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财经》
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既要调控房地产，政策又左右摇摆；既不希望经济下滑，又不希望发生通胀。说中国经济“两难”不如说是“难心”
中国经济——难心
文/本刊记者 李斌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指出，今年的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面临的形势
进入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保增长与调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处于“两难”的决策路口，政策上的摇摆不定，让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专家认为，短期内，我们只有跳出“两难”的框架，将中国经济放在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才能解决“两难”问题。
中国经济的“两难”到底难在哪？如何破解“两难”问题？《新财经》专访了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
“两难”难在哪
《新财经》：进入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两难”问题渐渐突出，您认为中国经济“两难”难在哪儿？
霍德明：中国经济“两难”难在哪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到底要以什么方式发展下去？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经济增长到底是靠外需还是靠内需？如果靠内需，很多其他的结构问题都要调整。这是表面上的“两难”。
实质上的“两难”难在哪儿？就难在对内要怎么做。这个问题延伸下去就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收入分配问题在外向型经济时期其实不太明显，现在，经济由外向型转向内向型，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所以，我理解的“两难”，一是经济增长由外转内的困难，二是经济转内后的增长动力的困难。
袁钢明：我觉得，中国面临的有些问题是“两难”问题，有些不是“两难”问题。从目前的经济形势看，本来不应该犹豫和为难的房地产问题，政府却感到犹豫不决，把它看成是“两难”问题。事实上，房地产根本不是“两难”问题。
之所以把房地产看成“两难”问题，是因为政府怕侵犯了房地产商的利益，最后侵犯到政府自己的利益，这是“两难”问题吗？老百姓都知道，房价高涨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摇摆不定，到底要维护房地产商和政府的利益，还是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我认为，对房地产就应该坚决调控，绝不放松，最多是造成一些暴利阶层破产而已。但政府如果不站在人民的立场，中国经济肯定会走向绝境。
其实，货币政策才是真正的“两难”问题，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的矛盾，货币政策紧缩，有利于防范通胀，但不利于经济增长。现在，一些人把很多问题都混淆了，误导了政策决策的选择，加大了政策决策的困难。
华 生：在经济“两难”的情况下，要知道什么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如何抓住主要线索去入手，这是最重要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还不是十分清晰，所以就会表现出“两难”。
如果我们脱离了整个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短期看，当然面临着“两难”问题。如果不加大投资，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受到影响，“两难”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我理解的“两难”，还是从短期应对角度来说的，解决“两难”问题，关键是要跳出“两难”的框架，在一个大框架下解决“两难”问题。
《新财经》：很多专家认为，2009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是靠“激素”促进的。但“激素”只能维持一时，不可能持续。今后，“激素”没有了，经济怎么发展？
霍德明：我们看看“4万亿”的角色是什么？当初给“4万亿”的定位，就是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来渡过难关。也就是用所谓的“激素”来刺激经济增长，“激素”在短期内肯定是有效的，但是，经济学家都很清楚，靠“激素”治病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况，一旦“激素”没有了，情况会变得更糟。从现在的统计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还不错，说明“激素”的持续效果还是有的，但下半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不足了。
未来十年、二十年，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中国经济要不要再靠外需。从过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十年看，经济靠外需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既然靠外需不可持续，那我们就要靠内需。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化，我们都不用再靠“激素”来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激素”是应对外面的世界的。
更何况，“4万亿”投资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应该把这件事看淡了，让内需真正发挥作用。讲到内需，就要讲到市场，但现在的一些补贴政策，比如家电下乡等优惠政策，都是非市场的东西，是不可持续的。要把市场机能真正培养起来，就要讲市场价格。市场价格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或过剩。所以，我们讲市场的时候，要重点讲价格，它能反映经济最真实的一面。
调结构才能促增长
《新财经》：很多人认为，“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存在着矛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萧国亮：保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其实并没有矛盾，结构调好了，经济自然就增长了。这就像盖房子一样，结构不牢固，房子盖起来就不会牢固。所以，如果不讲结构优化，只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那就矛盾了。
袁钢明：有些问题是人为制造的“两难”问题，比如结构调整和保增长问题。结构调整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结构调整应该是发展高技术、高水平。我认为，结构调整最重要的是提高居民收入，但有些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提高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低成本会成为所谓的“两难”问题，认为居民收入提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就会消除。这是胡说八道，居民收入的提高不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吗？怎么是“两难”问题呢！
华 生：金融危机后，外需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大幅度扩张，这就需要用内部需求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内部需求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既然把结构调整的口号提出来了，就要认清楚中国现在最大的结构问题是什么。像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等，永远都会存在，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中国在目前阶段，最重要的是城乡结构的调整，是中国大部分农村人口如何变为城市人口的问题。城市化本身会创造巨大的需求，也是我们要调整的主要方向。如果朝着这个方向走，中国经济就不存在“两难”问题。关键是我们能否抓住这个最大的结构问题，然后集中力量去解决问题。
《新财经》：结构调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什么？
华 生：现在看来，政府对于经济转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结构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下决心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面临的是短期的“两难”，左右摇摆。
我觉得，中国经济的主要发展方向就是城市化，要解决几亿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还要解决他们的家庭成员市民化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就会出现大量的供给，同时会产生更大的需求，这足够推动中国经济再增长十年到二十年。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并没有转到这方面来。现在搞的一些保障性建设，也仅仅是解决城市人口问题。我们应该解决中国经济今后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增长问题，要有大的举措和决策，要抓住大方向。
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首先要做好城市规划，今后要有几亿人进入城市，这些人住什么地方？要做哪些配套投资？这些投资不仅仅是“4万亿”，也许要几十万亿。到时候，我们根本不愁供给过剩，因为有那么多人需要房子住，相关的很多产业也会被拉动。
萧国亮：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结构调整问题，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找出新的支撑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而且，这个主导产业应该由市场自己来选择，而不是用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规定。
现在，很多人认为，房地产不是主导产业，认为房地产存在泡沫。但我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完成之前，从总体上说，谈不上房地产有什么泡沫。如果要说有泡沫，目前的房地产泡沫充其量也是局部的。因为房子造得越多，才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达到50%左右的水平，与世界工业化国家70%的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如果我们搞得好，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那么，还需要有二十年时间来追赶。因此，我认为，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的特点就是“造城”。因为，房地产的产业链很长，可以带动很多行业的发展，而在未来的二十年中，中国又有城市化进程对房地产的需求。所以，房地产业是带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导产业。
《新财经》：但是，按照中国目前的房价，别说农村人买不起，城市人也买不起，房地产业如何能持续地发展？
萧国亮：我们看到，房价在2009年涨得比较快，但这是统计问题。事实上，2008年的房价是下跌的，如果把2008年年初到2009年年底的房价连起来，再扣除通胀率，我们就会发现，这两年的房价上涨比例并不高，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左右。现在，很多人都不看2008年的房价下跌，只看2009年的房价上涨，所以，感觉2009年的房价上涨得惊人。
房地产应该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但房地产的问题又很复杂，比如，有的人买了很多房子，有的人没有买房子，其实这只是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是社会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公。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应该进行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政府可以做廉租房、公租房。但是，对于房地产的资源配置来说，最终还是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进行房地产业的体制改革。如果房地产业能够保持稳定、持续地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
除了房地产，我们还应该发展其他的主导行业，比如低碳经济、新能源汽车、生物工程等。无论哪个产业，都要让市场去选择，政府只要给予适当的政策引导就行了。
华 生：房价这么贵，与我们的制度安排有关系。在目前的体制下，问题当然很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供给问题、城市规划，比如每年有多少人进入城市，需要提供多少房子，要用市场化方式提供多少，要用保障法的方式提供多少。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列入整个经济发展大规划中，才能解决房地产问题。
货币政策的选择底线
《新财经》：由于2009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今年政府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处于“两难”的境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萧国亮：货币政策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一方面管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管通货膨胀。现在，我们的货币政策应有所变化，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是外贸顺差造成的。按照经济学原理，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让人民币升值，减少外贸顺差。人民币升值以后，我们进口原材料、能源、农产品都会很便宜。但这里涉及到一个利益问题，我个人认为，由于央行发行人民币收购美元，然后用美元去国外投资，对于央行来说是没有成本的。所以，从央行的角度，它不愿意让人民币升值。
于是，这样就导致了一个“两难”问题，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两难”。如果满足了央行的利益，社会就要承担通货膨胀的风险。现在，用提高银行利率来防通胀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2007年的通胀，央行在一年之内连续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是，通胀问题仍没有解决。所以，目前货币政策的症结所在，就是人民币升值问题。
霍德明：从2009年年初开始一直执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到今年应该是紧缩了。但政府不愿意说紧缩，怕被说成是刺激政策的退出。但实际上，政策已经在紧缩了，紧缩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怕通胀，二是怕价格上涨。今年4月，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本来是针对部门的，可政策表现出来的就是宏观政策的紧缩，这样的货币紧缩政策预计下半年还会持续。
在中国，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影响的不仅是宏观层面，更是分配层面。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把房地产价格打压下去的话，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下半年要看房地产的实际动向，才知道货币政策的走向。我预计，下半年房地产的价格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耗在那，看谁更能坚持。
袁钢明：真正的“两难”问题是货币政策，这其中有一个利弊权衡的选择底线。比如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两难”，不能把通货膨胀的防范限定得太严格，把价格指数定得太低，CPI一到3%就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这个时候经济增长还没有起来，价格才刚刚开始上涨，此时控制通货膨胀，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却被打压下去了。2008年的通胀实际上就是猪肉问题，不是货币投放过多的问题。但是，政府把通货膨胀看得太过度、太敏感，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的严重下滑，中国经济下滑根本不是金融危机造成的。所以，在“两难”问题上要搞清楚，不可能用很低的价格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要找到合理的搭配空间，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为了保增长，货币政策应该宽松一点，价格可以高一点，CPI到5%，甚至更高一点；二是增长的目标定低一点，价格目标也低一点，如果CPI选择3%，那GDP就选择5%。这时候，紧缩的货币政策就不存在“两难”问题了。低通胀、低增长，就要紧货币；反过来，高通胀、高增长，就要松货币。这不是一个“两难”问题，你选择了一个，就要丢掉另一个。
宏观调控应有法律依据
《新财经》：有人预计，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会放缓，而且很多产业会产生产能过剩的现象。前不久，工信部公布了18个行业2087家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您怎么看下半年的经济趋势以及产能过剩现象？
霍德明：下半年的宏观经济增长可能比上半年低一点，个别行业可能会出现问题，比如汽车，估计下半年要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现在的主流说法是，中国很多产业都有产能过剩的现象，而且很严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中国经济整体上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像汽车、水泥、造纸等行业，国务院曾经出过一些文件，对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做过一些调整。但是，如果不是政府在主导，中国不会发生产能过剩的现象，政府的主导和决策，在一些时候很可能会出错。
即将关闭的2087家产能过剩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这实际上又是一次“国进民退”。问题是，这样的“国进民退”是不是必要的，为什么一定要用政府的行政力量去做呢？行政手段表面上效果很快，但一些决策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甚至是错误的，比如“铁本事件”。
淘汰落后产能，政府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不应该用行政手段，应该用其他的办法。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行政手段是最后的选择，用价格调整、税收调节等方式，远比用行政手段更符合经济学规律。
《新财经》：很多专家提到，如果宏观调控政策只是为了增长而增长，就会产生矛盾。那么，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才能让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萧国亮：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需要改善宏观调控机制。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比如，制定《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不是个别人想怎么调控就怎么调控，要有一系列的宏观调控的法律依据，这样，宏观调控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才能让市场有一个明确的预期。
现在，大家对于政府的政策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政府出牌，谁都没有办法预测。而且现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有点过头，就像人得了病以后过度治疗一样。很多应该让市场来发挥作用、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的问题，都应该让市场说了算，不应该都由政府来包办。
所以，宏观调控政策应该通过人大，要有一个法律程序。只有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宏观调控制度的变革，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美国的宏观调控就是建立在很多法律基础上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有国会通过才能执行。
霍德明：很多人对调结构没有反对意见，但对保增长持保留意见。“保”的意思就是大于等于某一个数值，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保持10%的增长已经是很惊人了。对于经济的正常增长速度，政府是有责任的，但不能预期未来经济一定要保持10%甚至以上的增长，千万不要有这种预期心理。最近，统计局将2009年的GDP增速由8.7%调整为9.1%，很清楚，这样的增速是“4万亿”的人为力量促成的。所以，经济增长不应该用“保”，追求合适的经济增长就行了，要把调结构放在前面，这是符合经济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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