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美国压力增大 人民币汇率对策谋变
当美国压力增大时，中国一般通过加快升值的方式成功地化解紧张局势。但目前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举动更加怀疑，这种应对方式成功几率并不会高
□ 本刊记者 于海荣 特派华盛顿记者 李增新 | 文
围绕人
美国东部时间9月23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奥巴马政府亚洲事务主管贝德（Jeff Bader）会后透露，人民币汇率是双方会谈的“重要问题”。9月24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口头投票，通过了一项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随后众院将进行全体投票。
此前一天，9月22日，借会见美国企业、金融、学术界著名人士之机，温家宝已经表明，造成美方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不是人民币汇率，而是两国贸易和投资结构。
而奥巴马9月20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采访时称，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使得中国享有不公平贸易优势，中国理论上已经意识到需要改变人民币汇率，然而，实际上并没有采取足够措施这么做。他表示，美国将较过去“更有效地”执行贸易相关法律。
不仅是美国，据路透社报道，欧元集团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9月17日表示，10月6日，他将在布鲁塞尔与温家宝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会面，讨论汇率问题和货币政策。
欧盟委员会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6月中国汇改重启以来“进展相当缓慢”。
9月21日，中秋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6997元人民币兑1美元，连续第八个交易日创2005年7月汇改以来新高，较6月19日汇改重启时升值1.88％，其中从9月9日开始的九个交易日，累计升值1.33％。
与以往不同，这次美国议员抛出的《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H.R. 2378, the Ryan-Murphy Currency Reform for Fair Trade Act of 2009），将迫使美国商务部在考虑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上更加强硬。中美贸易面临更多纷争，中国该如何拆招？
“近期人民币走高是对美国‘批评’的反应。”英国研究咨询机构Capital Economics资深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表示，过去中国通过类似的方法成功地化解了紧张局势，但目前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国会对中国的举动会更加怀疑，这种应对方式成功几率并不会高。
施压新方式
9月中旬这一周，人民币汇率问题在美国参众两院分别听证。
9月22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莱文（Sander Levin）宣布，将在9月24日召集委员会成员，“考虑”《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
莱文表示，在主持上周两场相关听证会后，得出三点主要结论：第一，中国重商主义的汇率政策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构成障碍。第二，至今为止双边政府协商没有达到消除不平衡的效果。美国财长盖特纳坚持在10月15日到期的半年度汇率报告中，仍不把中国视为“汇率操纵国”，这使国会行动变得必要。第三，他做出最新修改，使法案与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相符。
在听证会前，HR2378《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希望授予美国商务部新的权限：在认定贸易伙伴存在汇率低估时，可以普遍采取反补贴措施。
这一法案是否符合WTO规则面临巨大争议。美国贸易代表柯克（Ron Kirk）对此不予置评。
中国商务部人士曾对本刊记者表示，世贸规则对补贴的界定要求有明确的指向性，即要求针对某一产品进行，汇率并不具有针对性，对所有产品都一样，所以不符合反补贴的要求。
莱文称，与听证会前的版本不同，修改后的法案不会一概而论，在确定人民币低估的大前提下，美国各个行业还要独自提出起诉，充分论证受到的经济影响。简言之，美国商务部将以个案为基础，逐个审理。
此前中美铝型材贸易纠纷中，美国商务部拒绝将汇率纳入反补贴调查范围。
但在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何伟文看来，美国商务部拒绝的理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而HR2378法案就是想通过立法使之明确化，以便此后纳入调查范围，采取措施以控制从中国的进口。
HR2378是美国两院针对人民币汇率法案中，距离“过线”最近的一份草案。在9月15日的听证会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民主党议员莱恩（Tim Ryan）表示，已有143名议员表示支持。对于此法案能否获得通过，分析者的观点并不统一。
何伟文认为，目前看，这一法案打着为了保护国内就业的旗号，通过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其前提放在人民币汇率上并不科学，“就像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东西，要惩罚他，这点没人能反对，但是人家到底破坏了没有，并没有根据”。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也向本刊记者表示，这次比以往更加接近立法程序，这一法案很可能会通过，因为“中期选举真的很重要，一个弱势的总统很难有能力控制这些更加激进的建议。”
高盛高华中国经济学家宋宇则认为，这一议案通过所有立法程序，迫使商务部对中国进口实施惩罚性关税，出现的概率相对较低，尤其是在中国允许人民币汇率震荡走强的情况下。
美国学术界代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在参加听证会时曾建议，立法、市场反向操作、国际机构磋商多头并进。美国财政部应在汇率政策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通过HR2378法案；对中国央行的操作进行反向对冲。
不过，王志浩认为，建议美国干预人民币很有趣，但如何使其具备可操作性，目前并不清楚。
对策待变
针对外部压力，中国政府的应对招数并未超出此前：派出经贸代表团赴美采购，同时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但是，此次升值的加快，让汇改重启以来形成的人民币小幅升值预期出现分化。
荷兰商业银行（ING）亚洲首席经济学家Tim Condon认为，升值加速是暂时的。今年中国关注的焦点是增长，这意味着非常小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和非常大规模的信贷增长。因此，央行可能在小范围内有些变化，保证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不会太过恶化，所以，在较短时间内人民币升值较快，但快速升值不会持续。
何伟文则认为，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态势在短期内将延续，与6月汇改重启时相比，预计近期内升值幅度就将达到3％。按此计算，接下来的几周，人民币对美元将达到6.62左右。
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提出，美国财政部10月15日发布汇率政策报告，以及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和G20峰会，都会是人民币汇率外部压力增大的时点，按惯例，中国会在未来几周通过人民币持续升值来缓解这一压力。“过去在敏感时期中国通过类似的方法成功地化解了紧张局势，但是，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方式成功的概率正在下降。”
他虽然认为中国不会允许人民币快速升值，但仍对年底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作了微调，由6.70调至6.68。
这样的升幅比一些经济学家显得保守。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一直认为，人民币至少被低估了15％，加之中国经济的周期性环境以及国际政治压力，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他预计人民币对美元在今年年底将升至6.60，2011年底升至6.20。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撰文指出，最可能成为近期现实选择的仍是“捉迷藏”策略，即在美国压力增强或者是中国贸易顺差放大之际，人民币汇率象征性动一下，在美元升值或者是国际政治压力稍减时，对美元贬值。
但他同时表示，这种策略后果令人担忧。当美国对捉迷藏失去耐心时，代替升值的缓解方案不外两种：一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刺激全球经济，以此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并为包括美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提供需求；二是在贸易和资本项目政策上做文章，贸易战、出口税、对美国的进口商品优惠等等。
出于对通胀和资产价格的担心，财政性的刺激而不是放松货币政策，会成为刺激方案的首选，与此伴随的是财政状况恶化。“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财政刺激离不开银行信贷支持，财政刺激方案有可能伴随着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加剧的发生。”张斌称。
他认为，最小损失的方案是10％-15％的一次性重估后，引入双边区间内波动。宏观当局按照一定规则，比如“一篮子货币”或者是带有爬行和区间的“一篮子货币”制度，管理汇率水平。这一策略会对个别部门就业带来短期冲击，但对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国民总体福利有促进作用。
不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9月14日发表专文，提出个人看法：人民币汇改重在完善机制而非调整水平，不应将人民币汇率重估作为汇改的目标。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走势受制于许多长短期因素和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每个时点上影响汇率升值或者贬值的因素都会存在，只是不同阶段、不同因素的影响力不同，但升贬值力量会此消彼长、动态转化，并非一成不变。
“目前人民币汇率决策过于被动，决策需要有前瞻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既然知道山雨必来，不妨预先做一些调整，往后也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一开始什么都不做，直到最后一刻又不得不调整，就把自己推入了一个被动的境地，并且非常不利于下一轮的政策博弈。
“应该逐渐淡化政治因素，慢慢地让市场力量来决定汇率。”瑞穗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对本刊记者表示，目前人民币面临的并不只是外部压力，如果单从经济因素考虑，人民币没有理由不升值，而且人民币已经进入加速升值的轨道。
他认为，中国出口表现依然强劲、贸易顺差明显高于预期、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强劲，加之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化正在加快，四个因素都决定人民币应该往升值方向走，预计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将会达到6.5-6.6之间。
在具体升值方式上，沈建光认为，不必选择一次性升值这种策略，按照现在渐进式策略，累积下来升值速度也并不慢，“重要的是要形成合理的汇率形成机制，让市场发挥作用，该升则升，该贬则贬。”
本刊记者霍侃对此文亦有贡献
决策者首选仍是经济增速 年内加息可能小
可以预计，决策者的首选仍是保持经济增速，但中期来看，货币政策正常化当越早越好
□ 本刊记者 张环宇 | 文
“加
息？不会。”股票投资者“收银员”对同伴作出在线分析：政府要保增长；就算加一点也没什么，钱放在银行吃那点利息谁心甘。
刚买了一只股票，几天就涨了，他也并未满足，“比起借钱炒房还差得多”。
不过，加息阴影之下，股市还是颇显谨慎。中秋节前，上证指数连续六个交易日收阴，成交量严重萎缩，市场观望情绪加重。
市场的担忧源自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超预期上涨。当月CPI同比上涨3.5％，达到22个月以来的最高峰。虽然国家发改委随即在官方网站发出分析文章，称“实现全年3％左右的预期调控目标是完全可能的”，市场忧虑未除。此前，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数据发布日期的变更，也被解读为给加息决策出台留出时间。
今年以来，央行在利率政策上一直静观不动，但国内通胀水平正逐步走高。以商业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与CPI之差衡量，二者之间的落差现已有125个基点。简单观察便得出的“负利率”结论，引来学者对此继年初之后的第二次议论。
多数分析人士揣摩高官言行并对照过往经历，认定依目前情状今年不可能加息。而有学者建议不对称加息，即保持贷款利率不变，小幅上调存款利率，借此缩小负利率水平。另有人提出，可重新启用储蓄保值贴补，或者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适度放开存款利率上限。
是否动用利率工具，各方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
负利率之忧
官方的表态显示目前的通胀仍属温和。
9月15日，国家发改委在分析文章中称，国内粮食价格趋于稳定，秋粮有望丰收，粮食供应无忧；生猪和猪肉价格将保持基本稳定；食品等新涨价因素的影响将被抑制，翘尾因素减弱，根据这些因素，“国内价格总水平并不具备持续大幅上涨的基础”。
市场的疑虑并未完全打消，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能否被控制住。海通证券就在分析报告中指出，猪肉价格在今年七八月间的上升只是上涨的开始。由于饲养和深加工对玉米需求的年年增加，以及政府今年上半年大力干预后储备下降过快，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玉米价格的坚挺或走强的可能性很大，这会刺激猪肉价格的上涨。
以名义利率与CPI的差值简单计算，自2010年2月至今，中国实际利率为负已持续七个月。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等数位分析人士认为，负利率将加剧通胀预期，加大房地产及商品投机，鼓励过度投资，它还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由于进行预防性储蓄者多数为一般民众，因此，有学者将负利率称为“退步税”和“老人税”，指其更多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一种税收。
鉴于夏季中国农产品价格两个月环比上涨9％以上，且其传导至CPI食品价格还有一个时滞，马骏预计9月中国CPI仍有继续上升压力，此后CPI方才见顶回落。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也在9月20日的分析报告中称，9月食品价格继续上升，生产资料则因产量下降而价格反弹，“预计9月CPI同比增幅将进一步上升至3.6％”。
在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看来，未来一年很可能存在农产品，特别是肉禽类价格的超跌反弹，这使明年的CPI将高于未来的平均水平，可能达到4％左右。“在2011年中的时候，CPI季度同比将可能达到4.5％左右的水平。”
他同时指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仅将反映在农产品价格之上，也将在部分服务部门中反映出来，这也会给通胀带来一定压力。
仅从基数效应考虑，明年上半年的通胀压力也将抬高，此外，美联储进一步推进量化宽松政策日益明朗，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面临新一轮攀升，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届时或将显现。
美银美林中国经济学家陆挺的研究则是另一个结果。据他测算，中国自2009年初起就进入了负利率，但幅度一直较为温和，目前仅为-0.75％。他认为，目前的3.5％通胀与1988年的20.7％和1994年的25％通胀相比，算不了什么。
加息之辩
多数分析师显然认为自己属于猜透了中国“会做什么”这一类，而不是“应当做什么”这一类。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中国决策者的首选项便是保持经济增长势头。“须知，中国的决策，不仅要看CPI，还要看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陆挺为此给出明确的结论：中国今年不可能加息。
目前持此类看法者居多。荷兰商业银行（ING）亚洲首席经济学家Tim Condon称，“今年（中国政策）主要是关注增长，所以应该不会在年内加息。”但他也强调，货币政策正常化越早到来越好。有些值得做的事，早做比晚做好。
“从央票利率看，央行还没有向市场传递（加息）这个信号。而且现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仍然是在投放流动性。”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石磊认为，不均衡加息如果幅度太小，根本起不到应有的政策效果，“而且，现在存款准备金率也还有调整空间，所以加息并不是最优的选择”。
央行9月19日公布的三季度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3.9％的受访银行家认为四季度货币政策将保持现状，这比上季提高了12.4个百分点。
陆挺预计，年末CPI将回落至3％以下。由于揽储行为，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已没有意义；与1988年和1994年的两位数通胀相比，现在对存款保值贴补也只是徒增市场疑虑。
石磊也认为，保值贴补和存款利率自由浮动的可能性并不大。保值补贴已经停用多年，而且现在通胀仍相对温和，远不及上个世纪90年代两位数通胀的恶劣情况；而存款利率市场化，在当前也不具备操作的可能性。“这和不对称加息本质是一样的，但可能会引发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
非对称加息的必要性有多大？中信证券投行委执行总经理高占军认为，不对称加息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对称性的程度可能比市场想象得要小。虽然小幅提高存款利率并不能彻底扭转负利率情况，但会对通胀预期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他称，“一般来说，周期变动后的首次加息，对通胀预期影响会比较大。而且只要后续政策及时跟进，效果就会比较明显。”
“不过，短期内加息的可能性还是很小。”高占军对本刊记者表示，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水平还在持续，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虽然不大，但经济复苏乏力。而中国货币政策的变化，无疑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外需仍面临较多变数，中国国内的结构调整及加息后产生的其他效应，也不得不考虑。9月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已经达到1.66％。加速升值同时重启加息窗口，由此造成的出口下滑和资本流入压力，将会相当沉重。
中金公司经济学家张智威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一旦加息后导致的“热钱”流入风险，使得年内即使提高存款利率，也只会增加27个基点。“在贷款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存款利率小幅上调，对整体经济影响不大，对银行业的影响也没有市场想象的那么严重。”张智威称，存款利率自由化也同样是可选政策之一。“这在本质上和非对称加息是一样的，但这种放开仍然是有限度的，增加一些自由度，但不会是完全放开。”
经济学家
α脱钩
□ 乔纳森•安德森 | 文
如果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币值被低估了，而且市场也要比发达国家健康，那么对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
目前，关于新兴市场国家存在两大争论：一是价格水平，二是资金流动。大多数投资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错误定义了“脱钩”概念。对比过去15年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GDP增长情况，我们有三个发现。
第一，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β值（指经济增长的整体态势）是否存在“脱钩现象”？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二者的增长曲线几乎完全相同。高度全球化使发达国家遭受冲击时，势必对新兴经济体产生明显影响。
第二，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两大阵营的α（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否存在“脱钩迹象”？答案是肯定的。尽管1995年至2002年期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一直为正，但也只不过在可怜的1％左右。然而，自2002年始，新兴市场阵营加速增长，增速堪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最高值。新兴市场的α不断超越发达国家阵营，而且一再扩大，超过对方4个百分点。即便是在2008年至2009年，新兴市场阵营α却一直保持在4％左右。
第三，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者们，究竟应该更为关注哪个“脱钩”？α还是β？使用“日”或“周”交易数据分析，全球β值主导着各种类型资产的价格。然而，过去任何时段的数据都表明，α值决定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价格水平和资金流动。
经验表明，大多数投资者，要么误解了这种脱钩，要么无视它的存在。投资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二。
误解一：新兴市场国家价格水平“紊乱”。
最近几乎每天都有人说：“为什么发达国家股市如此低迷，而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却屡创新高？肯定有泡沫，价格总有一天会大幅跳水。”这是一个典型的将β误认为α的例子。
在发达国家股市的整体收益水平持续低迷的情势下，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已经恢复到了其2007年至2008年的峰值。根据UBS报告，截至2010年底，全球新兴市场国家股市综合收益，将比2007年的水平整整高25％，而发达国家该指标为-3％。
由此可见，由于β值几乎没有“脱钩”，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判断与全球整体水平相关。但从长期看，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速度要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误解二：新兴市场资金流动是个麻烦的信号。
持这种观点的人总说：“太荒唐了，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总量已经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这除了过度投机，还能说明什么呢？”
首先，据对非直接投资资金流入的预测数据分析，新兴市场国家证券市场资金总量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月度数据显示，新兴市场的美元债券和股票基金的收益率，已经远高于2007年至2008年的峰值水平。然而，如果用损益进行调整，新的数据显示，实际美元资产收益率还是比峰值要低。
MSCI的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总额已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值总额已几乎回升至此前的高位。除非考虑到α脱钩的市场规模因素，否则上述数据也会令我们的结论受到质疑。 我们并没有对债券市场做过整体性的统计分析，但这些市场也存在混淆α和β的危险。如果分别观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收益差异，过去五年，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的收益曲线基本一致。这也证明全球β值对各种类型资产都有影响。
如果分析发达国家（所谓G3，即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率和收益率，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币值被低估了，而且市场也要比发达国家更健康，那么对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
作者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为瑞银集团环球新兴市场经济师
专栏
谢国忠：中美贸易是小摩擦，而非大战争
□ 谢国忠 | 文
除非中国限制政府滥用权力配置资源，否则，贸易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加剧，并可能在五年内酿成贸易大战
美国正在对中国不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美国国会就人民币汇率举行了听证会。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大声抱怨，人民币升值太慢。施压似乎有点效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每天都创新高。但是，每次新高仅为小数点后第二位的变化，因此，美方仍非常不满。美国是否会通过重大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案，扰乱中美两国贸易？
美国“惩罚性法案”会搁浅
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之前，众议院可能会通过一项法案，扰乱中美两国贸易。但是，中期选举结束后，参议院不会批准这项法案。美国可执行的措施无非是禁止进口某些中国产品，主要是仍在美国生产，或对美国的大公司并不重要的产品，例如，钢铁、化工产品和太阳能电池板。这些措施可能会使部分中国公司感到相当痛苦，但是，对整体中美贸易影响不大。中国出口的产品中，三分之二是由跨国公司直接拥有，即由它们贴标和配送。中国工厂即使不是跨国公司所有，也和它们的分厂一样。美国政府是不会破坏这些公司的业务的。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贸易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原因有二。首先，中国贸易在美国的附加值比在中国高。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在美国的零售价是出厂价的3倍至4倍。如果贸易遭到破坏，美国经济可能蒙受巨大损失。其次，苹果、惠普、耐克等美国公司从中国生产中获取巨大利润。它们的产品利润率很高，因为它们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生产产品。如果贸易遭到破坏，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会暴跌。
理性观点对近期发展并不重要，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行动后果决定一切。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大选，众议院可能会高唱着圣母玛利亚，通过推动针对中国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法案。但是，即使该法案在众议院得以通过，选举结束之后，也不可能获得参议院批准。金融市场的动荡会说服参议院。
今年前七个月，美国货物贸易比去年增长24.6％，但仍比2008年低12.1％。2010年，美国贸易总额将突破3万亿美元。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商品贸易比去年增长40％，全年可达2.9万亿美元，比2008年增加15％。考虑到两国贸易规模，爆发贸易战的可能微乎其微。
美国的目标是平衡双边贸易。今年前七个月，美国海关数据显示，从中国进口商品价值1930亿美元，出口至中国商品价值486亿美元。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36％，进口则比去年增加14个百分点。目前，两国贸易的发展趋势是合理的。但是，2010年中美两国贸易逆差仍会进一步扩大，因为进口为出口的4倍。按当前趋势发展，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开始下降，将需要八年时间。许多分析家认为，汇率出现大动作，会加速这一进程。
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的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1985年，日元兑美元比价翻了一番，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日元汇率也没有对双边贸易逆差产生重大影响。当然，也有人争辩说，如果日元汇率翻两番，就会产生影响。我们不知道是否如此。日美双边贸易逆差开始降温后，日本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美国将制造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拱手让给了日本，无论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后来如何变化，这些就业机会再也没有回到美国，因为日本企业可在发展中国家从事生产。
人民币低估了吗？
如果只关注两国贸易平衡，是能够找到合适的汇率水平来实现平衡的。两国汇率达到一定水平，中国某些工厂就会关门大吉，即生产会出现萎缩。这是两国贸易较快平衡的惟一可能：因为利润下降，中国企业减产；由于价格上涨，美国购买力下降。这种解决方案实际上是将蛋糕做小。我看不出在不破坏中美两国经济的前提下，何以达到贸易平衡。
显然，人民币汇率并没有浮动。因此，有人说人民币汇率不是以市场为基础。我并不想说，中国政府已经将汇率设定在“合理”水平。市场也不会这样认为。上世纪90年代，市场催生经济泡沫，导致1998年亚洲货币崩溃。无论基本因素出现多大变化，都不应该出现这样巨大的动荡。日元经济没有出现任何变化，日元汇率却大起大落。给中国的教训很清楚：将汇率完全交由市场操控，是灾难性的。
中国也有很多问题。但低估汇率不是问题。我反而认为人民币可能被高估了。近十年内，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4.5倍。在经过长时间和大规模的货币扩张之后，从来没有任何经济体的货币会不贬值。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资本会巨额外流。这才是对中国的考验，而不是今天的升值压力。
中国的宏观挑战，是其危险的房地产市场。现在房价超过可持续水平100％。泡沫破裂后，部分省份的土地价格可能会下跌70％-90％。尽管政府采取调控政策，房产热情仍然看涨。但是，针对市场的不利因素层出不穷。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变化是主要因素，可能比政府调控房产市场的措施更重要。中国利率将迅速上调。如果土地价格开始下跌，人民币升值预期会进一步下降，导致资本外流。由此产生的流动性短缺，将导致土地价格进一步下跌。螺旋状态可能已经开始，但速度很慢。明年下半年，形势将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看起来并不可能平衡双边贸易，但是，未来形势看起来对美国企业获利却相当有利。过去20年，美国企业得益于中国生产成本低。现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正趋于平衡，工资开始快于名义GDP上涨，美国公司又可以开始将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在美国的售价卖给中国消费者，以此获利。事实上，美国名牌商品在中国的售价更高。再过15年，中国的消费市场堪比美国。届时，许多美国跨国公司可在中国获得比在美国更多的利润。标准普尔500公司的收入，几乎有一半来自海外市场。中国的增长能够进一步提高这一份额。据估计，美国养老基金有6万亿美元的缺口。如果美国股市上扬，海外盈利增加，就可以填补这个漏洞。
在货物贸易方面，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增长很可能会持续大于从中国的进口。农产品、自然资源和设备名列美国出口至中国商品的前茅。不过，由于基数效应，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双边贸易逆差还将居高不下，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还会继续增加。由于中国与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贸易都会出现逆差，美国需要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这可能是美国在十年内实现贸易平衡的惟一办法。
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增加最快的是农产品和资源产品。美国在这些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考虑到环境方面的因素，贸易政策并不有利于这些产品的出口。而美国发展这些行业的空间很大。若想平衡双边贸易，重点或许应该放在宏观方面，而非微观方面。
风暴正蓄势
虽然眼下不太可能出现贸易战，未来几年，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加剧。专门针对某种商品的保护措施会激增。中国企业会越来越难以在美国销售它们自主开发的产品。中美贸易会越来越集中在美国跨国公司中。显然，这对中国公司来说不是好消息，因为这些公司渴望树立自己的品牌，或者建立它们自己在美国的分销渠道。中国可能会作出反应，限制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虽然两国贸易将继续发展，但是，增长率将大幅度减缓。在未来十年内，双边贸易发展的速度可能还不及过去的一半。
中美贸易摩擦的迹象表明，全球贸易将会放缓。这可能是好事。过去20年来，由于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大部分可以转移的生产都已完成转移。其余的生产由于受政治干扰而难以转移。未来全球货物贸易可能与全球经济同步增长。
长期以来，全球化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共赢的。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发达国家多年来享受廉价商品，现在由于失业，发达国家面临痛苦的收入问题。发达国家的未来看起来更糟。
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让中国感到头痛，全球化的各种压力却对中国的出口经济造成更多威胁。中国目前需要缓解全球化的紧张局势。关键是要限制政府调动资源实施投资的权力。中国经济中最不寻常的现象就是政治经济。除非中国限制政府滥用权力配置资源，否则，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加剧，并可能在五年内酿成贸易大战。
虽然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压是“水杯中的暴风雨”，但是，中国必须启动政治经济改革，以应对全球化的紧张局势。否则，风暴会真的来临，只是时间问题。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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