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泰：税收痛苦，苦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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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在税收痛苦指数是否科学合理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还不如切实思考一下降低税收痛苦指数的可行路径

　　“税收痛苦指数”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自《福布斯》第一次公布这个指标以来，始终众说纷纭。但最近有关税收痛苦指数的热议之声日隆，反倒使这个本来颇具娱乐性的指标，具有了某种稍嫌严肃的味道。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为什么税收痛苦指数这一具有娱乐色彩的指标，在中国会变得如此凝重？二是税收痛苦指标是否就等同于税收负担指标？三是怎样才能降低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

　　一、为什么税收痛苦指数在中国显得如此凝重？

　　税收痛苦指数在中国，为什么被“小题大做”，以致成为众矢之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各式各样的指数（除了那些很严肃的官方指数之外）通过排行榜的方式，不仅体现指数本身反映的内容，作为指数发布者的一种营销方式，也存在着娱乐性的用意。这有些像“吉尼斯世界纪录”。《福布斯》作为一份主流商业杂志，其发布的税收痛苦指数，似乎也未必真的想就一国的税收负担来说三道四。通过这种炒作效应，达到“眼球经济”的效果，也许才是其初衷。

　　在现时的中国，税收痛苦指数之所以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或许倒是值得深思的。为什么众多高层官员、经济学家们为之反复论证，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对我国的投资环境难免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妨碍了引进外资；二是诱导了公众对当前税收负担的判断，施加了较强的减税压力。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在实际效果上，税收痛苦指数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影响，应该是微不足道的。至少自该指数发布以来，中国的外商投资并未出现与之关联的显著变化。在国际视野中，税收痛苦指数排名全球第一的法国，也未必真的把它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对于第二个原因，从各种网络传媒的反响来看，似乎确实存在某种被人为放大的减税压力。但是，税收痛苦指数不等于税收负担指数。税收痛苦指数高，也推导不出因税负重而应减税的结论。这也就进一步引申出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税收痛苦指标是否就等于税收负担指标。

　　二、税收痛苦指标是否就等于税收负担指标？

　　目前，对于税收痛苦指数的批评大都基于这个出发点。税收痛苦指数以最高边际税率作为衡量标准，不能真实反映税收负担水平，因而是不科学的。如果单纯从指标设计的合理性而言，以税收痛苦指数作为衡量一国税收负担高低的标准，其评价方法确实存在常识性的错误。但问题在于，它叫做“痛苦”指数，而不是“负担”指数。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税收对于纳税人而言，或多或少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在当前公民纳税意识尚属薄弱的情况下，税收痛苦的主观感受较强，也是较为正常的现象。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公民如果偷税的话，社会舆论对于其品行操守将会有负面的评价。但在现时的中国，如果一个公民因偷税行为而被查处，大家也许会觉得他运气不好；没有被发现的，甚至还会使人钦羡不已。这就是公民纳税意识成熟程度上的差异。

　　“痛苦”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其程度本来就是难以准确刻画的，用一些较为容易取得的指标进行虚拟化的近似评价，也无可厚非。从这个意义上讲，痛苦指数并未以最高税率来代替税负，税收痛苦也不等于税收负担过重。

　　其原因在于：即使税收负担很重，但如果纳税人对于税收政策的决策过程，能够充分了解；对于税务机关的征收方式和纳税服务，感觉甚为便利；对于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享有充分的参与决策权利；那么税收痛苦自然就会较低。但是，如果上述条件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即使税收负担很低，税收痛苦程度也是较高的。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诠释了，为什么税收痛苦指数在草莽民间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也折射出普通公众对于上述愿望的某种期许。

　　三、怎样才能降低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

　　孟子曾经说过，“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意思是说，任何行为得不到预期效果，都应反躬自问，好好检查自己。我们与其在税收痛苦指数是否科学合理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还不如切实思考一下降低税收痛苦指数的可行路径。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的事情，是可以立即加以谋划的：

　　第一，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在税收痛苦指数中，权重较大的是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所得高达45%的最高边际税率（据统计占到28.3%）。但在实际征收管理中，工资薪金真正适用到45%最高税率的纳税人，其实是凤毛麟角的。没有几个纳税人按照这么高的边际税率真正纳过税，我们却徒然背负了一个高边际税率的名声。

　　福布斯公布的这个指数全称为“福布斯全球税收痛苦和改革指数”，而我们恰恰忽略了其中的“改革”二字。恐怕福布斯之所以选择最高边际税率作为指数测算的依据，除了其数据容易获得之外，通过对这些“有名无实”的最高边际税率，赋予较高的痛苦程度，进而促进各国降低“无效最高边际税率”，或许也是其用意之一。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所得的税前费用扣除标准（也就是俗称的“起征点”）是否应该上调，讨论得热火朝天，但是对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有名无实”却鲜有问津，而税收痛苦指数恰恰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将最高边际税率做较大幅度的下调，既不会影响国家税收收入（因为很少有人适用这么高的税率），又可以有效改善税收痛苦指数的测度结果，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提升富裕群体的税收贡献水平，推进预算公开化进程，打造阳光财政体系。其实，普通公众对税收痛苦指数具有一定的认同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税收负担就如何沉重，就需要大规模减税。普通公众的税收痛苦主要源自两个方面：

　　一是富裕群体的税收贡献相对较小，普通老百姓觉得富人并没有多纳税，因而对自己纳税感觉痛苦。针对这个问题，需要税收管理当局在征税过程中，不要单纯以获取税收收入的难易作为重点征管群体的判断标准，要下大力气强化富裕群体（尤其是所谓富豪群体）的税收征管和违法打击力度。

　　二是纳税人缴纳了税收，而这些“血汗钱”被如何使用，有些不够透明。换句话说，也就是用税收换取的服务，没有能够“物有所值”。至少在现阶段，对于提供哪些公共服务、如何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纳税人的话语权还不够。针对这个问题，需要全面推进政府预算资金使用的公开化，在依法征税的同时，切实做到依法理财、阳光理财。如果纳税人对于税收资金如何被使用，能够得到一本“明白账”，缴纳税收也未必就真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了。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搜狐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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