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5月14日，中国思想界、教育界、实业界30位意见领袖将聚首中山大学怀士堂，畅谈“教育与中国未来”。这是新中国以来，首次就教育问题进行跨领域、跨文化的对话。以下是搜狐财经的现场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我一直非常关心教育，大家对教育很不满，尤其这几年越来越不满，因为教材越改越坏，它的原因在哪里，从98年起开始提倡素质教育，取消了很多的考试，因为应试教育考试的问题太大太大，引起公愤，所以取消了小升初的考试，变成了电脑派位，起码在各个大城市里，电脑派位变成了走后门，所谓的素质教育变成奥数多少级、钢琴多少级，每年到了小升初，小学生报中学的履历各种证书之厚超过了求职履历，他要看你的英语多少级、钢琴多少级、摄影多少级、小提琴多少级，这个使很多小学生感到更累。本来是为了减负取消了考试，事实上在中国是变成了更累。变成了走后门，变成了收费不合法，谁有关系谁就交钱，交钱还不是明码标价，你有关系才能交上这个钱，交多少，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的人就可以不交钱或者少交钱，初衷很好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坏，就在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宪政、没有民主权力、没有透明，你就实行那套制度，结果越来越坏、越来越腐败，学生反而负担越来越重，尤其所谓素质教育加剧了中国教育的不公平，因为我们现在把素质教育都理解成钢琴多少级、教育多少级、奥数多少级，穷人家的孩子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他们唯一就是好好读书，考一个好分，结果这个被视为没有素质。我认识一些贵州的学生，他们就是读书，从小要打工、捡废品，钢琴其它什么都不会，但就考上北大、北师大，你说他没素质吗？我认识一个在北师大的学生，打了3份工，因为她要供她的弟弟读书，你能说他没素质吗？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改革是越改越坏。从上海开始，说它自主招生考试，从前教育高考的资源向北京、上海倾斜，分数线一出来，就显示了不公平，上海提出来我自己单独考，这就没有可比性，北京也一样单独考。实际掩盖了资源不公，所以，我觉得这是教改的思路问题，因为教育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政治体制没有改，教育单独进行改革就会越来越坏、越来越腐败。我们衡量一个制度是好坏就看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最好的制度是既公平又有效率，中等的制度是有效率缺公平或者没有效率但是有公平，最坏的是既没有效率又没有公平。中国没有宪政民主的条件下这十年进行的教改最后导致的就是既没有效率又不公平的最坏的制度，根本性的原因还在于政治体制没有改革。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大学都想招一些高官到学校任职，因为可以为大学带来很多好处。现在不实行严格的考试，就是走后门。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完全不左倾，非常反感左派的游行示威，但是当国民党抓左派学生的时候，他却反对。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就说过，当时教育部的一个官员就能够把北大的领导训得服服帖帖。这种情况谈大学自主招生，就是面临着腐败。所以我觉得政治改革是先行，是一个社会工程。事实证明，如果要改革，必须就政治体制改革在前面。同时，在考试和改革之中两害取其轻，现在大学自主招生就更加腐败，既没有效率，又没有公平。如果主管部门把教育还是视同于一个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堡垒阵地不能放开，那么我觉得一定要放开民办私立的各种教育体系，我觉得这是根本。1840到1949年，1949年以前的中国可以说是政治经济非常混乱，甚至战争不断，但是那个年代相对而言最有成绩的恰恰是教育，想想西南联大，想想他们培养出来的那些人才，国学大师不都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并不是说现代教育使中国丢了魂，冯友兰、季羡林等等不都是那个年代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吗？过去英语是英语、国学是国学、汉语是汉语，我觉得我们这几年的汉语都写得不规范，我们的英语又是中式英语，我觉得问题不在学外国，而在于学外国没有学好1949年以后，恰恰1949年以前这方面是很成功的，是非常成功的。在这情况下我觉得允许私人办大学、小学、中学，包括外国的各种机构，甚至应该包括外国的教会。1840到1949年的成功就在于外国的教会的私立大学的存在，因为在1905年以前已经有一个基本成系统的教会学校体系在那里，上海教会学校培养的人才整体非常优秀，直到现在一讲燕京大学怎么样，我们现在所谓的大师都是那个年代培养的。为什么49年以后就培养不出来呢？从前的人确实是学贯中西，所以还是要放开。一句话，中国教育的前途、中国的前途就在于教育要放开，要民间社会，要民办，要民办学校对内放开，对外也放开，如果没有这些，一切都免谈。
提问：杨东平教授刚才说到变革的力量实际上是没有力量。您刚才讲到要开放，教育部现在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还有真理部、利益部。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现在要开放，人家不开放怎么办？
雷颐：我觉得教育整个思路要变，要有一个路径依赖的思想，有一个好的想法，没有路径，就会导致越来越坏，要有路径依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双方博弈的结果，我还是赞成信总的观点，之所以它不放，还是要求它开放的力量不够，公民社会的建立是最重要的一点，甚至比政治体制改革还要重要，因为它不改是因为公民没有力量让他改，他肯定不改，所以NGO组织、企业家阶层的兴起和投入教育的过程中，要是30年前就不敢想像我们今天能开这个会，这都是一种缓慢的进步，但是进步恐怕有点太慢，但是也没有办法，要和平稳定就只有靠公民社会的崛起、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企业家的自觉办学、自己争取，包括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打工子弟学校的安全、流动人口等等，都是它觉得我要变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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