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中国经济学者为什么尊敬科斯

北大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接受搜狐财经独家专访

　　2010年12月29日，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将迎来100岁生日。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十余家学术机构将召开“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为科斯教授祝寿。作为本论坛的独家网络合作伙伴，搜狐财经专访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

　　科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搜狐财经：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科斯教授即将迎来100岁生日。为此，天则所、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法律经济研究中心等11个学术机构联合发起了“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一位远在美国的老人，为什么受到中国经济学者如此尊重？

　　薛兆丰：科斯不仅仅在中国受尊重。他的贡献不仅仅是他的文章，还有他编辑的《法与经济学》期刊。他开创了一个学派，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法律，考察制度的演变、形成、机制和经济效果。他以两篇文章（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开创这个学派，还编辑《法与经济学》这本杂志，这是两个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这个工作重要？因为在他以前，整个经济学的观念是把机制、机构、架构、制度、体制都看作是一个原子，没有深入到组织和结构层面去考察，他们看到的是产量、需求和价格。但在科斯以后，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能看到内部体制的重要性，大到一个国家的制度，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或者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小到一个俱乐部，一个家庭，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其间的各种关系和权利如何界定，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运作。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价格的问题，还包括质量、动机、人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行为区别等等。他的思想还延伸到了社会学的其它领域，因此，尊重他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学者，整个世界都受到了科斯的影响。

　　具体到中国来说，为改革开放做出很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茅于轼、张维迎、周其仁等人，关心的问题中国如何脱贫致富的人，都非常尊重科斯。因为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仅仅看产量、价格，因为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富有的，而有些国家是贫穷的；无法解释在地理条件上处于劣势、没有什么资源的地区能够发展起来，比如香港；不能解释有一些本来很富裕的国家，后来又变的很穷，例如二战前后的罗马尼亚。所有这些现象，在制度经济学兴起以前是无法解释的。有的国家不断投资还是发达不了，而另一些国家不怎么投资就能发展，根源在制度问题上，在于制度的设计和改变。中国的经济学者尊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受益，学会从制度角度看问题，从而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主的道路。

　　经济学的未来可能在中国

　　搜狐财经：您曾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这所学校和科斯教授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相距不远。期间您曾经和科斯教授接触过吗？

　　薛兆丰：我和科斯教授没有什么个人接触，除了跟他握过手。2009年12月和2010年7月，我参加过两次他亲自出席的会议，两次会议都是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行。其中第二次会议是专门给中国学者举办的，从7月19日开始，连续开了五天。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今年7月的会议上，他在会议开始时讲了一句话并重复了五次，他说这个会议非常重要，不是因为我要说什么，而是你们要说什么，不是因为我要说的内容，而是因为你们要说的内容。为什么呢？他长期观察西方经济学发展，对西方的经济学发展状况有很大的不满，而且几乎没有改变的希望。但他认为中国有可能会改变，中国的经济学者能够做一些他满意的经济学研究。

　　中国为什么可能做到？首先是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中国经济学者形成的思想，能够影响的人会非常多；其次，中国经济学研究体制还没有成型，还有很多灵活的地方，所以能探索出一些新的路子。科斯本人也是开创了一个新的路子，当年他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发表并受到重视，和跟当时的《法与经济学》杂志刚刚创刊有关，和这个杂志第一位编辑戴维德（Aaron Director）的新思想有关。如果不是这样，在已经成为框架的那些杂志里，他的文章未必能够发表，也未必能够使人注意。

　　基于这两个原因，科斯非常看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很希望能够把他所期待的范式在中国传播开来，进而在中国形成他所认可的经济学研究。他认为，那是关于真实世界的研究，关于具体的真正生活中的机制工厂、工业、企业如何运作的研究，而不仅仅像西方很多经济学家那样，基本上都在数学、求导和曲线中完成自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