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开转基因粮食“闸门” 商业化已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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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向本报透露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和转基因抗虫水稻安全评估部分细节

　　有关转基因作物的论战,反对者声音渐小,正面评价渐多

　　公众仍担心其潜在的风险,呼吁完善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立法现状

　　也许要不了多久,转基因玉米和大米就堂而皇之地来到我们的餐桌!

　　民以食为天。南方日报记者采访后却发现,广州大部分市民对转基因食品缺乏起码的了解。

　　然而,对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而言,这个消息还是等了太久。范还有另一项重要头衔———我国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主要研究者。近期,他兴奋地向媒体透露: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负责研制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已经通过国家的审核批准。几乎与此同时,由华中农业大学负责研制的转基因水稻也获得安全许可。

　　这意味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转基因玉米和水稻即将面世。12月19日,在华中农业大学结束的“抗虫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课题年度执行情况汇报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生产是科技发展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业内人士还向记者指出,此举也是“中国造”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的一个信号,表明国家已经把发展转基因产业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从“要不要转基因”到“该不该商业化”,全世界范围内的反对浪潮一直如影随形。这显然并没有阻止中国转基因的商业化步履,反对者们也不“认输”:转基因商业化,可以!不过必须控制好潜在的威胁!

　　被市民“忽略”的转基因专项论证会秘而不宣

　　公众的茫然态度,让国家环保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首席专家薛达元十分忧虑。“公众之所以缺乏了解,一是因为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不醒目,二是媒体没有宣传。”

　　“这个是转基因的?那它好不好呀?”问及广州的大部分市民,让记者略显尴尬的是,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缺乏了解。为此,记者甚至不得不向他们“科普”转基因的知识。

　　然而少数细心的消费者还是能在超市中发现“转基因”的身影。一个明证是,现在市场上许多大豆油和调和油,大都已使用了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油菜籽等作为原料。在广州百佳、华润万家等大型连锁超市,标明“转基因”的食用油已占满货架。

　　公众的茫然态度,让国家环保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首席专家薛达元十分忧虑。他批评说,公众之所以缺乏了解,一是因为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不醒目,二是媒体没有宣传。

　　“以前是没有统一的标准,2007年农业部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要求必须统一标识,但商家都没有严格遵守,国家也没有专门去查。”薛达元解释说。

　　而对于媒体为何没有宣传,薛达元回答简洁:“因为转基因项目是国家临时鼓励的,已经确定了发展方向。”

　　而缺乏公众的意见,无疑是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得以快速商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对的声音没有那么大,主要是环保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反对,公众不清楚,所以很少反对的声音。”薛达元如此表示。

　　2008年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目的是要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

　　当时国内的舆论认为,转基因专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发展转基因技术,更重要的是带动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发展,“转基因粮食商业化和产业化有望实现”的猜测由此不胫而走。

　　时隔一年,当转基因作物还在被“要不要商业化”质疑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却在争论中“悄然”通过了国家的审核批准,即将走向市场。

　　作为一项关乎13亿中国人粮食安全的商业化生产决定,缺乏民意是这一项目遭遇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曾经参与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立项论证会的薛达元对此十分清晰。

　　“反对的也没几个人,因为参加立项的大部分是转基因的研究专家,和他们的利益挂在一起,200多亿的资金啊!”薛达元回忆说。

　　薛达元告诉记者,他曾在转基因专项论证会上提出“尖锐”的质疑观点:一是从多年的农业发展来看,农业的发展并不是主要靠转基因技术,还是以常规技术为主；二是转基因研究涉及公众接受程度、技术难度和贸易风险等问题。

　　但自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参加过转基因专项的论证会,“他们都不请我,我怎么参加啊?”对此,薛愤慨而无奈。

　　对于媒体为何没有宣传,华中农业大学黄季教授给出了更为明确的回答,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农业部明令禁止与会专家透露关于该专项的具体信息。”作为转基因项目起草小组成员之一,黄季认为,转基因项目的争议一直很大,如此对外界保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害怕社会舆论给该专项的实施带来负面压力。

　　就这样,转基因粮食就“暗度陈仓”,完成了由“要不要商业化”到“即将商业化”的转变。

　　转基因论战风生水起公众利益“被代表”?

　　细心梳理转基因商业化背后的论战可以发现,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是打着“维护公众利益”的口号

　　“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媒体的报道中,正面的声音居多了。”谈及媒体关于转基因的报道,作为支持者代表的黄大昉喜形于色。

　　就在植酸酶玉米商业化获得审批之前,有关转基因作物的论战一直风生水起。

　　细心梳理转基因商业化背后的论战可以发现,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是打着“维护公众利益”的口号。

　　论战的焦点首先就集中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必要性上,反对者提出,我国完全具备粮食自给的能力,没必要让公众承担由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风险。

　　而作为转基因作物推动者之一的黄大昉则认为,“虽然国家粮食的总量是丰年有余,但也面临着危机,我们的耕地不断减少,再加上气候的变化,这些都给公众的粮食带来危险。”

　　随后,转基因技术一直主导着双方的论战。

　　“转基因生物可能会打乱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国家环保部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在生态系统中,转基因生物是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外来物种,它可能破坏整个生态的平衡。

　　除了对环境造成威胁外,反对者还提出转基因技术对人体健康的威胁。为了证明这些结论,反对者拿出了现实“证据”:“美国星联玉米事件”、“墨西哥转基因玉米污染事件”、“转基因玉米危害蝴蝶事件”……

　　但支持者随即以研究的方法有漏洞为由,否定了上述事件的研究结论,并声称,无论是从研究试验,还是从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没有发现安全性威胁。

　　“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影响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是40年才能观察出结果,危险也许是潜在的。”中科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局原局长钱迎倩曾对此分析。

　　2005年4月,“湖北省出现转基因稻米事件”再次燃起双方战火。媒体在报道中说,估计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入市场。但当时在湖北从事转基因水稻研究的专家却否认出卖试验用转基因水稻种子。

　　争论中,支持者渐渐完成了转基因粮食的科研阶段,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已提上日程。

　　此后,争论自然转移到了“能不能产业化”上,除了坚持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威胁的观点外,这一次,反对者对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链条进行了“拆解”。

　　反对者提出,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并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外国生物公司。“科研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三大集团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牢固了。”中国农科院一位主任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

　　支持派很快反击了质疑,早在1997年,中国农科院研究员郭三堆就推出了转基因抗虫棉技术,虽然到2004年时,美国孟山都公司市场仍然占有90%的市场,但是这一局面已被扭转。这意味着中国也具备研究自主转基因技术的能力。

　　谁在代表公众利益?科学一时无法回答。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