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一篇题为《广西抽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传言早已种植转基因玉米》的网文，近日一度引发公众恐慌。
这篇在网络广泛传播、署名为张宏良的文章称：“迄今为止世界所有国家传来的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消息，全都是小白鼠食用后的不良反应，唯独中国传来的是大学生精液
坊间随即流传一个“惊天的秘密”：广西人吃转基因玉米，男人半数不能生孩子！
广西抽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的说法，确有出处。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性学科主任梁季鸿及其同事曾调查广西200多名大学男生的精液，发现其中56.7%的男生精液质量异常。
不过，本刊记者从梁季鸿的助手那里了解到，网上那篇文章，曲解了他们的研究。事实上，他们所做的调查与转基因玉米没有丝毫关系。
梁季鸿2009年11月接受广西媒体《南国今报》采访时则强调，精液异常并不必然等于没有生育能力；半数男生精液异常，估计与大学生上网久坐使阴囊局部温度升高、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环境因素等有关。精液质量下降也不单单是广西大学生的问题，全球很多地方的男人都为此受到困扰。
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国农业部门和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资料，孟山都在广西推广应用的是杂交玉米，并非转基因玉米。可见，转基因玉米导致广西男性生育能力下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谣言。
可是，这篇网文耸人听闻的标题、极富夸张色彩的语言，迎合了公众对转基因业已存在的误解和恐惧情绪，愈发让人把转基因技术视为洪水猛兽。
如今，在很多网络社区，网民几乎都是一边倒地反对包括转基因大米在内的转基因食品。
中国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在南京等城市调查过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发现七八年前约有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愿意食用转基因食品，到去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四成多，“再过几年或许就只剩下10％了”。
转基因监管方面的漏洞，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疑虑。迄今为止，中国尚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主粮进入商业化生产，私自种植均属非法。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五年前曾披露湖北出现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和销售，并在今年3月15日表示，非法种植的转基因大米从稻田通往百姓餐桌的链条并未中断，中百仓储湖北省武汉市水果湖路店和沃尔玛湖南省长沙市黄兴南路店均检测出转基因大米。
今年3月，本刊记者在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中洲村调查时，当地一些农民表示村里有人偷偷种植转基因水稻。转基因水稻中引入了抗虫蛋白基因，生长过程中不用打农药，因此颇受农民欢迎。
耐人寻味的是，其中有些农民并不信任转基因水稻。他们的逻辑很简单：虫子都不吃，人哪能吃？因此，他们收获的转基因大米，全部拿到市场上卖掉，自己并不敢吃。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转基因食品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交锋，达到了新的高潮。反对者采取“公车上书”、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撰写议案和提案等形式，要求暂缓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支持者则焦虑万分，开始商讨如何建立与公众沟通的长效机制。
目前，在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是惟一入选的农业项目，未来十年的投入将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实施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如果中国消费者不接受转基因农作物，意味着数以百亿计的研发费用付诸东流，整个生物技术产业也将严重受挫。
为什么在政府投入急剧增加的同时，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却在迅速下降？
安全证书风波
转基因水稻获得安全证书的消息一经传出，犹如火药桶被点燃
2009年11月的一天，湖北武汉，华中农业大学行政楼三楼会议室。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颁发给了该校张启发教授的研究团队。
这是一个比奥运会颁奖仪式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颁发转基因水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在中国还属首次。
转基因水稻是转基因技术应用于水稻育种的结果。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带领的研究团队，将一种土壤细菌——苏云金芽胞杆菌（即Bt）的杀虫晶体蛋白基因，分别插入到华恢1号和汕优63这两种杂交水稻的遗传物质DNA 中，使水稻产生Bt抗虫蛋白，帮助杀死多种以谷物为食的螟蛾科害虫。
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有效期是2009年8月17日至2014年8月17日，生产应用范围限在湖北省。业界普遍预计，这两种转基因Bt抗虫水稻有可能在三五年之内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张启发的同事、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林拥军告诉本刊记者，转基因水稻在获得安全证书之后，还需进行区域性试验和品种审定，才能走向大田生产。安全证书的应用范围仅限湖北，相当于在湖北先做试点。
安全证书是转基因农作物上市销售之前最难的一个关口，张启发团队为此等待了整整11年。但一位在场的研究团队成员回忆说，张启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确实经历了太多”。
实际上，早在2008年12月，农业部主持召开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就已同意为上述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饲料发放安全证书。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也在2009年8月，正式批准了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并于10月下旬在其主办的“中国生物安全网”上公布。但这个网站平时很少更新，普通公众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11月下旬，绿色和平通过自己的渠道获知后，这个消息才通过媒体广为传播。
令人不解的是，农业部在决定颁发安全证书之前，没有与公众沟通；在安全证书获得批准之后，也未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发布。
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持有人之一、浙江大学教授凃巨民解释说，安全证书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后，还需送到上级部门审核通过才能公布，中间花上一些时间是相当正常的。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在2009年圣诞节接受人民网访谈时，举出结婚证的例子进行辩护：“比方说结婚证，结婚证当然是给结婚的男女双方，没有必要说把结婚证一定要发布到网上，让大家都知道。”
但彭于发的“结婚证”之说很难让公众信服。毕竟，结婚只是男女双方的事情，转基因农作物的生产应用则关乎公众利益。
无论如何，转基因水稻获得安全证书的消息一经传出，犹如火药桶被点燃。多家媒体在报道中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提出质疑。多位公众人物也以不同形式表达他们反对态度。其中，近年来频频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电视台访谈节目中侃侃而谈，指斥转基因食品的“带毒性”。
“公车上书”
质疑者称种植转基因主粮不仅在生命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还“有可能危及民族与国家安全”
3月1日，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在“乌有之乡”网站颇为活跃的张宏良等人，将一封百余人联署的公开信邮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公开信称，种植转基因主粮不仅在生命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还“有可能危及民族与国家安全”，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立即责成国务院撤消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
另一个群体也选择了“公车上书”的方式传递其诉求。3月11日，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网站刊登的一封公开信称，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安全证书“是在未经充分论证基础上发放的，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我国食品安全和粮食主权将受到重大冲击”。
在这封公开信上署名的，大多是人文社科学者，包括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刘华杰、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等。
他们中的一些人，堪称反对转基因阵营的代表人物，曾多次撰写文章抨击转基因生物育种技术。支持转基因水稻的科学家则认为，这些反对者尽管在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但其观点缺乏科学事实的支撑。
据《时代周报》报道，董必武之女董良翚和任弼时之女任远征，还在全国政协分别发起提案，“反对在未经确保安全实验的前提下，就将（转基因）主粮进行商业化推广”。
面对汹涌而至的舆论压力，农业部在全国“两会”前后以“答记者问”和“问答”等形式，陆续公布了与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有关的些许信息。但诸多具体信息对公众而言，仍然像一个谜团。本刊记者在3月初向农业部提出了公布安全证书详细评价材料的要求，截至发稿时也未得到回应。
2月1日，北京律师魏汝久向农业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获取转基因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相关信息。三个多星期后，农业部在书面答复中公开了转基因水稻涉及的知识产权，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名单这两项信息。
不过，据魏汝久介绍，农业部以属于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阶段的详细试验情况。于是，这位律师在3月17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请求，要求法院对农业部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并判令其公布转基因水稻的详细试验信息。但法院未予立案。
“行政审批惯例”
一位食品安全专家说，农业部的做法讲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偷偷摸摸”，只会增加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不信任感
长期以来，农业部习惯于关起门来评审转基因农作物。
彭于发在接受人民网访谈时就提到，自从1997年农业部对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管理以来，审批文件都是直接发给申报者，没有说对社会公开，“这也是我们国家行政审批的一个惯例。”
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政府部门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各种审批文件，以及相关的详细试验信息，都是对外公开的。
即使在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科学家中，中国农业部的这个“惯例”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位食品安全专家说，农业部的做法讲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偷偷摸摸”，而这种做法只会增加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不信任感。
根据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国务院建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参与者包括农业、环保、卫生、检验检疫等部门的人员。但了解内情的专家表示，实际操作中容易形成农业部一家独大的局面，环保、卫生部门等部门的声音则可能被忽视。
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看来，《条例》还有一个先天缺陷：没有鼓励公众参与的条款。
他分析说，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政策制定者中，或许有人认为公众对此问题不太感兴趣；有人认为这类问题太复杂、专业性太强，公众参与的能力不够；还有人认为，由于公众参与能力不够，公众的意见可能引导不实际的、混乱的决策。
但薛达元指出，以上原因根本站不住脚。事实上，公众参与制度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中，要求各个缔约国必须达成的一个最低标准。中国自然也不应当例外。
据他介绍，环保部当初也起草了一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其中包括公众参与的内容。但最终由国务院颁布的，是农业部牵头制定的《条例》。
由农业部主导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证书发放拥有生杀大权。不过，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不少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来自环保和卫生系统的专家并不多。至于民间团体和消费者的代表，则仍然是空白。
“如果缺少真正的信息，也就没有真正的讨论。”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对本刊记者说。
安全监管漏洞
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入市场，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很容易使转基因水稻被进一步妖魔化
除了审批，农业部对农业转基因生物还负有监管责任。但2005年发生在湖北的非法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事件，让公众对其监管能力产生怀疑，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疑虑也因此被进一步放大。
当年4月13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北京公布《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调查报告，向媒体披露湖北出现转基因水稻的非法种植，且转基因大米和米制品已经流入湖北市场，并且很可能销售到广州等南方市场。多家媒体随即赶往湖北进行调查，刊发了大量报道。
农业部则在绿色和平发布报告的第二天向媒体提供书面材料，称中国境内进行转基因产品调查和检测必须遵照中国标准，绿色和平委托德国的基因时代公司进行检测，农业部无法认同其结果。农业部还表示，将依据湖北省农业厅对此事的执法结果进行判断和处理。
但普通公众所关心的，并非采用什么检测标准，而是转基因大米到底有没有非法流入市场，以及政府部门有没有能力进行监管。
事发两个月后，湖北省农业厅的调查结果仍未见诸天日。绿色和平遂再次赴湖北进行调查，并指称华中农业大学旗下的公司参与了转基因水稻种子的销售，武汉家乐福十升店也在销售转基因大米。
2005年8月9日，湖北省农业厅终于打破沉默，“驳斥绿色和平组织的有关说法”。不过，湖北省农业厅承认，武汉科尼植物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试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农业执法机构已对其进行处罚，并对未按审批要求种植的转基因水稻予以彻底铲除。
根据本刊记者在武汉工商部门查询到的资料，武汉科尼植物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股东包括华中农业大学、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心等，注册资金1亿元。其中，华中农业大学所占股份为35%，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列为第一大股东。2005年7月，这家公司被注销。
长期关注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薛达元说，他非常担心政府部门的管理跟不上。好几年前，当新疆还未被允许种植转基因棉花时，转基因棉花就已在新疆不少地区开花结果。
此外，薛达元说，转基因大米未来获准上市销售后，一旦管理不力，在非转基因的大米和米制品中很容易混入转基因大米成分，而欧盟等地不允许进口含有转基因大米成分的产品，这将给中国的加工食品出口带来影响。
薛达元的担心并非毫无依据。实际上，湖北“非法转基因水稻”事发近五年之后，转基因水稻非法流入市场的风险依然存在。本刊记者今年3月在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中洲村调查时，多位村民均表示村里在偷偷种植转基因水稻。
与传统杂交稻相比，转基因抗虫稻可以大幅度减少农药的使用，村民们形象地将前者称为“打药的”，后者称为“不打药的”。
一位年轻的村民说，现在村里人很多不愿意干农活，年轻媳妇们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大家更愿意掏钱请人来打农药。与“打药的”相比，“不打药的”省时省力，每亩地要少花百把元的农药钱。
在外观上，传统杂交大米和转基因抗虫大米没有区别。传统杂交稻和转基因抗虫稻的稻田则很容易分辨。前者看上去有点蔫，因为药打得再好，也会被虫子吃一些；后者则全都是绿油油、直溜溜的，因为虫子不吃。
有村民表示，现在不种转基因水稻了，“2005年记者曝光之后，不让种了”。但也有村民说，村里不少人仍在种植转基因水稻，一些不法商人也在偷偷兜售转基因水稻的种子，“乱了套，没人控制。”
一位年长的村民还带着本刊记者去镇上的种子站，购买转基因水稻的种子。从种子站的仓库出来后，这位村民手中多了11斤水稻种子，三袋3斤装的，还有一包两斤散装的。
3斤装的袋子上，写有“抗优559”和“湖南省慈利县种子公司”的字样，并没有转基因抗虫稻的标识。但上述村民肯定地说，这就是转基因水稻的种子，普通的杂交稻种子是10多元一斤，而这个种子是25元一斤。“种子站都是藏着卖，认识的人才能买到。”
在是否食用转基因水稻这个问题上，村民们的态度不一。有村民说，“不打药的”能吃，只是没有“打药的”好吃，吃上去像糙米一样。但也有村民认为，“不打药的”对身体有坏处，虫子都不吃人哪能吃。
而根据绿色和平的指控，非法种植的转基因大米从稻田通往百姓餐桌的链条并未中断。该组织在今年3月15日对媒体披露，中百仓储武汉市水果湖路店和沃尔玛长沙市黄兴南路店均检测出转基因大米。
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于次日公开回应：“有网站报道湖南、湖北两省个别超市销售非法转基因大米的消息，农业部已责成两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内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并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此前，农业部曾经表示，目前国内并没有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
监管不到位，很容易使转基因水稻被进一步妖魔化。3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转基因水稻种子曾经在湖南省汨罗市销售，疑似已经种植多年。3月20日，湖南省农业厅发布通告称，在沃尔玛长沙黄兴南路店购自湖南省汨罗市龙舟米厂的“猫牙米”中，抽样检测结果未发现含有抗虫转基因成分。但公众的疑虑并未因此消除。
谁来占领阵地
恐惧转基因技术局面的形成，并不能责怪公众
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在公众中所引发的强烈反对，促使一些科学家开始反思。
2月下旬，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与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在北京举行了一场转基因生物育种的高层研讨会。与会者基本上都是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而这次会议的初衷之一，即是如何研讨应对日益高涨的抵制转基因水稻“风波”。
会议的气氛有些凝重。一位转基因生物技术专家说，大家不同程度地感觉到最近有一场风波在形成，“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场风波是估计不足的。”
在这些支持者看来，一些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意见领袖”向公众传递了很多错误信息，致使转基因技术被妖魔化。例如，在呼吁暂缓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公开信中，反对者称中国将成为第一个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国家。但实际上，转Bt抗虫基因和抗除草剂基因的玉米已经在美国等国家得到种植批准，并可作为食品销售。而玉米是美国人的主粮之一。
很多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认为，之所以造成今天很多公众恐惧转基因技术的局面，并不能责怪公众。科学家群体过去没有主动做好“科普宣传”，对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有很大责任。一位与会科学家说：“我们不占领这个阵地，别人就会占领。”
在中国的科研体制下，科学家要想获得政府研究经费，通常只需得到评审专家甚至是领导的认可，而无需对研究经费的实际提供者——纳税人作出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中国科学家疏于与公众沟通。相比之下，欧盟框架计划与中国的合作科研项目中，5%的研究经费必须作为与公众沟通和科学普及的费用。不少参与项目的中国科学家完成了研究方面的指标，却没按要求花掉那5%的钱，欧盟遂不予验收。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朱祯，是少数较早主张与公众及时沟通的科学家之一。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公众有权得到信息，科学家也有义务去向公众进行解释。
浙江大学教授凃巨民也说：“公众现在有很多批评，这其实也是监督我们，让我们考虑怎样做得更好，怎样在技术上更为完善，更让人放心。”
政府部门对于公众沟通和科学普及的重视程度，更是远远不够。据本刊记者了解，一些科学家曾提议，由政府部门拿出上亿元经费，支持科学普及和公众沟通，但这笔经费最终“在几位处长那里被否决了”。多位科学家还指出，农业部在决定发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时候就应大力宣传，而不是事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陈君石呼吁：“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纳入科普宣传部分，就可以制定一个长期的宣传教育计划，逐步减少科学家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老百姓还是渴求科学知识和通情达理的。”
如今，华中农业大学已经开始亡羊补牢，成立专门的生物科学传播中心，并开通了一个名为“绿道”的博客，撰写和转载与转基因水稻有关的文章。
“生物产业发展不应单单看做一个产业的发展，还应该看做一种社会责任完成的过程。” 朱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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