看，由于中国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以相对来说向低碳产业转型所付出的代价要更大些。但从长远方面来看，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腾飞的初级阶段，现在就开始采用清洁可持续能源，向低碳性产业发展较之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要有利得多。因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开始，一切都可以按照低排放和可持续化来设计，而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趋于完善，大多数城市建设都是按照高排放标准来修建，改起来会更加困难。而且无论从我国还是全球所面对的压力来看，从现在做起都是有必要的，而我国在这方面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对于企业来说，好像是能源成本和环保成本增加了，但污染严重一直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型企业设置技术壁垒制造借口之一，所以说现在开始降碳减排其实是增加了企业今后的竞争力。至于说一些高排放的中小企业很可能倒闭停业、人员转型，那是大势所趋，现在就开始着手做总比5~10年后，社会城市化、老龄化的格局完全形成之后再去做要容易得多，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也要小得多。

　　但对于这方面我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我国毕竟刚刚开始走上经济发展的高速路，各个行业和企业都是比较年轻的，改变起来会更容易，而我更担心的是一些老的国有企业，他们这方面的问题会更严重些。

　　《中国经营报》：现在所测算出的每年上亿元的投入提示着我们低碳经济的昂贵。那么，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绿色革命”、“新能源革命”是否切合中国实际？

　　肖耿：发达国家所谓的绿色经济，旨在通过技术上的突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最终走一条低碳经济发展道路。而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路径选择不必盲从于领先的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长远目标，当前中国最有效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最实际做法，应该是改造现有产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中国经营报》：发达国家是用雄厚的资金和技术支撑的“低碳经济”，在中国却要面临节能减排及对传统能源技术进行改造的重任。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之路关键何在？

　　肖耿：对中国来讲，我们在传统能源的使用方面还有很多效率改进的空间，这在现阶段应该是重点。对于开发新能源，中国也应该去努力。但很重要的限制是，如果传统的能源受到补贴而导致价格偏低，那么新能源是没有市场生命力的。新能源必须通过政府扶持，才能够生存下去，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实际上在考虑新能源的时候，要跟传统能源和整个经济的改革以及效率提高结合到一起，包括跟整个宏观经济、全球的整个架构、全球的货币政策都有关系。

　　我国未来的十年将是清洁可持续能源高速发展的阶段，大批的清洁能源行业和企业将会大量涌现，但更关键的应该是如何去获得和利用新技术来发现、制造和利用新能源，这才是降低能耗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