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国经济时报以“中国局”为主题，连续组织了五期特刊，“中国模式”是最后一期。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自然是因为这个话题很受人们的关注，根据一位学者的统计，目前海内外围绕中国模式出版的书籍达上百种之多，更不用说每天报章上都可以见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了。从这些出版物，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印象，那就是出现了规模颇为浩大的中国模式的舆论洪流，或者说，存在着一场对于中国模式的“激辩”。
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从去年始，中国经济的总规模超过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在其他一些领域，中国在世界上的排位都呈现出快速赶超的趋势。依照不同经济学派对中国经济潜力的评估，以及根据我国各地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国经济的总规模，未来数十年，仍将处于快速跃升过程中。基于这一事实，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们开始系统思考“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这些思考和研究逐步深化，其最终结果便是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形成了所谓的“中国模式”。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我个人认为是存在的。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确实走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如果说，模式指的是这条发展道路内在自洽地有着一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可以说，３０年来，模式是存在的。比如通过实验主义的发展思想（其经典表述是“摸着石头过河”），我国逐渐走向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就可以看成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特征。但是，我们接下来必须很快说“但是”，为什么呢？原因是，作为中国改革进程的内部观察者，我们深知，中国模式存在着不同的层次，角度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对于中国模式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中国不同的地区，虽然处在总体上相似的政策环境下，但却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这样的模式林林总总，数不胜数。那么，中国模式是什么呢？是这些模式的简单加总吗？如何从这些不同发展路径中抽象出一个统一的模式呢？我想，这是一个让人困惑、甚至困难无比的问题。因此，在承认存在中国模式的同时，我们必须立即指出，中国模式是复杂的、多维度、多层面的。
因此，当讨论中国模式时，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模式的讨论处在一个开放的场域中。每种严肃的研究，均须经受其他研究的质疑。而且任何称得上是严肃的研究，都要将开放场域视作是一项基本条件。原因不完全在于这是任何学术探索的基本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快速发展这一事实本身。正如秦晖教授指出的，中国３０年来的快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罕见的。当学者们将这一剧烈变化中的实体作为研究对象时，一定要考虑到我们的分析工具——概念和理论——都显得不足，用物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测不准”。我曾经用了一个比喻说明研究中国当代问题之难：我们坐在高速运动的列车上，研究车窗外的风景，你看到的是快速向后运动的物体，当你得出一个结论的时候，这个物体已经远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对中国模式的抽象性概括，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或不准确。
因此，学者们在面对中国模式时需要保持一种谦恭的态度。另一方面，作为风景中一部分的我们，更应对中国模式保持足够的谨慎。当我们为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骄傲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自满的心态。我们不能将仍处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发展道路，固定化为一种确定不易的模式。无须讳言，确实存在着打算用几条公理式的原则（如“北京共识”概念提出者那样）描述中国成就的企图。这样的想法或做法之所以不可取，原因是他们忽视了中国最近３０多年来取得的成就，都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取得的，“中国奇迹”的发生学原理中，第一条就是：中国采取了开放的政策，采取了打开国门、向世界学习的态度。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无论概括为多少条，都不能忽视学习先进文明的成就这一条。如果说中国快速发展中，有什么秘密武器的话，那么，首先一个就是中国不断强化的学习能力。离开了开放性和学习能力，就不存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开放政策，只要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不断提高，我们就不会停滞不前，固化的模式就会不断被打破。
吴敬琏先生几年前说过，“改革正在过大关”。现在仍然如此。在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国家共识的今天，恐怕还不是坐下来做“年终盘点”的时候。我们与其把关注点放在总结、推广中国模式上，不如去寻求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新的方向；与其试图给中国此前的发展“盖棺论定”，不如想办法转变旧的发展模式，克服旧发展模式日益暴露出的弊端。毕竟，模式都是指向未来的问题的。一个解决了过去问题的模式，如果没有能力应对现在的处境和将来的挑战，那么，这种模式充其量只有学术研究价值。中国改革还没有到“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时候。
让我们记住赫拉克利特的话：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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