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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似乎较少地把公平分配本身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但如果说经济学（家）不关心收入差距甚至反对收入公平化，也是有失偏颇的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望加快，但能有多快还取决于很多因素。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不仅实践中阻力很大，在认识上也有分歧。其中，经济学（家）的观点似乎可以概括为：收入分配状况如何不影响社会福利最大化，强调公平会影响积极性和经济效率。这个概括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过于简单化了，容易引起误解。
先来看收入分配对社会福利不重要的结论。何为收入公正？如何实现收入公正？大家的看法可能差别很大。收入公正可以是起点公正，可以是过程公正，也可以是结果公正。标准的经济学主要强调的是过程公正，即要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微观经济学中的福利经济学定理证明，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总能够保证社会实现福利最大化。而教科书上讲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指的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无法在不让一个人福利降低的情况下，使得另一个人的福利增加。
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或者说认为收入分配问题不重要。因为不管起点上的分配差距如何，也不管最终的分配差距如何，只要是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社会福利总可以达到最大化。这个思想被称为功利主义的正义观，是由休谟、边沁、亚当•斯密和穆勒发展深化而来的。它和“看不见的手”是一致的，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时都会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社会幸福由个人幸福构成。个人的原则是尽量扩大自己的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社会的原则是尽量扩大群体的福利，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成员的欲望构成的总的欲望体系。
这个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GDP原教旨主义，即追求GDP越大越好，GDP增长得越快越好。GDP本身就是目标，至于GDP是如何分配的，则不在讨论之内。
再来看公平和效率的问题。经济学家经常批评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认为瑞典等国政府通过累进税和财产税拿走了有钱人财富的大部分，用于支撑从摇篮到坟墓的大规模社会保障体制。结果工作与不工作收入差别不大，国民工作积极性下降，经济缺乏活力。
对北欧模式的批评多少有些牵强。瑞典、芬兰、挪威等国一直位居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列，生活生平很高，并且经常占据全球经济体竞争力排行榜的前列。在2008年至2009年底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分别排在第3、4、6、15名。
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我们时常听到经济学家发表不大符合大众口味的观点，给人的感觉是要么不担心收入差距，要么认为一定的不公平是保证效率的代价。其实，这些观点并不能代表经济学的全貌。
“收入分配状况如何不影响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论，反过来也表明，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不会降低社会福利。也就是说，通过有力的再分配和充分的市场竞争，能够实现公平和效率的任意组合。这个结果当然是理论化的，但它再次强调了过程公正的重要性。实际上，如果过程是公正透明的，即便社会出现一定分化，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过程的公正保证了社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社会阶层并不僵化，在大家都认可的游戏规则下，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甚至机会是相对均等的。我们可以看到，即便美国的收入差距较高，但劫富济贫的提案并没有太多的市场。
经济学还表明，收入分配的合理化能够带动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有些时候，收入分配还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之一。多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基本处于上升通道。众多研究证实，收入分配的失衡是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消费比重过低就是一个突出表现。老百姓没有西方人花钱多，主要是因为没有人家钱多。
此外，经济学家的研究还显示，收入差距变动有一个动态过程。通常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收入差距是扩大的，到了一定阶段之后，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入下降通道。这就是有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收入差距拐点的出现，一方面是市场力量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政策努力的结果。中国老百姓对收入分配关注较多，反映了中国的收入差距比较大，也是因为过程的公正性还有待强化，最近有关灰色收入规模的争论就说明了这一点。有迹象显示，中国收入差距有望进入拐点区间，至少出现了有利于缓解收入分化的因素。最近几年，市场工资和最低工资有了一定的提高，农民收入增长也比较快，政策上也正在酝酿更加有力的分配体制改革。
与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其他社会学者不同，经济学家似乎较少地把公平分配本身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无论如何，说经济学（家）不关心收入差距甚至反对收入公平化，也是有失偏颇的。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宏观经济金融观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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