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根源与破解之道

　　1.收入差距扩大凸显分配机制不足

　　《21世纪》：据调查，1988－2007年，全国最高收入的10%家庭对最低收入的10%家庭，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其中10%的家庭占有45%的社会财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实：首先，近十年来，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而且城镇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农村居民。

　　其次，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明显，特别是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和一般竞争性部门相比，工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再次，过去的一些工资改革并没有顾及对整体社会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明显的是近几年公务员工资增幅超过了GDP增速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公务员不仅成为高收入职业，也成为收入增长最快的职业。

　　另外，社会贫富悬殊明显，而且贫富阶层稳定性越来越强。原因在于财富对于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近几年的房地产和股市，给富人提供了更多的赚钱机会，富人依靠自身财富投资，赚钱越来越快。

　　最后，过去几年中，政府并没有将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来考虑，因而没能从根本上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

　　王小鲁：所谓23倍，依据的是现有的统计数据，但这一数据对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有重大遗漏，尤其是大量灰色收入没有反映出来，因此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地区、不同阶层间的差距，多年来这三方面的差距都在扩大。近几年实行的促进落后地区发展、关注民生和三农问题的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实行农村低保和合作医疗、九年义务教育免学费等，使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减缓，但还不是缩小。不同阶层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首要原因。

　　《21世纪》：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删去了原稿中的“规范灰色收入”的提法，而改为“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您怎么看待其中的变化？

　　王小鲁：在合法的范围内，通过正当劳动得到的劳动报酬、通过技术和知识上的贡献得到的人力资本报酬、通过经营管理得到的经营性收入、通过投资得到的财产性收入等，都不应当是灰色收入。但也有法律界定不清的情况。在我看来，凡是法律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性和按照公认社会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可质疑的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来源不明的收入、以及合法收入中为了逃税而不愿公开的部分，都可以叫做灰色收入。

　　目前灰色收入在收入分配中实际上占很大比例。灰色收入越大，说明收入分配制度的漏洞越多、分配越不公平。从根本上规范收入分配、彻底杜绝灰色收入当然是人们所希望的，但关键是怎样解决问题。

　　灰色收入与现行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有直接关系：对垄断性收入、资源性收入的分配缺乏合理的税制，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税收征管体系不健全，导致个税大量流失；信用体系不发达、金融监管落后，导致对种种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缺乏制约手段；制度透明度低、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使得许多制度和监管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制度安排上的漏洞，是灰色收入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只能通过相关的体制改革来推进。

　　2.聚焦行业、部门收入差距

　　《21世纪》：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制度并存的“退休金双轨制”再度引关注，不同群体养老待遇的差别是如何形成的?填平企业、事业与公务员群体收入差距的合理方案是什么？

　　李实：这涉及到整个养老保障制度设计问题，当前的养老保障制度是碎片化的，企业职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障机制和资金来源均不同。

　　公务员的养老金主要来自于财政，财政收入增加，公务员的养老金就有可能增加，而制定公务员养老政策的人本身就是公务员，这种体制使得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养老金定高一点，以达到增收的目的。

　　企业养老金主要来自企业和工人的缴纳，其中有很多历史欠账问题。从养老金的收支平衡来看，仅靠企业和职工自身的缴付，来增加养老金是很困难的，因为这取决于企业过去缴纳了多少，及对老职工的欠账。因此企业养老金的增加需要政府财政补贴。

　　养老金改革有两种方案：一是采取养老保障制度一体化，将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都纳入一个体系中，资金来源、支付标准都尽可能平衡和统一。二是即使公务员的养老体制与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分离，但其支付方式、标准和水平也要相互协调。

　　《21世纪》：温总理提出扭转收入差距的一项措施是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您认为规范垄断行业收入水平的突破口在哪里？

　　王小鲁：垄断行业和资源性行业的收入分配亟待改革。目前资源性企业的利润，除上交所得税之外，均变成企业可分配利润，这是不合理的。这些利润大部分是资源性收益，而非经营收益，应归全民而非企业或投资者所有。因此应尽快建立资源税体制，实现资源收益的全民共享。可考虑设立垄断利润调节税，改革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利润主要部分纳入公共财政，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等。

　　李实：解决垄断行业工资过高的根本是要打破垄断，我们国家很多企业并不是必须要垄断的，我们可以对其进行评估，垄断的依据、合理性在哪，若没有合理性，就应该引入竞争。

　　其次，大部分垄断企业都是国有的，高管工资较高。高管工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岗位的认知程度。国企中，政府通过行政方式委派高管，其高工资并不一定反映他实际的工作能力和成绩。大家所认为的高管工资过高，并不是说他的工资和其它企业老总相比太高，而是他获得这个职位的程序是不合理的，这反映的是用人机制问题。所以，与其把眼睛盯住改变高管工资，倒不如从根本上改变高管的用人制度。

　　最后，针对垄断企业职工的高工资，有两个办法：一是控制职工工资总额，使其不超过相对应的行业平均水平。二是评估每个职位的工资市场价位，确定国有企业岗位工资水平。

　　3.城乡差距破解之道：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21世纪》：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达1978年以来的最大水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障碍，原因是什么？城镇化是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

　　李实：城镇化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有一定作用，但仅靠现在的城镇化方式是不够的。过去20年，我国的城镇化速度较快，从30%多到现在接近50%，每年以1%的速度在增加，但由于过去的城镇化仅限于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把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和农村流动人口变成真正的城镇居民，因此城乡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我认为城镇化的核心应当是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是让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和流动人口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待遇。

　　蔡昉：在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有两个特点：一是发展型政府，非常关注经济增长；二是竞争型政府，在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排名等方面，都倾向于比较和竞争。所以，地方政府一直在促发展、抓经济。刘易斯转折点之前，地方政府致力于招商引资，因为那时资本是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地方政府竞相出台优惠政策来吸引资本；刘易斯转折点之后，资本相对充裕，劳动力出现短缺。若地方政府不能保证劳动力（包括普工、技工和高级人才）的充分供给，引来外资又有何用？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开始转向用更好的环境吸引人力资源。

　　近年地方政府进行了很多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验，有的放开对新移民户籍的限制，但财力不能保证他们享受和原户籍人口同样的公共服务，这种没有含金量的户籍，劳动者并不感兴趣；还有的尝试降低落户门槛、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更大范围地覆盖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以此吸引流动就业人口，提高地方经济竞争力。

　　我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两条腿走路：一是把户籍发给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这种方法在短期内覆盖面较小，只能一步步来；二是让户籍和福利制度、社会保障脱钩，若新移民在各方面都和原有户籍居民完全一样，户籍就不再是人口自由流动的壁垒。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政府有很大激励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是我们推进实质性城市化（而非常住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的基本动力，也将缩小城乡、城市新移民和原居民的收入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