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巴菲特在中国

　　话说1869年，德国移民马科斯·高曼（Marcus Goldman）带着老婆和五个孩子，从费城到纽约“北漂”（相当于从保定搬到北京），在一个紧临煤矿的底层商铺租了间办公室，办了一家与自己同名的公司，经营借据买卖的“拉皮条”业务。公司开张之初只雇了一名文书和半个会计。13年后的1882年，马科斯邀请小女婿萨恩·萨克斯加入公司，结成生意合伙人，公司更名为M.Goldman and Sachs。后来的12年中，大老板的儿子亨利·高曼和另一个女婿路德维格·杰福斯以及二老板的兄弟哈瑞·萨克斯相继加入。期间，公司更名为Goldman Sachs & Co.；这个名字使用了100多年，直到现在。这就是当今全球投行老大高盛早年的创业故事。

　　半个多世纪后的1956年，26岁的“北漂”青年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厌倦了高房租又失业的纽约“蚁族”生活，回到老家奥马哈（相当于从北京回到西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设立了合伙企业巴菲特有限公司，包括巴总在内，公司一共有七位合伙人。包括巴总的岳父（又是岳父！）威廉姆斯·汤普森，投入了2.5万美元；姐姐和姐夫，1万美元；阿姨，3.5万美元。此外，巴总的一位商学院同学投入5000美元；这位同学的妈妈投入2.5万美元；巴总的发小、他现在的律师，倾其所有投入5000美元。至于巴总自己，作为这家合伙企业的惟一执行事务合伙人，只象征性地投入了100美元。他日后的合伙人权益份额将从管理人分成中不断积累而来，并逐步成为最大的合伙人。经过多年发展和变迁，巴总与合伙人们一起，成为了上市公司伯克希尔·哈撒维的主要股东，合计持有千亿美元的资产。这就是近期被报道“45年投资回报率击败所有共同基金”的投资大师巴菲特的创业故事。

　　在高盛及巴菲特的创业经历中，我们没有看到“国家产业政策”，没有看到“政府扶持”，没有看到“金融中心区域规划”，没有看到“地方优惠政策”，没有看到“高级人才引进绿色通道”，没有看到“机构股东”，没有看到“批准文件”，没有看到当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央及地方政府为大力发展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所有服务业的种种“有力举措”。仅在亲戚朋友间互相信任与扶持下，高盛合伙公司设立了，巴菲特有限合伙设立了，和其他千千万万个人及家族创业者一起竞争，这两个商业团体最终成为跨越两三个世纪的伟大赢家。

　　如果高曼、萨克斯和巴菲特们生活在中国，且幸运地生活在改革开放30年间的中国，他们会如何创业？

　　高曼创办公司之初所从事的票据经纪和后来的债券交易、股票承销等服务，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的确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了。但这些业务要么属银行专营，要么属证券公司专营。官定这类机构必须有大金融机构作股东，且一设立就必须有过亿资本。个人若想以小本生意起家而直接进入此类业务，不小心说出去，容易因为风大而闪了舌头。

　　巴菲特创业之初，实质上是直接开展了证券资产管理服务。在当下中国，这类服务大致由两拨人马提供，一拨是官府扶持之下的公募基金管理、证券、信托公司，一拨是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私募基金；后者在前者的耀眼光环下，只能在各种“大力鼓励”“规范发展”“加强监管”的夹缝中寻求一线线气若游丝的生存机会。

　　回顾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巴菲特”在前十来年没有股票可炒；后十来年股票有了，可没办法以机构形式集合合伙人资金——市场给他提供的创业可能性，是由他掌握若干个人账户密码，“非法”地操作集合理财业务，一不留神，可能因与“合伙人”之间的纠葛，或者因为向“合伙人”承诺了保底收益而被认定为非法揽储，或者因为操作大量个人账户而被监管机关发现，没有“证券投资咨询资质”的他，不幸地“进去了”。

　　2007年年中，出狱后的“中国巴总”，欣喜地发现国家也引进了有限合伙的企业组织形式，兴冲冲地拉着尚未交恶的亲友，成立了一家合伙企业，想象自己终于能像“美国巴总”一样从事“机构化的证券资产管理服务业”了，结果发现他的合伙企业因为不是“法人”而开立不了证券账户。这一拖就到了2009年底，经过“反复研究”，合伙企业被允许开立证券账户，但这一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30年”已经结束。

　　作者为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