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2010年1月16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0朗润思•辨学者与媒体对话”在北京召开，搜狐财经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现场报道：
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
媒体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因为媒体是一个最接近实践者的环节。我认为今年退出的问题是一个核心话题，我把它理解为短期的退出和长期的退出。今年最大的困难在于所谓长期的退出和短期的退出交织在一起，令人困惑。如果把退出作为一个短期的问题来看，它应该是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正常化过程。过去一年中国用扩张性的政策避免了GDP的悬崖式下跌、大规模失业，最终维持了社会的经济稳定。我认为这个危机管理的方式是成功的，但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宏观上来看，数据很漂亮，但是看微观，真正支撑经济增长的这几个部门，房地产、汽车、资产价格、政府干预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房地产就不用说了：泡沫；汽车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是有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中国这么快的发展汽车行业，接下来所引起的后果会是怎么样还不明朗。资产泡沫不用说；政府干预造成了一些问题，我听人说东北的一些政府给员工搞福利房，搞到了海南。
现在都说进入了后危机的时代，既然是后危机的时代，一些应对危机的短期政策就要退出，2010年怎么退出，全球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国比较官方的说法之一有管理通胀预期，在退出的过程中会引起波动，各国之间如果没有协调会不会出现问题。比如资产泡沫的崩溃，比如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会不会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使得我们辛辛苦苦在危机中平稳渡过的成果不能持续。这是一个很大的担忧。全球央行之间的协调也是一个问题，美国联储怎么办？中国的人民银行怎么办？还有汇率问题、资本流动问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短期的退出变得非常复杂。
我认为中国应该在2010年一次性地上调人民币的汇率。上调汇率对我们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增加国内的供给。第二，以比较低的价格进口高品质的消费品，促进内需；第三，够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第四，一次性上调，可能在短期内让国际热钱打消预期，从而放缓处储的过快增长。
所谓长期退出就是结构调整，针对的是严重的失衡和扭曲，这种结构性的政策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有几部分是需要注意的。一是贫富分化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可以通过社保的加强和进一步的开放市场来解决。中国扩大民营企业的范围是缩小贫富差距，而不是增加差距。我对比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以及印度的富豪榜，印度前一百个富豪和中国前一百个富豪，印度富豪财富占GDP的比重远远大于中国的GDP的比重。但是印度的基尼系数要小于中国的基尼系数。中国的贫富差距加大，并不是中国产生那么多民营企业家造成的。而是有更多的因素，是不是发达的民间资本和官僚及垄断资本相比，发达的民间资本造成的贫富差距要更小。第二，去年哥本哈根中国做了一个承诺，45%的碳排放强调的降低。这里面有一个概念要分清楚，它是碳排量的减缓而不是减少。拿中国GDP增速来看，譬如说是年均9%，从2010年算起，即使中国到2020年实现了碳排放强度降低的目标，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也会增加50%甚至一倍。
中国是不是能够尽可能做减排，而不是减缓排放的增加，这将对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改革带来新的动力，其意义可能与中国加入WTO相比，，加入WTO让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大国，而哥本哈根可能会成为第二次外来的改革动力，逼着我们从重商主义转向内需、调整结构的时代。
最后，从强化国家的干预退出，向建立现代社会与公共服务、金融监管机制等的过渡，这也是是非常的困难的使命。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在一起，我认为今年非常困难，很多问题看不清楚。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所有这一切最终是需要政府去改革的，从短期内，我不是非常乐观。因为中国的改革有一些特点，现有的机制只要有空间，一定把这个空间用足，除非遇到了一次危机或者一次严重的挑战，才会去认真改革。但是在短期内看不到这个东西，所以很难指望这一两年内在改革方面有任何突破。
最后，我们也有一些可以乐观的地方。福布斯一直在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我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力还是来自民间的创新、企业家精神，中国民营企业不断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出色的表现，我认为是中国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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