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随着欧盟外交权力的集中，中国需要应对一个更加统一的欧盟。
□ 本刊特派伦敦记者 张翃 见习记者 陈沁 记者 黄山 | 文
“请叫我Cathy，大家都这么叫。”今年5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演讲时，面临整个礼堂满满当当的听众，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
阿什顿现在的职务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通俗一点可以说成“欧盟外长”。这是2009年欧盟《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新产生的一个职位，将原有的欧洲理事会“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合二为一，结合前者在欧盟共同外交与防御政策上的代言权，与后者在对外关系事务方面的财权，意在赋予欧盟在外交事务上的更大权力。
作为欧盟级别最高的官员之一，阿什顿没有很多女性高官那种“铁娘子”的架势。走在街上，你可能会认不出她来—也许因为她没有撒切尔夫人或希拉里那样标志性的发型。从被任命为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的第一天起，她就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冷嘲热讽，甚至是面对面的刁难。
无需避讳的事实是，她之所以能当上首任“欧盟外长”，运气胜于资历。她的外交履历几乎为零，刚任欧盟贸易专员不足两年，国际声望也低。之所以被选上，只因为她属于一个中左翼政党、是英国人、也是女人。
去年年末，在首任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的争夺战中，原本呼声较高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最终敌不过反战人士的强烈抗议而无缘此职。作为对英国的“补偿”，由英国人担任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即成为各成员国心照不宣的协定。再加上欧盟委员中中右翼政党居多、女性比例不足，身为英国左翼工党党员的阿什顿就成为各方勉强接受的妥协。
阿什顿的硬伤是，她这辈子担任的政治职务从来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被任命的。学社会学出身的她早年任职于一个民间反核武器组织，后来的经历也主要以社会工作为主，接触的主要是缩小贫富差距、教育、医疗等等民生话题。直到1999年被授勋进入上议院，开始负责宪法、司法方面的事务。外交经验的空白使得对阿什顿能否胜任“欧盟外长”的怀疑至今没有平息。
年初上任后，阿什顿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设计出欧盟外交的新体系—“欧洲对外行动服务署”（EEAS）。要让这个新机构发挥作用，她就要尽量争取发展援助、邻国邦交等重要问题的决定权，但又不能要得太多，否则会让欧盟委员会觉得受威胁；她要尽力说服疑心重重的欧盟议员给与这个组织充分的预算；她还得计算出如何分配27个成员国外交人员的比例，以免被人指为“厚此薄彼”。
EEAS的组建方案已于7月获欧洲理事会通过，将于今年12月正式成立。能够顶住巨大压力按时完成EEAS的组建计划，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位外表温和的女高官内心的坚韧。
没有经历过威斯敏斯特勾心斗角的阿什顿，身上少了英国政客常见的那种狡黠，多了一分直率的清新感。从个性角度上说，她或许是中国人更喜欢接触的类型。
在这次来华出席中欧战略对话前，她再次受到了来自法国的攻击。法国外长库什内不满于阿什顿为访华放弃参加9月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东和平会谈，称欧盟作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最大资助方和中东问题国际四方的一员，缺席如此重大会议是“一大憾事”。但阿什顿认为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会面、开启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比出席华盛顿会议更有实质性内容。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她讲了一个自己最欣赏的笑话。在里斯本条约创立“欧盟外长”前，人们经常引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话问，要打电话给欧洲，应该打给谁？意思是欧洲没有一个具体的代言人。现在有了“欧盟外长”，这个笑话也过时了。新的版本是：打电话给欧洲（当然是打阿什顿的号码），有人接了，这个时候你会听到：德国立场，请按1；法国立场，请按2……如何成为欧盟27国外交事务令人信服的代言人，是阿什顿任期内永恒的话题。
面对中国
与中国的关系将是阿什顿的一大挑战和机遇。
去年年末，经历了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风头被“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盖过，英国毒贩阿克毛在中国被处死刑等事件，欧洲政策界掀起一阵反思对华关系的热潮。欧洲突然意识到：他们原来在对华外交上不免过于天真，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撬动力和中国的外交策略都认识不足，对于接触中国就能让中国认同、融入已有国际体系的想法过于一厢情愿。
但没有人认为欧盟应该掉头走向遏制中国的极端。逐渐形成的共识是，欧盟会在今后与中国的交往中更加讲究“有予有夺”。
欧盟的反思之一是，对华关系问题上成员国的各抒己见、不加协调，对加强欧盟外交声音于事无补。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08年因为德、法等欧洲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决定会见达赖，原本无风无浪的中欧领导人峰会突然被中方叫停。以法国为例，只是在法方重申了照顾中国重大利益和核心关切后，两国才在G20伦敦峰会前夕通过发表《联合声明》恢复了关系，并通过总理菲永和总统萨科齐相继到访，双方合作步入正轨。
对此，8月30日在北京的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对本刊记者表示，“尽管高潮和低谷都是伟大古老友谊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会尽力避免两国彼此疏远。”
但欧盟从中吸取的教训不会是就此息声—欧洲民众对人权问题的高关注度决定了欧盟以及各国政府必然继续高举人权大旗。这个时候，他们庆幸于《里斯本条约》后欧盟在外交事务中可以发挥的更大作用，今后成员国将更多地将人权这样的棘手话题交给布鲁塞尔，从而腾出手来与中国进行其他更具体事务的谈判。
一位英国外交部官员曾对本刊记者说，像人权这样的问题交给布鲁塞尔，是因为“一个声音说话好过27个声音”。但由于欧盟“全体一致”的决策机制，欧盟能做的只是27国的最大公约数。各个成员国还会根据自身需要，在欧盟基础上加码。
欧盟的另一个反思是，过去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诉求过多，叫人“摸不着头脑”。本刊记者曾听多位欧洲智库学者转述过中国外交官对欧盟这样的看法，“欧洲到底要什么？”中国更喜欢与美国外交官打交道，因为美方代表团到中国来，总能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议题排序，重点一二三，双方因此能够开门见山，直来直往；而欧盟官员来到，往往带着一份长长的清单，并决定不了其中的哪些更重要，哪些可以让步，因此与欧盟的谈判效率低下。欧盟在具体问题的立场上也往往随着成员国之间较量的结果而改变，中国难免意兴阑珊。
为此，欧盟重要的智库“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ECFR）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对华外交的报告中建议，欧盟要将对华关系置于全球框架下。报告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政策重点：贸易与投资政策、产业与技术、气候变化、核扩散与伊朗、人权。
9月2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与阿什顿举行会谈时，则点出了经贸、绿色经济、高新科技等重点合作领域。双方关注点的交叉和差异可见一斑。
阿什顿此次已是在“欧盟外长”任上的第二次访华，对于她能将中欧关系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新平台，她身后没有太高的期望值。欧盟在线媒体《欧盟观察家》发表评论，悲观地认为虽然中欧建立起了“战略对话”，但中欧双方对“战略”一词的理解存在本质不同—中国理解的“战略”是长期的利益，欧洲理解的“战略”却是当下的要点。
的确，中欧之间并不是缺少对话，相反，对话机制林立：1998年，中欧开始了每年一届的中欧领导人峰会；2003年，中国与欧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中欧间开始有了副外长级别的“战略对话”；贸易、经济、人权、政治等方面的对话往来也不可谓不频繁。但效果却见仁见智。
对中国来说，阿什顿的出现值得期许。至少，欧洲现在有了阿什顿这样的“接线员”，中欧外交的脉络或许能清晰一些。
成员国声音
如果说阿什顿代表的是欧盟层面上的对华政策新思维外，那么来自具体欧盟成员国、特别是欧盟中大国的声音，也必须得到重视。以今年上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出现的西班牙，其首相萨帕特罗一度与今年伊始方走马上任的“欧盟总统”范龙佩和阿什顿一道，成为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的代表。
而在刚过去的8月，为了出席世博会西班牙馆日的活动，现年50岁的萨帕特罗第三次以首相身份访华，并在北京接受了包括本刊在内的小型媒体访问。8月底的北京午后，稍显炎热，但为了此次中国之行的非正式性，采访选择在使馆官邸外的露天进行。
身材适中的萨帕特罗，在西服之下，身着浅蓝色衬衣和深蓝斜条纹领带。在一位同行的录音笔掉落桌下时，贵为首相的萨帕特罗竟然弯下身去帮忙捡起，印证了他一小时采访中始终如一的亲切笑容。
作为欧元区第四、世界第九大经济体首相的萨帕特罗，很显然希望此行不仅能给西班牙带来更好的商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加深同中国的战略合作。在接受记者采访结束后同温家宝总理的见面中，萨帕特罗提到，希望推动欧中关系中重大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使两国和欧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在萨帕特罗眼中，西班牙的利益是与欧洲的利益牢牢捆绑在一起的。“就像我们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那样，我们也同样维护一个欧洲原则。”一直笑容可掬的萨帕特罗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双拳紧握，略显严肃。
谈及与他同期在中国访问的阿什顿，萨帕特罗表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是欧盟专为最重大问题而设，其职责是阐明欧盟立场、处理欧盟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制定欧盟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欧盟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方面，欧盟成分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萨帕特罗强调。
这也可以解释正在成型的欧盟对华外交新思维。在涉及气候变化、安全、战略联盟等重大问题上，欧盟成员国应更步调一致，向欧盟层面的外交机构让渡更多权力，允许欧盟在这些问题能以一个声音说话。
无疑，随着欧盟外交决策机构的改组、以及全球性议题不断注入双边关系，中欧关系正步入一个新阶段。问题是，当欧洲提出对华政策新思维的同时，中国是否做好相应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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