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农业农村发展任务更加艰巨

　　在“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即将全面实现，“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启动之际，5月22日，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以面向“十二五”中国农村发展为主题的高层论坛在京举行，各方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谋我国未来三农发展大计，为制定“十二五”农业农村 发展规划献言献策。

　　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尹成杰：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十一五”时间，我国粮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处于一个稳定增产的高峰期，粮食供给总体上是安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志。第一，我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0600亿斤，历史最高水平。第二，粮食的促销比远远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粮食安全的警戒线。第三，我国已建立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善的粮食储备体系，第四，粮食发展的政策和科技支撑体系逐步建立。

　　在谋划“十二五”粮食安全和发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未来将面对的挑战。一个国家的粮食是否始终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人口增长、资源供给、消费需求和气侯条件等各方面因素。在这些因素方面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的粮食安全始终处于一种供求动态平衡的状态，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个挑战，是种粮效益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粮食生产的核心问题是要调动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一个是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这两个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很容易影响地方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由于农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近几年来我国农业效益逐年下降，现在大部分农民更愿意种植瓜菜水果等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国家农业收入最高的几个省，前七位都是粮食主销区，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都排在后面。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

　　第二个挑战，粮食需求逐渐增加，结构性矛盾突出。从总量上看，我们国家粮食供求近几年不会出大的问题，但结构性的问题还是很突出的。一些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在增加，但是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映了同样数量的农产品的保障能力下降。

　　第三个挑战，与粮食生产相关的几种资源日益紧缺，对粮食生产的制约作用明显加大。原来认为粮食生产主要考虑耕地资源，现在还应该包括人力资源，大量农村青少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如何解决粮食生产成为新问题。从耕地问题上来看，工业化、农业化和城市现代化争人、争地、争水的现象日益显现。从人力资源来看，好多农村现在中老人妇女和儿童占很大的比重，农业的生产一些技术环节缺乏农业科技人才和青壮年劳动力。

　　第四个挑战，国际农业竞争日益加深。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农业国际化的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农业的谈判和竞争已经成为世贸谈判的焦点，现在农产品贸易的争端也非常多，贸易的壁垒不断强化，给我国的农业带来很大的影响。

　　在国际竞争的问题上，我们还是要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如何在对外开放中保护自己的农业和民族产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大豆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中国是大豆原产地，但是现在一些国外的跨国公司和企业在完成大豆生产加工的布局以后，又开始把手伸向花生和菜籽油，值得关注。这次我在吉林调研了解到，美国先进的种子推广已经占到70%到80%，世界上ABCD四大公司控制了粮食贸易量的80%，那么先锋公司对种子的控制也是非常大，我们国家大概有60%到70%的种子需要进口，蔬菜的种子90%需要进口，那么我们怎么样加快科技进步，培育自己的特色种子呢？优良品种和种子资源是事关农业安全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各界领导的重视。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蒋晓华：

　　新阶段扶贫开发难度加大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实施以来，我国贫困地区经济实力增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生态弱化的趋势得到了遏制，新型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为解决农村温饱问题做出了安排，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阶段扶贫开发有三个特征：过去主要针对绝对贫困人口，同时关注低收入人口，现在是对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过去主要是开发式扶贫，现在全国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不断完善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救助体系，实行开发扶贫和生活救助“两轮驱动”；过去专项扶贫工作范围比较宽泛，随着大扶贫格局的形成，现在专项扶贫要更加突出增加收入，提高能力。

　　当前，制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一是贫困人口规模较大，返贫压力增大。二是收入差距仍在扩大，相对贫困现象凸显。三是发展严重不平衡，特殊地区贫困问题严重。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和山区。特殊类型地区和特殊贫困人口始终是扶贫工作任务最艰巨的地方。四是自然灾害威胁严重，防灾抗灾能力不足。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国务院第101次常务会决定编制未来十年的扶贫开发纲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根据维持生存靠社会保障，脱贫致富靠扶贫开发的工作定位，今后十年及“十二五”期间要制定完善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及其调整机制。同时允许各省区市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扶贫标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韩俊：

　　农民工实现市民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过去30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到去年我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6亿人，30年内增加4亿人以上。相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会超过10亿人。

　　城镇化是中国的最大内需之所在，中国现在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推进城镇化是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城镇化可以促进居民的消费，促进投资增长，还可以优化就业结构，特别是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与同等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依然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速度。我国的城镇化还是粗放的、不协调的城镇化。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流动人口普遍缺乏市民的存在感，他们没有把自己当做这个城镇的居民，因为基本的服务和社会保障没有普遍和均衡覆盖这个庞大的阶层，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城镇化是不彻底的，中国的城镇化是夹生的。

　　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就业问题。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必须以增加就业为前提，如果盲目地增加城镇人口，会导致过度的城镇化，造成进城当了市民的农民的贫困化。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刘易斯转折点是不是到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农村劳动力的供求还是总量过剩，但是结构性短缺。还没有出现全面的、普遍短缺的情况。

　　沿海地区用工紧张，要素成本提高背后有两个趋势，一是沿海制造业升级，另一个是沿海的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产业配套条件基本改善，区域性的转移将创造更多的机会，制造业将在很长的时期里保持竞争力。

　　第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要改革现行城乡二元的福利体制。目前，城市的福利政策与户口息息相关，包括城市的低保、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障、经适房和廉租房还有在公立学校就学等。需要改革以户籍人口为依据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最后，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土地不但是农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它还是农民的一项财产权利。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今后的政策是在农民进城定居落户，成为市民后仍然要不断强化这项权利，不能强行要求农民放弃这种权利，更不能要求农民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来获得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金融危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两千多万农民工失业了，没有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随时可以回到农村，这是一种社会安定机制。我们不要让农民拿着土地换城市的这个那个，从长远看不是保护农民的利益。

　　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还需要完善我们的城镇体系。中国现在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数量非常大，不可能都集中到沿海地区或者某几个圈，更不可能集中到少数几个中心城市，但是我们的中小城市对农民落户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中国的城镇化，从农民工市民化的角度来讲，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农民的吸纳能力，在产业分布，在公共资源配置上，要努力缩小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距，加强中小城市的建设，为了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村人口，需要合理引导城镇的空间布局，促进中小城市，小城市与各类城市的协调发展，推进都市圈、城市群的整体发展。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张淑英：

　　要有新的政策来拉动农民增收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农民增收问题是“十二五”时期保持三农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与“十五”相比“十一五”期间，农民增收有四个特点，三增长、一下降，一个是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二是家庭经营性收入稳固较快增长，三是转移性收入高速增长。一下降是财产性收入增速下降。

　　“十二五”时期农村劳动力就业面临新挑战。第一，外出农民工文化水平比较低，技能素质还不能与职位要求相匹配。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招工难已经成为一部分地区近几年困扰一些企业发展的一个难题，也是用工荒当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第二，农民工还不能分享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就业十分不稳定，而且享受到的社会保障非常低。

　　第三，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一方面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偏长，绝大部分的人劳动时间都超过了《劳动法》的规定。另一方面，农民工劳动合同保障也是比较低的，农民工和雇主或者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存在非常大的问题。没有劳动合同的保障，农民工随时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十二五”时期，农民持续增收难度明显加大，主要有四大困难。

　　首先，工资性收入增速放缓。

　　其次，家庭经营收入增长贡献逐渐减弱。“十二五”期间，来自农业的收入主要受两方面条件制约，一是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上升空间有限。二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增产的难度逐步增加，即价格的不确定和农产品产量的不确定，给农业的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此外，政策效应对农民增收拉动效应逐步减弱。前几年出台的政策趋于稳定，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因此农业政策应该有所创新，进一步通过农业政策的创新来拉动农民的增收。

　　最后，农民增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在增加。最主要的是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灾害的不可预见性，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都对农民增收产生制约作用。

　　针对以上的分析，对于“十二五”期间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是把发展小城镇、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抓手。

　　二是深入发掘发挥小城镇吸纳农民工的潜力。政府要加大小城镇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建设的投资带动释放出强大的社会需求。

　　三是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加大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力度，建立就业信息体系和服务体系，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

　　四是把强化惠农政策，促进农业生产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保障。稳定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快农业生产规模化的步伐，做大做强农业生产这块蛋糕。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袁崇法：

　　我国还要走20到25年的快速城镇化道路

　　我认为，今后城镇化仍然处在一个快速发展期。从全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历史来看，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了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经历了30年，日本经历了30年，越是早期城镇化的国家它时间拖延得越长，越是后期速度越快，这跟整个的世界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工业化的新的时代是有关系的。按照国际城镇化规律，城镇化率在30%后开始加速，达到70%后趋于平缓。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才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即便是现在到了将近46%的程度，到70%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的判断是今后还有20到25年的快速城镇化时期。

　　现代意义的城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工业化。而是越来越体现了人们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人们提高生活质量所需要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工业化达到一定比例以后，城镇化的比例，甚至城镇化的形态将更多受收入水平的影响。

　　下阶段城镇化的主角将是那些适宜农民进城的城市圈非中心区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定居追求的是最合理的公共服务的收益目标，而大城市门槛过多。所以这两者有差别，就是即便我们能够顺利地解决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进城定居问题，那么这种定居也并不意味着能够消除流动这种现象，他依然会存在着两地分居，就业跟居住不同地的流动状态，当然这是属于城镇和城镇之间的流动。

　　从目前城镇化以及今后的都市圈城市群来看，城市网络将会形成中国城镇化的一个基本的格局，所谓的都市圈就城市与城市之间，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所以城市群是各种各样的城市形成一种分工合作的体系，还有一种城市网络，我认为像在中西部地区，以县域的中心城镇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城镇网络，这可能是今后的中国城镇化的一个基本格局。

　　挑战与选择

　　在此次会上，发布了农业部的一项研究报告。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研究员带领研究团队，围绕“十二五”时期和到2020年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措施进行研究，形成了《“十二五”时期农业和农村发展： 挑战与选择》的研究成果。

　　中国的城镇化特征

　　中国的城镇化有几个突出特征。第一，农民工流动就业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从全世界城镇化过程来看这个特征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