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加息治理当前通胀会适得其反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自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前，中国所发生的通胀无一例外是由于货币供给过度造成的。但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市场化改革推动中国的总供求态势从需求过剩转变为供给过剩，由需求过大所造成的通胀逐步不见了踪影，而由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所构成的输入 型通胀，以及由以粮食为核心的食品价格上涨所推动的结构型通胀，已成为中国目前通胀的两大主因。

　　货币政策一向被看成是治理通胀的主要宏观政策工具，而加息又是在反通胀货币政策中最常用的手段，但是自2006年四季度至2008年上半年的上一轮通胀过程中，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加息手段却没有收到理想效果，以致于到2008年上半年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短期贷款比重，已经从常年的45％左右猛降到17％，通胀率却仍然在2008年3月上升到8.7％。

　　去年四季度以来通胀重新抬头，有关加息的呼声又不绝于耳。年初以来央行连续两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更被市场看作是将要加息的前奏。由于已经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在我们准备采取再一次加息行动之前，是否应该首先反思一下，在当今时代，是什么原因使通胀与货币政策都与以往不同了呢？

　　用加息治理结构型通胀行不通

　　为什么货币政策也治理不了结构型通胀呢?

　　结构型通胀是指由于某一领域的价格上涨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平抬升。今天在中国所发生的结构型通胀，粮价上涨是消费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不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如此说来，政府不提价CPI就只会受到输入型通胀的间接影响，上涨势头就没有这么强。但实际情况是，中国自2003年以来在保护粮食生产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到去年已经取得了连续6年大丰收，而国际市场粮价则经历了连续6年的大幅度上涨，所以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性提价来保护中国的粮食生产，由于国际粮价猛涨也会促使国内粮价及食品价格抬升，而且会由于国内粮食生产缺乏价格保护而出现大的供求缺口，到那时政府再来提高粮价就更被动。

　　从长期看，至少在未来20年，由粮价所推动的消费物价上涨将是一个长期趋势，这是由中国人口要增长耕地却不断减少的国情决定的。未来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还要增长2倍，如果到203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人均粮食需求量上升到500公斤，就需要7.5亿吨粮食，而去年虽然粮食产量又突破了历史记录，但也仅仅达到5.3亿吨，人均不到400公斤。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增加了8700万，增长幅度为7％，但是粮食总产量仅增长了3.6％。所以1998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从那一年以后中国的粮食增长进入了缓慢增长期，耕地面积却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速度加快而迅速减少，这也是为什么会在进入新世纪后结构型通胀成为通胀主因的原因。

　　我们可以寄希望于粮食进口，但是长期以来国际粮食总产量就维持在20亿吨上下，粮食国际贸易量只占世界粮食产量的10％，即只有2亿吨左右，如果中国把未来的粮食增长量放到海外解决，把这2亿吨全部进口到中国也不够，而且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进口国也不会答应。

　　当然我们还可以寄希望于农业技术的突破，寄希望于对农田土壤的改造和修建更好的水利设施，但是这些都需要依靠政府特别是农户的投入，这些投入都会计入农业生产成本中，而且在单位耕地面积上投入的越多，所谓“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就会越严重。例如，1999～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长了3．2％，化肥投入量却增长了28％，如此就会推动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涨，从而推动中国消费物价水平不断上涨。这样的因素用加息是压制不住的，因为加息既不可能抑制住中国的人口增长，也不可能增加中国的耕地供给，更不能帮助改善农业的“边际报酬递减”。

　　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发达国家的央行和金融机构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创造出滔天的货币狂潮，使货币的性质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使得实物产品的供求在价格形成过程中日益显得微不足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的央行和金融机构在未来还会用衍生金融工具创造出更多的金融商品这类准货币，也就会有更多的国际货币资本不断涌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这正是中国的输入型通胀会在新世纪以来随新全球化进入到高潮而生的基础。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脱离基本供求关系而上涨将是长期的事情，中国的输入型通胀也将被长期化。

　　加息既不可能抑制住中国的人口增长，也不可能增加中国的耕地供给，更不能帮助改善农业的“边际报酬递减”。用加息治理结构型通胀行不通。并且，加息在国际资本流动条件下，不仅已经不是传统货币理论中所讲的，是减少货币供给的因素，反而成了增加货币供给的因素。

　　在当今时代，推动中国通胀的长期因素已经从以往的需求方面因素转向供给方面的结构型与输入型因素，所以应对中国通胀的宏观调控手段也应相应改变。其核心就是如何在不伤害增长的条件下，把通胀的不利影响压抑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