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与改革开放，变革的使命各有不同，但是变革的力量始终是历史的主导，变则通、通则久，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能够尊重产权制度与人类资本，尊重资本自由与市场竞争，尊重技术及产品的开放、交流与贸易，就会实现经济繁荣与国富民强，这似乎已经被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辗转证明了。
但是，当中国人将一个物质繁荣的国家与民族带给世界的时候，新的社会矛盾却已经开始暗中滋长，反对改革的力量也已经根深蒂固，权力思维还在与市场化力量顽固博弈，此消彼涨。60年后的新中国，改革的新动力来自何方？新的社会矛盾与阻力又来自何方？下一步改革再从哪里破题？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市场化改革的得与失？中国经济与政治领域未来改革的新目标是什么？
文/李武
“改革的未来在于我们能不能找到改革自身的灵魂，能不能赋予改革独有的道德价值，与旧体制完全不一样的道德价值。中国有一段时间出现过一个争论，就是问改革姓什么，得到的裁决是，不要问改革姓什么，不要就姓什么进行争论，其实这个争论也表明，中国至今没有就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共识，我们不知道改革姓什么，不知道它的内在价值是什么，不知道它的道德系统。所以，如果改革不能有自己的灵魂，中国的改革没有未来。”
在搜狐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的这一席话赢得了会场内数千名听众热烈的掌声。这一场分论坛的主题是《改革，谁想改？这是个问题》。
60年后的新中国，改革的新动力来自何方？新的社会矛盾与阻力又来自何方？下一步改革再从哪里破题？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市场化改革的得与失？中国经济与政治领域未来改革的新目标是什么？
一系列的问号让我们找不到方向，但正如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在激情澎湃的开场演讲中所说：“我们只有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没有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没有品质，没有优秀，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稳定，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我们有这么多的思想者，实践者来参与讨论，不愁没有好的答案，那就让我们大家来给中国经济提供真知灼见，并通过搜狐这样的媒体平台，启发社会思考，为了中国真正的崛起。”
为什么要改革？
张朝阳在演讲中提醒我们：“3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也因此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甚至处于飘飘然的状态，我们现在津津乐道大国的崛起，兴奋地（如环球时报等）收集着我们依然崇拜的高贵的西方人对我们的任何只言片语的赞扬，仿佛中国，middle kingdom 作为世界中心被周边列国朝拜的辉煌秩序又恢复了似地。这是一种幻觉！西方人其实依然不怎么把我们当回事儿！”
问题出在哪儿？张朝阳说：“问题就出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品质与优秀来自于全方位的竞争，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无时无刻地妨碍竞争，而妨碍公平的竞争这件事情好像在中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在大洋彼岸，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如何保护竞争，保护竞争也就是保护创新。只有民营企业才是在参与全方位的竞争，国有企业只是在产品质量，价格上的市场化，而不是百分百的市场化，因为市场并不参与选择构成企业的组织，国有企业因为国家支持或垄断的原因不会有消亡的威胁，不管优秀与否都会存在，管理层也不完全承担企业兴衰的责任，因为是国资委任命的，相比之下，活下来的民营企业一定是最优秀的，是由市场选择的。”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国家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人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变化，怎么来的？就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所以经过我们的探索，我们就提出我们的改革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很明确。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我们经过多年的摸索，过去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不行，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是不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上世纪50年代就暴露出了毛病。”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的高尚全先生这样表达改革对中国发展的意义和必要性。
改革的必要性毋庸置疑。我们绝不会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以及改革带给中国的变化，但也不能忽视改革中的问题和弊病。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说：“我们要从改革角度来谈，回忆或者说回顾前三十年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改革面临的深层次的许多问题，最近社科院社会经济研究所发表了他们对社会结构问题的评估，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发展很快，经济结构得到很大改善，社会结构要比经济结构滞后十五年，我很赞成他们说的，重视到社会结构的问题，但是我想补充一点，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并不是像报告中所说的那么先进，要看看我们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关系、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每万元产值耗能比例问题、环境和资源的消耗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严重存在的，因此我认为，改革三十年来，与其说是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不如说我们是总量有了巨大的增长，规模有了巨大的扩张，但是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经济结构，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以及社会关系严重失衡方面的问题。”宋晓梧补充说。
谁阻碍了改革的步伐？
“我对当时的薄一波副总理说，从历史上来看，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我希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够改变这个情况。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情况改变不大。因为往往是反对改革者的声音很大，他很安全，到处点名批判你是搞资本主义等等。这个情况，最起码是不公平的，也不应该发生。”高尚全先生在会上如此表示。
阻力过大，导致改革的步伐难以顺利迈进，而阻力来自哪里？如何突破？就成为改革中最扼需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我脸上常带着微笑，是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太复杂。”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的话显得有些无奈。“如果严肃地说，就往往越说越苦，原有制度框架内，获取利益的那个集团为了满足增加收益的愿望而推动的制度变迁，这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但是又不愿意看到它的另外一面，任何制度变迁都会既有制度收益，又会有制度成本，大家愿意得到的是收益，而愿意甩掉的是成本。一般情况下，制度成本会层级转嫁，最终转嫁给最无话语权的那部分弱势群体。”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也表示：“我们改革计划体制，但是最后纪委把别人都改掉了，它只是换了一个名字，披了一件马甲，依然在资源配置上治理国家，而今天的货币政策朝令夕改，甚至刚才有人提到，我们现在政策应该退出。为什么给所有人感觉，中国仍然是方向往左转，实际道路又在往右驾驶呢？其实中国人已经习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这种做法了，政策的确在变，但是领导的确还是要反复强调积极的、宽松的政策不能退，其实只要掌握住规律也就行了，不必太计较，这就是中国。”
“市场的经济、民主的政治，开放的文化，这会使所有人都能受益，但是有5%的人坚决不答应，我把这个叫做改制，需要中国的根本的制度改革。”刘军宁一语中的。这5%坚决不答应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人群才是改革道路上最棘手的阻碍，如何突破这个阻碍自然成为改革中最扼需解决的问题。
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2049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还活着，我们都儿孙满堂，那时候，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是否在美国人面前很有面子，中国是否能赢得尊重，这些全都与现在有关系，与每个人有关系，在现在与2049的幸福生活之间还有很多障碍，能否到达光辉的彼岸，与我们现在是愚蠢还是聪明的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关系。到时候，假如中国的崛起和富强成为泡影，我们的后辈会指着我们说，瞧你们那一代人都做了什么，你们怎么那么二啊？”张朝阳的这段讲话不单单引起了全场数千名听众热情雷动的掌声，也成为当天中国乃至国外众多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
那么，四十年后的2049，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成果来庆祝中国百岁诞辰？我们每天都在盯紧GDP、盯紧CPI、盯紧一连串似乎可以反映我们国力与日俱增、经济欣欣向荣的统计数据，就这样等待2049年？
刘军宁在论坛上向现场的听众发问：“中国改革的动因是什么？改革的目标又是什么？”他解释说：“很多人说中国的改革动因是为了摆脱贫困，摆脱不发达、不发展的状态。如果这是改革的动力的话，中国一旦发展，摆脱贫困了，改革就应该退休了。所以我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力不是摆脱贫困，而是因为旧体制形态出了问题，在根本上错了，所以才导致中国的贫困。”
“而中国改革的目标呢？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发展经济，但是这样的话，如果经济发展了，改革当然也就退休了。我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不应该是发展经济，而应该是改革道德上、机制上各种措施的旧体制、旧意识形态。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于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本身有没有它的灵魂、有没有它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它的导致系统，没有共识。如果改革的内在机制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改革是多余的。如果改革本身就没有灵魂，那么改革无论多少年，无论看上去多大，只是一堆行尸走肉。”刘军宁补充说。
搜狐财经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请勿转载，违者必究。如确需使用稿件或者更多资料，请与我们联系获得授权，注明版权信息方可转载。联系我们可致电010－62728092。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