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相互套制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根本

    毫无疑问，我国经济正处在企稳回升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这是所有人的共识。然而，结构调整，这个说了近十年的词，至今更多仍是停留在口头上。停滞不前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强制性和推动力。

　　如何强制？怎么推动？在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更多的人在思考这两个问题。12月19日下午，文津国际酒店四层，在搜狐新视角经济学人论坛2009年会上，五位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经济学人各抒己见，对于如何使结构调整不再停留在纸上谈兵提出了诸多设想。

　　调整结构的紧迫性，超过任何时候

　　“十年前我们做十五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做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当时提出了四个层次的结构矛盾。然而，在十五末期的时候，这四个层次的结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全面逆转，连战略性都没有破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开门见山，指出要进行结构调整，首先应该反思为什么在十五规划中就特别提到的结构调整，在今天却依旧没有突破进展。

　　2001年11月16日，原国家经贸委发布了《“十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这是我国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个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覆盖整个工业领域的中长期规划。根据这个规划，结构调整将从6个重点方面展开，即通过加快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提高国有资本利用效率；通过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其国际竞争力；通过发展大公司和企业集团，优化企业结构；在地区结构调整方面，将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水平，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然而，近十年过去了，这个结构调整所强调的一些重要内容，依旧没有很大的突破。就此，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指出，在经过了这样的金融危机，我们到了一个非调结构不可的时候了。“今天调整结构的紧迫性、强制性，超过任何时候。”

　　在他看来，三件大事对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一个是全球性流动性过剩，一个是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另一个则是低碳的挑战。

　　“这三个挑战，由轻到重，比金融危机前、比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来得更加严峻、来得更加复杂。”李稻葵说。

　　调整结构根本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事实上，结构调整的迫切性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将调结构和促消费作为2010年的工作重点。尽管是作为工作重点，但是若没有实际的举措，有可能这又将只停留在口号上。

　　比如在去年底，当时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强调调结构的重要性，并把其和保增长、扩内需并列，但是，目前来看，结构问题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加重了。

　　“我们这次用的是投资需求扩张来对冲出口需求的萎缩，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也难以持续，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全面过剩的情况，继续加大投资就带来未来更大的产能，给我们出更大的难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认为，其实所有的结构调整都要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调整怎么打开消费渠道，而要打开消费渠道，就不得不面对分配问题。

　　但是调整分配结构并不只是简单地调工资，必须要改革分配机制。按照刘福垣的观点，改革分配机制，应该按权利分配，同工不同酬的机制要改成要素分配，真正做到等价交换，劳动力真正转化为商品。

　　“一系列结构都是互相套制的，最根本的结构就是分配结构。目前最大的主要矛盾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要想调产业结构必须调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因为消费结构不变，产业结构是变不了的。不要就结构谈结构，要从根子上，要从真正的体制、机制上来调整。”刘福垣表示。

　　他指出，生产资料的分配，产权必须得落实，真正是归全民所有，社会保障完全可以一步到位全覆盖，应将高保障度纳入中央的财政预算。“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解决两元结构，不可能转变农民的社会身份，也不可能加速城市化。”

　　这一点，王建非常赞同。他指出，绕过分配想解决消费增长和产能放缓问题，是不可能的，“不触动消费环节就想解决生产过剩，这个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一定会碰壁，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突破分配环节，来提高消费相对的减少储蓄、减少投资、改善中国的总量平衡关系。”

　　农村问题应靠城市解决

　　除了调整分配结构外，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也是迫切需要调整。而在调整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农村问题。

　　对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蒋中一表示，在扩张性财政政策里面应该拿出一部分钱来，投入农村的土地整治、小水利建设跟农村的道路建设。

　　“这部分建设过去都是依靠农民的义务工来实现的，投的钱很少，现在我们不可能再实行义务工制度，应该由财政承担。你搞这方面的建设，我来给你出工资，这样是两全其美的事情。”蒋中一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就业，这些方面应该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加强。

　　对于将投资大量投入农村，刘福垣意见不太一样。在他看来，三农是问题，但是根子不在三农，农村的问题应该靠城里解决，城市如果体制不解决，农民工在城里打工不能落地生根，不能转化为城市居民，那么深层次问题就没法解决。

　　“必须要先投在城里，投在中小城市。财政资金就是要投到社会保障，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户籍放开，社会保障到位，就业、养老问题得到解决，那其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刘福垣说。

　　李稻葵很是赞同这种建议。他指出，关键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要有积极性，要扩大本地常驻有户籍人口的数量，而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要明确得到中央的认可。“这个相对于过去的不放开而言，其实已经开始松动了。下一步，咱们要讨论如何城市化，如何进一步放开户籍。”

　　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此外，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齐建国表示，目前大家关注的产业结构调整，一般都是指产出结构调整，而所谓的产出结构调整其实是伪命题。

　　“把结构调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来抓，就是说你到底要调什么结构，不要整体的在产出结构上调整。一些新能源产业、低碳产业应通过做加法来调整，通过增量的控制来使产业结构达到一种优化。”齐建国表示。

　　他指出，未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必须要借助技术创新，如果没有技术创新我们的结构调整是无从谈起的。

　　技术创新，将会给节能减排带来很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将是整个经济经过技术水平提高以后发生的产业调整，对整个社会的好处要远远超过付出的代价。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外部驱动力，将促成或加快经济增长方式朝良性、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减碳问题实际上真是一把双刃剑，搞得好，不仅让中国的经济上好几个台阶，而且能把中国模式树立起来；搞得不好，当然是对我们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李稻葵指出，减排从短期来看，确实是一个需要花钱、需要成本的东西，所有的设备和技术都需要改造。“战术上需要成本，战略上是重大的注意。”就此，李稻葵认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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