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来自湖北内陆城市宜昌的小张以往每年都要到东莞的服装厂打工，但是自从去年春节过后，她不再急着买火车票去东莞。因为她在湖北的省会城市武汉找到一个新工作：家政服务，工资不低，而且生活成本更低。
这并不是个案，今年春节过后，成千上万个小张们将不再急于赶赴珠三角的制造车间，这导致了珠三角的“民工荒”。
“‘民工荒’是一个用工供需的表层现象，更深层次的还是印证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正在迎来转折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民工荒的背后
“民工荒”对蔡昉来说不足为奇，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蔡昉就在经济界提出，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短缺)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然过去，并逐渐转向平衡，而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最终推动企业家选择产业结构调整。
蔡昉当时强调，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使是金融危机也难以打断这一进程。
时过两年，刘易斯拐点越来越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眼前。两会期间“民工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春节之后广东省用工缺口达200万人以上，其中电子、鞋帽、服装等制造业普工需求达80%。
为了招聘到工人，珠三角许多企业都提高了工资待遇，许多企业将工人的工资上调20%左右，并对年龄、学历和性别等用工条件放宽。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珠三角最大的制造业企业富士康已经在去年底与深圳员工达成协议，30万深圳一线员工今年的工资平均增长幅度将有望达到3%或以上。此前，富士康涨工资被称之为不可能，因为制造业利润率较薄，富士康在给国际客户供货时，参照最低工资成本，把所有的成本都计算清楚，因而往年提工资上涨难度较大。但是，由于今年富士康订单大增，用工需求上涨，不得不上调员工工资。
“‘民工荒’、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蔡昉对记者强调。
蔡昉介绍，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现象。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大量供给压低了劳动力成本。直到有一天，工业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如果再想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蔡昉分析，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伴随两个标志性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其次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64岁）大概从2010年到2015年都处在峰值阶段，接近于72%就达到峰值，目前我们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进程中，这个顶点将出现在2015年，随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开始逐年下降，到2030年占比将在67%左右。”
四大证据预示拐点到来
据蔡昉测算，在本世纪头10年，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年龄只增加了1%，越往近看，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就会越慢，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不再增长，而2015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就会负增长，绝对量会下降。
在蔡昉看来，刘易斯拐点已经全面到来，目前有很多经济和社会现象证据。第一是一直以来的“民工荒”现象不仅发生在沿海省份，同时发生在劳务输出省，具有普遍性。这推动了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即使是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工资也有两位数的增长，特别是普工工资也开始大范围上调。
第二是农业生产方式对大规模、持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作出了精准的反应。“目前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转向节约劳动方式，大中型农机具在农村是成倍的增长，这可以看出，农村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了！”蔡昉说。
第三是农民工需求走向刚性。以前，农民工外出打工是一种边际意义的打工，农民工打完工之后，再回到农村。现在，农民工成为不可或缺的，需求是刚性的，农民工现在的转移具有单方向性，他们不再回到农村。
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数据是，2009年全国高考学生史无前例的减少了40万人，这是被称为90年后的第一批高考考生。一位1990出生的大学生向本报记者说，他们许多同学本来是2009年考大学的，但是由于家长考虑生源多，竞争激烈，改为延后一年考，越往后，分数录取线会越低。
这种延期考大学的现象反映了深层次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90后的上一辈是1965年左右生人，他们是新中国之后婴儿潮高峰，兄弟姐妹众多。1965年往后，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持续下降，以此类推，他们的子女，就是90后参加高考的人数不断减少。
“我们不知道2009年是否是一个人口的转折点，但是从长期意义上讲，我们已经长期低生育水平，城市小学师生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入学资源少了，学校有闲置，接着会反映到初中、高中和大学，从趋势来看，高考生是会减少的，最后反映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上。”蔡昉说。
过去30年时间，中国经济增长充分享受了人口红利的好处。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储蓄率高。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转向乡镇企业，然后大规模转向城市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在劳动力工资长期保持稳定的背景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
“我们的数据显示，这种人口结构带来了低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的优势，我们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蔡昉说。
但是现在，在刘易斯拐点全面到来之时，经济将进入新的转型时代，中国的人口政策也将出现调整。
应对之举
专家指出，面对人口红利不断的减弱，应该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和人口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第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民工荒’其实是促进经济转型的一个好事情，它直接反映了劳动力供需矛盾，倒逼企业提高工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企业产品结构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
“面对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中国应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从传统的粗放式增长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发展转变，如果不转变发展方式，面对成本上升，企业就会失去竞争力。”张晓山说。
第二是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尽管刘易斯拐点到来，但是我们过去的人口红利并没完全充分利用。农民工进城务工主要转变了就业，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这是不充分的就业。”蔡昉说。
蔡昉解释，农民工的这种身份和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他们仍然不是城市居民，仍然像候鸟般迁徙，因此这种劳动力供给是比较残缺的和割裂的，没有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他们不是城市居民，缺少社会保障等，他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还不是城市化的消费行为。
张晓山说：“目前，2.5亿农民工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他们与上一辈农民工的诉求和思维有了很大的不同，更加倾向于城市。如果通过城镇化，让他们长期居住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这可以拉动住房、汽车等消费，成为内需的新增长点。”
第二次人口红利还包括针对农民工的城镇化进程。目前我国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是按城市的户籍人口来规划设计的，包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农民工的覆盖率仍然很低。这部分人口红利的释放将刺激未来的经济增长。
第三是人口政策上的渐进式调整。“我们的人口主管部门和人口学家作了很多方案，人口政策的调整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现在的人口政策正在作渐进式的调整。”蔡昉说。
“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全国已经实现了‘双独’政策，现在有七个城市放开了‘单独’政策（即一方是独生子女，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孩子），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放开解决了。”蔡昉说。
不过，蔡昉强调，调整人口政策并不能解决人口问题，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最终走向老龄化，这是不可逆转的，是经济规律决定的。
“很多国家和地区，比如泰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甚至印度，没有实行长期的严格生育政策，但是他们的生育率仍然是下降的，特别是前面三个国家和地区生育率的下降比我们还快。”
“所以我们应该着眼于通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来应对老龄化，如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这样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减轻养老负担。”蔡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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