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必须不扰民才是好的

　　经济观察报：怎么看待在广州亚运筹备过程中，“扰民”一词的大量出现？

　　郭巍青：中国政府的治理过去需要一套话语、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套话语在过去是清晰的，那就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服从大局。所谓“大局”就是像奥运、世博、亚运这样的盛会。每个人都要服从，这就是原来的一套话语体系。

　　但是现在，以广州亚运为标志，出现“扰民”的概念。这个概念以前也有，但没有上升到媒体公开报道的层面。“扰民”概念打破了个人服从大局的话语体系，现在不是个人要不要服从大局的问题，而是大型工程建设有没有干扰个人的问题。我觉得事情的意义在这里。

　　市民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权。工程当然应该做，但公共利益必须不扰民才是好的。这就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如果永远都站在个人要服从整体的角度，个人是无法发声的。

　　经济观察报：由于这个词汇大量出现，我们是否有必要先理清一下，什么是“扰民”？

　　郭巍青：以广州亚运为例，它是道路施工给交通、环境带来的影响，而且影响面较大，包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使用私家车的人，甚至走路的人都会怨声载道。还有半夜施工的问题，“穿衣戴帽”工程等等，有时候还必须迁走一批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程施工还不是三两天的问题，有的持续半年，或者此起彼伏。

　　经济观察报：政府面对“扰民”投诉应该怎么做？

　　郭巍青：这是政府在公共管理上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现在单纯要求民众放弃个人利益以服从大局有点讲不通了。政府应该首先提高施工科学性，应该有工程的统筹规划，不要什么事情都赶在一起来。但是现实中我们发现有这样的现象：今天铺好了路，明天发现没有铺电缆又挖开。这样不行。

　　亚运期间，政府内部可能有一些不得已的理由来赶工程，但是这要作为一个公共管理的教训，以后不能这样做。要把降低“扰民”作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施工的一个前提。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有些时候，亚运的相关工作也需要民众参与，但民众可能会产生被扰的感受。例如强制开灯。市民会困惑：为什么要被强制？

　　郭巍青：这涉及另一个问题，政府应该通过一些措施激发市民的参与感，让亚运变成市民的事情，这样会在心理上降低被扰的感觉。如果市民觉得亚运会是政绩，或者说，广州塔再漂亮市民也觉得和他没多大关系，但上班的塞车却切实困扰了他，这就会对亚运产生不认同的感觉。

　　对于强制开灯配合航拍的事情，我在微博上看到有网友提出“迎亚运、共环保、齐关灯”的反面建议。这很负面，我也不赞成。但是，我们要想，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本来说大家一起开灯，让广州更美好，让拍摄广州美景变成一个荣耀。但其实民众没有荣耀的感觉。

　　所以说，能不能发展一些平台让市民参与，让老百姓觉得亚运是好事？例如借助亚运能把原本影响个人的不好的问题解决掉，那市民就会乐意参与。

　　当然，前提是首先要把施工的扰民问题尽量解决好，再配合软的手段，激发参与性，这样就不是跟老百姓对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